摘要
    经典是传统文学的核心部分，在文学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五四作家对传统文学经典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有所保留和选择，更以进化、人性人情和民间等标准，重释和建构了一批新的经典作品。五四时期的经典重构对于近代思想和文学观有所继承，但更体现了新的思想视野，是现代精神对传统文学的再度发掘和创造。经典重构为新文学寻找到与传统文学的密切关联点，有效促进了新文学被大众接受，并给作家提供了民族化的创作资源，从而使新文学避免走向对民族传统虚无化的道路。这种立足于本土去发现和创造现代的方式，走出了“西化”与“化西”的二元对立，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关系中具有方法学的意义。文学经典对作家创作、文学和文化传统意义都是深远的，五四时期的传统经典重构尽管也有缺陷，但在今天仍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论争。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一直揄扬“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并普遍认同“五四”对传统文学的彻底批判和疏离特征。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王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五四”与传统文学实质上存在着相当密切的继承关系。①受其影响，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②然而，迄今为止，在这些成果中，能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观点并不多。文学经典是文学传统的核心部分，世人对传统文学的认识也主要建立在对其经典作品的阅读记忆上。因此，经典对于“五四”与传统关系的考察具有特殊意义。换言之，五四作家对待传统文学经典的态度，既可折射出“五四”与传统文学的深层关系，本身又蕴含着五四文学自身的丰富内涵，很有探究之必要。鉴于现有研究成果虽间或涉及这一问题，但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也缺乏从“经典重构”角度进行审视。本文希望对之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既以推进对“五四”与传统文学关系的认识，同时也深化对五四文学和文化本身的思考。
    一、传统经典：从反叛到重构
    尽管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概念内涵有多重解读，但是，就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文学经典有其独特意义。它们是构成文学传统链条上耀眼的珍珠，其形态不一定相同，却共同构成了有独特文化和审美个性的文学历史，形成了有内在关联的独立传统，并参与民族独特文化精神的构造，沉潜为民族无意识的一部分。正因此，在文学的延承和发展中，经典具有重要而又复杂的意义。一方面，浸淫着独特民族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文学经典，以及由这些经典构成的文学传统，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者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并对其精神进行感染，对其创作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任何作家都无可置疑会受到传统经典的影响，甚至说，与它们产生关联，被融入传统中，传统经典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精神皈依。“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③而且，对于作家来说，除了精神典范上的意义，传统经典还具有实际层面的价值。因为在传统的辉映下，经典自然拥有崇高的社会声誉或者广大的读者市场，借助其光环，经典的傍依者和追随者往往能在社会影响上获得一定的现实效益。
    另一方面，“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④经典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较多的权力因素，承担着主流文化的主导功能，被赋予一定的权威和训导意义。对经典过分的倚重和推崇，可能会形成某些僵化范式，对人们思想造成有形无形的限制和阻碍，从而制约文学的创造性发展。所以，对既有经典的反抗也往往成为经典建构中的重要部分，甚至说，文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建构经典与解构和重构经典的复杂过程。这一点在社会变化比较剧烈的时期尤为显著，“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⑤
    “五四”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文化巨变的时期。对于借镜于异邦、与传统文学有着迥异面貌的新文学来说，要从主流的传统文学氛围中脱颖而出，对传统经典的批判自然是首要目标，但要真正发展和丰富自己，特别是要赢得社会认可，借助传统经典效应也是其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或出于自觉或出于直感，五四新文学倡导者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态度，就表现出批判、否定和保留、依靠的两面性。
    五四文学初期，正奋力从传统文学中反叛出来的新文学先驱者，对传统文学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经典作为传统文学的代表，自然成为批判者的主要矛头所向，他们试图借摧毁这些权威堡垒，为新文学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典型如张扬“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将“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全面横扫，几乎囊括所有主流传统文学。再如周作人《人的文学》，以“人的文学”视野来审视传统文学经典，也只见负面意义而无视其积极价值。像《封神传》、《西游记》和《聊斋志异》、《水浒传》等名著，均被列入“迷信的鬼神书类”、“妖怪书类”和“强盗书类”，并视之为“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东西，统应该排斥”。⑥钱玄同的态度更为决绝和极端：“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⑦
    然而，正如有学者早就指出的，五四作家的反传统主要针砭的是同代人的传统文学创作，而非传统文学本身，⑧几乎从一开始，五四作家中就有对传统经典不完全相同的声音。或者说，有人明智地意识到应借助传统的支援，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学进行辨析和区分，以从中寻到新文学的潜在“友人”。最典型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在否定近世不良文学风气时，往往从传统文学经典中寻找正面样板，并表示明确的推崇态度：“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古今也。”⑨在稍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还主张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⑩事实上，即便是张扬“革命”大旗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也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经典，而是作了有保留的肯定：“《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11)
    在五四文学发展中，这两种对文学经典的不同态度和观点有许多碰撞和讨论。其中有新文学阵营之外批评者的发言。比如朱经农就针对新文学作家的某些观点与胡适进行了多次公开通信，部分内容关联到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认识问题：“平心而论，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固是‘活文学’；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了。我读《项羽本纪》中的樊哙何尝不与《水浒》中的武松、鲁智深、李逵一样有精神呢？”(12)在新文学内部，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多次交流。比如在1917年和1918年间，《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了钱玄同、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多次来往通信，集中探讨了对《红楼梦》、《西游记》、《老残游记》等重要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这些讨论体现了五四作家在对待传统文学经典上的多元性，更是其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整合过程，可以将之看作是五四作家经典重构前的重要理论准备。
    总体而言，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五四作家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认识更趋全面和客观，偏激言辞逐渐减少，并表现出更为明确的经典重构意识——如果说胡适、陈独秀最初的檄文中已多少包含重构经典意图的话，那么此后作家的态度就更为自主和自觉。如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就是非常明确要为新文学寻找源头，希望以经典重构为媒介，引起更多人对新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绝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13)而在文学史写作中，胡适对“白话”的认识已不像以前那样只局限于纯粹的语言层面，而是更为开放和灵活，包括了“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14)换言之，胡适对文学经典的界定范围在理论上已涵盖了传统文学的主体。与五四初期相比，这一认识显然更为宽容和全面，应是汲取了前述讨论的成果。胡适的言行并非个人独见，也远非孤立，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初之后，尽管不是每人都像胡适一样公开表达自己的建设宣言，但对传统文学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成为一股时代潮流，(15)成果和影响都相当显著。
    重构工作之一是建构新的文学历史，推介新的经典作品。文学史是经典建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对此，胡适早有认识，并曾酝酿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以进行自己的传统小说经典构建。但真正将这一目标化为现实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改变了“中国小说历来无史”现状的著作，完备而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小说历史，并作了深入的辨析和考证，对部分原本不入主流文学史家法眼的《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作品给予大力推崇。鲁迅的评述精当贴切，又具有史书的客观和严谨，发表后影响深远，极大地提升了这些作品的文学史地位。此外，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史著作。此书不像《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客观严密，更多属于开风气之先。它以鲜明的立场致力于挖掘和褒扬那些被传统文学历史忽略的作品，试图建构一个与传统文学经典不同的新经典历史。两部文学史风格有别，体裁范围也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却共同完成了对大部分传统文学历史的全新审视，构建了新的经典系列，是五四作家重构传统文学经典的重要成果，影响也最为深远。
    工作之二是对部分传统文学经典进行史料考证、版本辨析和现代标点等工作。因为五四作家推崇的经典作品有相当部分未入传统文学主流，其版本史料等也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和保护，为了还原其真实面目，揭示其历史源流，许多五四作家做了很辛勤的工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胡适。从1920年开始，胡适撰写了数十篇关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文章，还著述了吴敬梓等作家的传记和年谱，参与多部古典文学作品的现代标点和出版工作等，特别是《〈红楼梦〉考证》一书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胡适之外，鲁迅、郑振铎也是重要的参与者。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固然融会大量史料考证，同时，他还整理了《小说旧闻抄》、《唐宋传奇集》等古代小说著作；郑振铎则考证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的演变情况，并搜集、整理了大量俗文学资料，撰写了许多民间文学文章。虽然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在“五四”之后，但部分成果已经产生影响。正如胡适所说：“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16)五四作家对这些作品作者真伪和身世、版本源流、历史本事等方面的考证，于其经典地位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文化非常重视传统和历史，清晰的历史确证有助于人们形成完整明确的记忆，从而自觉将其纳入传统文学的脉络和轨道，进而成为传统的一部分。版本的辨析和考证，以及现代标点和出版等工作，则能帮助这些作品还原真实面貌，并以最好、最完整的样式呈现给社会大众，从而促进它们在社会上的传播。比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在五四期间都有多个新版本被作家发现，并经过作家的辨析、校正和加注现代标点，最好和最完备的版本得以呈现于大众面前。这些作品在五四时期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与作家的考证、加注标点等工作密不可分。(17)
    五四作家所建构的传统文学经典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品原本就归属于传统经典之列，作家所做的主要是对其进行现代阐释，彰显其现代内涵，赋予其新的价值意义。就如郑振铎所言：“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18)《诗经》是个典型例子。《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好经典之一，但在长期的流传和经典化过程中，朱熹等经学权威对其作了充分的政治和道德解读，或将其否定为“淫诗”，或将其曲解为政治道德教谕。五四作家对这些传统解读进行了彻底否定，并致力于对《诗经》内涵进行新的阐释，还原其民间生活面目。如钱玄同认为：“这部《诗经》则非赶紧请它洗一个澡，替它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不可。”(19)“我们若是将《诗经》旧说订正，把《国风》当作一部古代民谣去读，于现在的歌谣研究或新诗创作上一定很有效用，这是可以断言的。”(20)胡适的《诗经新解》，更是完全从现代人性人情的角度出发，将《诗经》作品还原为古代老百姓的生活诗和爱情诗。对此，当代学者的评价是很准确的：“故而五四一代对《诗经》的读解，并不是要重现那难以重现的作者及前贤的本意，他们强调个人感受的论说，是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21)
    五四作家重构经典的更多部分，还是在发掘和推崇新的经典，即将那些被传统主流文学史忽略、没被纳入经典之列的作品，赋予了经典的意义和地位。其中，五四作家既针砭了传统文学历史对优秀作品的遮蔽和疏漏，更侧重对新经典作品的介绍和推举。如郑振铎《文艺丛谈》就在对传统文学典籍的批评中阐释了新的建构态度：“中国的旧文学最为混乱。《四库全书总目》别集部所列，多不足为凭；其分类亦未恰当；且尤多遗漏；伟大的国民文学，如《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一概不录——《四库总目》内本就不列小说一门，非以现代的文学的原理，来下一番整理的功夫不可。且中国更多‘非人的文学’；也极须整理而屏斥之。”(22)具体的工作更是相当显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冒传统之大不韪，将传统文学所不屑的小说推到崇高地位；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则发掘了诸如王梵志、寒山、拾得等被排斥于主流文学史之外的白话诗人，给予他们充分的经典化解读；郑振铎则将民歌、变文等几乎被埋没的底层文学挖掘出来，并努力推入传统文学殿堂。从作品来说，最有影响的是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的推介。这些作品虽早就在民间社会流传甚广，也有部分具有现代意识的近代学者对它们进行肯定，但却一直未能得到主流文学界认可，被排斥在文学经典之外。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五四作家对它们的推崇，使其首次真正进入文学主流之列，初步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五四作家经典重构的影响立竿见影，自20世纪20年代初始，短短数年间，五四作家所推崇经典作品中的大部分就为学术界、出版界和读者大众广泛接受，其中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更是从民间走向殿堂，既在社会上家喻户晓，也成为文学史与学者研究和称颂的经典，甚至被列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典范之作。
    “青年必读书”可作为学界态度的一个折射。1923年，《京报副刊》举办了一个“青年必读书目”和“青年爱读书目”征集活动，从调查反馈的结果看，五四作家重构的传统文学经典在学界和青年读者中都拥有很高的认可度。在由著名学者参与推荐的“青年必读书目”中，《红楼梦》和《西游记》名居前列。在青年读者提供的“青年爱读书目”中，《红楼梦》和《水浒传》位列前两位，《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也名列前茅。(23)从文学史角度看，五四作家的经典重构也获得很大成功。在五四时期和之后问世的几乎所有中国文学史著作，都将《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列入中国文学经典之列，作为重要作品进行介绍——虽然中国文学史的如此变迁不只是经典重构的结果，但却与之有密切关系。此后，直到今日，这些作品的地位再无异议，进入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经典之列。出版界也同样体现出经典重构的实绩。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陈独秀等人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合作，将大部分新推出的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出版并予以推广，成为当时整个文化界的大事，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都很突出。这一活动既是“五四”经典重构工作的一部分，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进程。以人所熟知、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经典代表的“四大名著”概念为例。尽管这一概念包含的作品不完全相同，也难以明确落实其最初的源头，但毫无疑问，它是五四作家重构经典的结果，其中可直接关联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24)
    二、经典重构的现代性张力
    五四作家传统文学经典重构活动主要在1920年后，它所传达的某些思想观念与新文学运动初期不完全一致，但宗旨却并未背离新文学运动，它的基本理念依然是新文学运动的“现代”，只是在内涵上有所调整和完善。换言之，五四作家挖掘和建构传统文学经典，所持的是新的、现代的文学标准，是以新观念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创造性建构。胡适后来曾这样总结五四文学的中心理论，也可将之概括为五四传统经典重构的基本标准：“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25)
    “进化”是五四作家重构经典的首要原则。进化观是“五四”思想文化界的集体认同，落实在经典重构上，基本内涵就是如胡适所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26)即认为文学发展和评判标准随时代发展而变迁，作家应该创作、文学史家应该推崇的，是“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27)在现实语境下，五四作家所指的进化内涵又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现代语言，也就是“白话文”。白话是新文学运动的根本，五四作家的经典构建也自然以之为主要依据。可以说，正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所呈现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28)白话文是五四作家经典建构无可置疑的首要标准(尽管在具体操作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调整与妥协)，五四作家所建构的文学经典绝大部分都是白话文学作品，使用的是可作为“国语”典范的语言；二是现代文体，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诗歌和散文才是正宗，但五四作家认为，进入现代社会，最符合进化要求、与时代关联最密切的文体形式应是小说。因此，新文学运动伊始，胡适就特别提出小说文体问题：“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只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29)郑振铎也对传统进行质疑：“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唯中国特有的‘丛谈’、‘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30)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五四作家为经典构建而做的考证和推介工作多在小说领域，他们所推崇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影响较大的作品，也多集中于小说体裁。
    五四作家重构经典的第二个标准是“人”，就是真实基础上的人性和人情。在作家的经典评判中，“真实”、“人情”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求。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对元稹、白居易评价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主张“为人生而作文学”，其作品具有“自然的，活泼的，表现人生”、“真实”等特色。在评价汉乐府民歌时，胡适也特别赞赏其写出了“真的哀怨”、“真的情感”。其《诗经新解》对《诗经》作品的阐释，更是完全的现代人性化解读。鲁迅在评论《红楼梦》时，也重点突出其“人情”内涵和“真实”品质：“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则不同。”“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1)陈独秀评价《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它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32)他更表示：“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做善述故事的小说。”(33)包括在艺术方面，作家也很看重作品与人性相关的因素。如对《西游记》的艺术特点，鲁迅和胡适不约而同地特别强调其生活情趣和娱乐性，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优长：“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34)“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这也是他的本领。”(35)在评论《儒林外史》时，鲁迅也立足于人的角度，将作品的人物刻画作了高度评价：“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36)
    五四作家重构文学经典的第三个标准是“民间”或者说“大众”。五四文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促进文学走向大众，周作人《平民文学》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这一基本思想指向，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等也都包含着这样的旨趣。文学经典的建构也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在选取标准上蕴含着强烈的民间意趣和平民情怀。胡适明确表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37)他还声称：“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38)因此，胡适《白话文学史》将相当大的篇幅放在民歌和平民诗人上，在鲁迅、胡适所推介的古典小说中，有相当部分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具有浓郁民间文化色彩的作品。这一标准在“五四”经典重构中的影响力，可在《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两部作品的不同遭遇中见到一斑。两部作品都是文言小说，体裁、内容、文学成就也大体相似，但前者受到五四作家推崇，进入经典之列，后者却基本上被人忽略。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聊斋志异》具有强烈的民间文化色彩，而《阅微草堂笔记》则充盈着文人气息。(39)与之相一致，五四作家在评判和推崇经典时也很重视文学在社会大众中的接受效果，也就是充分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和受欢迎程度。典型者如《三国演义》。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审美价值评价并不高，但立足于现实社会效果和影响的角度，依然认为它是“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40)在此，它被赋予了文学经典的地位。无独有偶，鲁迅也认为《三国演义》存在着“描写过实”、“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等思想艺术缺陷，但从社会影响角度考虑，也给予了肯定的推崇：“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41)
    五四作家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并不是完全的横空出世，而是与前人有所继承和借鉴，他们对许多作品的认识，也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最典型的如进化文学观。这一思想的源头开始于梁启超，王国维亦有所继承和发展。如梁启超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42)王国维也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记焉者也。”(43)正如后人的评判：王国维“有文学蜕变之说，而胡氏有白话文学史观”。(44)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白话文学史》，以及整个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活动，均可看到上述文学进化观的痕迹。再如以“人”为中心的经典评判标准，也可看到与前人思想的关联。特别是王国维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强调，对文学独立性特别是对美、真和自然特征的推崇，都对胡适、鲁迅的经典评判有所影响。有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思想进行这样的概括：“一是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二是对于能够反映国民之思想情感的平民文学的重视，亦即对于小说、戏剧等大众文学的提倡。”(45)它们都可在五四作家的经典构造中找到影子。此外，五四作家所推崇的部分经典作品与前人的认识也颇为相关。作家对小说体例的特别器重，与梁启超开始的“小说界革命”自有联系。包括近现代人对《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的阐释和评价，如金圣叹的推崇和评点，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解读和考订，都是五四作家进行经典化建构的重要前提——虽然五四作家的推崇力度和意义都远非前人能比，但确实可看出“五四”的经典重构是历史的积累，是不断往前推进的一个过程。
    但是，正如后来胡适对自己与王国维古典文学观念有所不同的辨析：“其实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46)也如当代学者对他们二人文学观念和文学进化观上差异性的比较：“一个是从古典取来有用的材料，来延伸‘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一个是要直接生活在古典之中，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历史中，选择最适宜生存的文体时代。”(47)五四作家是以全新的现代立场，志在建构一个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学进行的全面批判性审视，无论是在对传统文学经典最基本的意义理解、文学鉴别，还是在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和立场上，他们都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与传统文学以往的经典建构形成了显著而根本性的差别。因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以往经典作品进行反思和重构并不鲜见，而是经典建构过程中的常事，在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历史中，也时常可见对传统经典进行商榷乃至颠覆的现象。但是，这些反思和重构基本上只有局部、个体的调整和更替，而没有根本性和观念性的变化。五四作家的经典重构借鉴和吸取了前人思想，但在根本原则上是全新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具体而言，其一，它秉持文学独立的原则，将“文学”从传统概念的混乱无迹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代的独立内涵。特别是在小说体裁上，它将这一在以往被视作旁门稗类的文体拉入正规文学殿堂，是对传统文体观念的重大突破。与之相应，它的文学评价标准也完全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学历史中经史相连、文史不分的价值观念，凸显了文学自身的独立特征。其二，它超越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标准，不再将文学只是作为载“道”的工具，而是以“人”的个性和解放为中心，贯彻着现代人追求独立自由和个性的精神。其三，它以白话文学和小说创作为基点，对传统主流文学的贵族、官僚气息进行了全面否定，将文学与大众生活和大众接受紧密相连。可以说，五四作家的文学经典建构思想内在地蕴含着“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旨，也与“民主科学”、“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等现代精神息息相通。特别是后两个方面，既以现代的文学价值观提升了文学高度，又有效地拉近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大众间的距离，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特性，是对中国文学的一次历史性解放和提高。
    五四作家的传统经典重构是五四文学的一部分，但其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五四”主流观念，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既显示出经典重构活动本身的文学史意义，也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的发展性和张力特征。
    首先，从内涵上看，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最主流、也是最外在的特征是“破”——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批判的话，那么，经典重构则更侧重于“立”，是对传统文学的借鉴性构造。因为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重要的目标是迎取现代文化，因此，批判传统特别是否定传统中的文化因素，构成其最有影响的标识。而经典重构则更多代表了五四文学建设性的一面——正如钱锺书所说：“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四)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48)所谓有破就有立，有否定就要有建设。作家的经典重构活动尽管与“五四”的基本目标一致，都致力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更新，但是方式却有所差异，甚至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上还存有颉颃之处。这既显示出五四文学内涵的丰富性，从更深层次看，二者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即促使五四文学在批判与建设、否定与肯定之间寻找更好的平衡。
    其次，从观念上说，它更加彰显了五四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从时间上看，经典重构主要在“五四”高峰期过去后，它所代表的主要是“五四”中后期作家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持续十余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发展变化着的，当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所偏向和分歧的——这一点常为我们认识五四文学时所忽略。我们经常以“五四”的高峰期和主流观念来指代整个五四文学，却没注意到不同时期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意义，特别是没有充分重视后期“五四”的意义，以及它对前期“五四”的某些纠偏和超越。比如，我们惯以“白话文运动”来概括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实，在“五四”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在早期与中后期，作家对“白话文”内涵的认识存有较大不同。甚至在同一个作家(包括胡适、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代表作家)那里，前后观念都会有明显差异。只有认识到这种发展性，对“五四”的认知才是全面和准确的。
    对传统经典的认识而言，在“五四”的不同阶段确有差异。事实上，同样参与传统经典重构的作家，其观点和意见也不尽相同。如对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以及究竟尊何为中国传统文学经典，胡适与周作人的看法就有较大差异。周作人很不认同胡适“将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唯一目的”的观点，也反对“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的说法，而是将传统文学经典的内涵定为“性灵”，并将其追溯到晚明时期。他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将这一态度表达得非常明确：“我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49)此外，在具体经典作品的选择和认定上，作家之间也存有分歧。如胡适、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经典价值就持不同观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对《红楼梦》、《金瓶梅》等文学性方面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这是文学经典建构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表现，也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丰富性和开放姿态。
    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五四作家的传统文学经典重构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它以现代眼光对传统文学进行再造，是一种将传统文学拉入现代文化的重要方式：“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50)换言之，以新的视野和方法重新认识和审订传统文学经典，是文学经典发展的正常方式，一味地循规蹈矩反而可能阻碍经典的发展。“五四”的新旧交替时期，中国传统文学的更新势在必行，传统经典的创新性阐释和建构也非常必要。只有甄选出具有现代内涵的经典，发掘出其现代性特征，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伸展、焕发其活力与生命力。从历史角度看，任何文学史的发展都是经典不断被重构的过程。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也有较大变化，人们对五四作家建构的某些传统经典名著也进行了质疑、反思和批判性解构，如质疑《水浒传》中的血腥描写和暴力倾向，如批评《三国演义》中的权谋和人性恶的褒扬性书写，以及对《红楼梦》与《金瓶梅》价值高下的不同意见等。尽管其中存在着某些极端、片面和浮躁的现象，但总体来说，它反映的是一种新的时代文化要求，是新时代发出的再次重构文学经典的呼声。
    在此，需要对“五四”经典建构的所谓“片面性”特征进行一些辩解。近年来，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声音渐多，其中，针对五四作家的传统经典建构也多有非议，认为它建构的基本上是白话文学经典而排斥了文言文经典作品，态度片面而偏激，其背后隐含的是欧美中心的价值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曲解。有人甚至征引梁启超的话来予以贬责：“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51)但这种责难其实并未充分考虑时代的具体情境。一方面，五四作家的经典重构并不能简单用片面进行概括。它虽然以白话文学为主体，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品，有其不足之处，但它打捞起的许多新经典，确实是对传统经典极有意义的补充，也是对传统文学史的丰富和完善，有效彰显了传统文学的成就和魅力；另一方面，在“五四”新旧交替的剧烈文化冲突中，设想以完全客观均衡的态度来阐释和延承传统文学经典，既不现实又不能令人信服。在现实环境下，没有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没有一定的片面和激进，是不可能完成现代文化的转型任务的。正如有的历史学家所言：“对于过去的探究，是由现实利益、价值体系所引起和确定方向的。”(52)而且，“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53)总体来说，五四作家的经典重构是适应时代要求的行为，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顺应了时代要求——尽管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促进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今天，我们不应该简单苛责五四作家在传统经典建构过程中的某些片面性和选择性，而是要承继五四时期的精神资源和理论方法，并对之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和完善，以便能更好地接续和发展传统。
    三、经典重构与新文学未来发展
    五四作家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持续时间虽不是很长，也不如五四初期对传统文学批判的影响大，但它无论是对于五四文学，还是对于传统文学经典本身，甚至对于中国文化整体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其意义不只在当时，今天依然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首先，它促进了处于初生状态的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的关联，沟通了它与读者大众之间的关系，从而扩大了新文学的社会影响，有力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成功。五四新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传统文学有很大差异，在其新生之初要获得成功，首先要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产生好的社会影响。通过传统经典重构这一媒介，新文学接续了与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有助于人们对新文学的心理认同。因为在新旧文学交替之际，人们内心对新文学存在心理归属、审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认识误区，将新文学纳入传统脉络，能使读者消弭心理障碍，更自如地接受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思想，以成为新文学的拥戴者。重构的传统文学经典在此以非常必要的过渡和中介方式参与了新文学的建设工作，推动了新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所以，在1935年总结新文学运动时，胡适将其成功归结于传统，以及对传统力量的借助：“若不靠这一千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54)
    重构的传统文学经典带着被五四作家发现或赋予的现代性内涵，在比新文学更广大而普遍的读者市场中发挥着现代思想文化的传播作用，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走出传统、步入现代。换言之，五四作家的经典重构，既促进了这些古典文学名著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力，也促进了其融入现代生活，完成自身与现代对接，展示了强盛生命力。因为五四作家所推崇的这些经典，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优秀的部分，其本身就具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潜质，因此，五四作家对它们的重构，是对其优秀品质的挖掘和提升，也是让中国传统文化参与现代社会的重要方式。从更宽广意义上说，“五四”的经典建构不是作家独立完成的，而是有社会、大众的推动和共同建构。《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一经作家推动进入出版市场，很快就受到广泛欢迎，这正是因为它们适应了时代大众的接受需求，适应了社会发展大潮。
    其次，它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纠偏作用。具体地说，它避免了新文学偏离民族文学的发展轨道，走入“全盘西化”的境地。在五四初期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完全隔离传统文化和文学乃至废除汉字的极端言论时有出现，而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更大。如陈独秀和钱玄同就说过：“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值得任取其一。”(55)“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56)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客观上避免了五四文学发展走向全盘西化的可能，它既让读者认识到新文学并非外来之物，对它有了更多的认同和接纳，也让作家增加了与民族、传统文学关联的自觉。特别是从文化角度考虑，传统文学经典的被建构加强了文学界的民族认同感与对传统的归宿感，胡适、司马长风等人之所以在后来主张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称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正是认为“五四”传统经典重构工作接续了传统，复兴了传统。(57)作为新文学的开端，“五四”所引导的道路和方向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也许是根本性的。假如新文学在彻底的非传统氛围中发展，作家创作向着完全西化的方向发展，那真是中国文学的噩梦。
    五四作家建构的传统文学经典，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对处于草创期的五四作家来说，有了对传统文学经典化的先导，他们就可避免“保守”和“落后”的心理障碍，更在西方文学之外找到了另一新的精神和艺术资源——而且，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中国传统文学资源更亲切，也更易接近。从新文学发展历史看，传统文学的因素从未中断，五四作家所建构的古典文学经典更是深刻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就拿《红楼梦》来说，‘五四’作家正确评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典范地位，亚东书局出版了分段标点整理的新版本，从而使它获得更广泛的读者，并由此影响了一批现代作家。”“《红楼梦》成为那一时代文学青年的第一部爱读的书，正是直接或间接推动长篇大家庭小说在三、四十年代结出丰硕果实的一个重要因素。”(58)此后，在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等多个阶段都曾出现传统文学经典的仿写潮，《红楼梦》等作品的家族主题更被巴金、林语堂、茅盾、张爱玲，以及陈忠实、王蒙、王安忆、格非等人广泛借鉴。中国新文学的迅速成长，西方文学的导引固然重要，但与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典范性影响也有深刻联系。
    最后，它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中西文化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审视从甲午战争到“五四”二十多年的历史，人们对中西文化关系大致取两种态度：一是“化西”，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优长，补强自己；二是“西化”，即按照西方文化的标准来改造自己，以西方文化为目标来改变自己。这两种观点各有影响，也各自在不同时期取得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它们又都存在各自无法调和的矛盾，难以形成共识。因为“化西”的前提是不在实质上改变自己，因此，它存在着究竟能否在根本上跟上现代步伐的关键症结；而“西化”的主张又让人担心是否能保存独立本体，以致完全成为西方文化的仆从。
    “五四”的传统文学经典重构以自己的方式避免了“西化”和“化西”的困境。其一，它不是对中国传统进行简单的断裂，而是有效的继承，并且还采用考证、辨析等多种方法，去探测和挖掘其真实的历史状貌，加深而不是解构其与历史的关系。然后，通过这些重构的经典所具有的中介作用，新文学与传统发生有效的关联，又促进了传统的现代化变革。正如艾略特所说：“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59)也就是说，优秀作家与传统的关系既不是僵化的，也不是断裂的。一个作家只有融入传统，才能依靠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呈现自己更为深厚的价值。五四作家的传统经典重构正是这一要求的充分实践，它将自己融入传统，在继承中进行融通和再造。其二，它并非固守传统，而是持批判性的发展和革新态度。它甄选经典的标准、赋予经典作品的内涵都是现代的，推介的经典作品也都是具有现代内涵和潜质，与现代社会文化方向是相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它所建构的经典不会落入传统文学的窠臼，而是让传统文学融入现代社会，步入现代生活的轨道。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结束后的自我评述，既展示了传统文学经典在新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也揭示出“五四”对传统经典的重构和借用已跨越了“中西究竟何者为体”的界限，而是以融合的方式共同推进了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它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超越；既是对西方的学习，也是对西方的本土化融入。他表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60)
    经典重构的方法论价值还包括对历史的实证和实践精神。要想立足于现代角度辨析、甄选和构造传统，一个重要前提是深入传统之中，了解和认识传统。在这方面，五四作家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对传统文学经典作品进行的大量爬梳辨析、考证还原等实践工作，是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精神内涵得以充分呈现的基本前提。就现代人认识和判别传统而言，这种方法和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五四时期之后，这种精神和方法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界都逐渐消失。在焦虑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多数人急于彰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却疏于做认真的梳理和考辨工作，以至于人们虽奢谈传统，却并不真正了解传统，其结果是我们对于传统的内涵越来越陌生，对传统实质的理解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审视近年来的许多学术史和文学史，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各种立场和态度的交锋，却看不到对传统认识的实质性推进。包括后来者对五四新文化的认识，也往往忽略了其基础性和实证性的一面，将它简化为某种立场和态度来进行张扬和继承。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继承“五四”的，恰是其艰难持守的实证精神，是对传统的潜心考辨和实践方法。以此为前提，才可能做到对传统的深入理解和科学判断，进而进行现代化的扬弃。
    当然，五四作家的传统文学经典建构并不是没有缺陷，只是这些缺陷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指出这一点，既无损于我们在整体上对它的充分肯定，也绝没有苛责之意，而是为了让后来者绕开陷阱，更好地承继前人的事业。缺陷之一是文化实用色彩过强，对经典的选择太过狭窄和严苛，未能让更多的传统经典接受现代的“洗礼”和演化。胡适曾说过，他们开展新文学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国语的革命，为了将语言作为工具，他表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61)也就是说，运动的目的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以文学为工具来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进行文化启蒙。因此，他们在品评和选择经典作品时，语言的应用成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则，其他的文学要素特别是纯粹审美因素被严重忽略，从而导致其经典建构的范围局限性较大，一些重要的优秀经典如屈原、苏轼和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等都未能进入视野，许多虽不是白话，却蕴含着鲜明的现代人性和独立个性因素的优秀作品却被遗漏了。在全力推崇白话文、意图迅疾进行文学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不能说五四作家的做法是错误的，特别是考虑到一些特别因素存在，这一问题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些特别因素是时代急迫、国家衰落，作家急于启迪民智，因此投身经典重构活动的作家相对较少，工作也无法系统化。但客观地讲，它对中国传统文学更合理有序地实行现代转型，对中国传统经典意义更有效的彰显，确实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缺陷之二是对文学因素重视不够。正因为过于从功利角度出发，虽然也有人在经典讨论中提出要关注文学性：“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62)但实际上，整个活动的重点与文学还是有相当程度的疏离。作家对传统文学经典作品的选择和评论多立足于历史、社会进化角度，侧重于它们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较少关注其审美个性，更难以对审美传统进行经验总结。简言之，五四作家的传统经典重构完成了一部具有思想和语言进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历史，却尚未建构起中国文学独特审美个性的历史，没有充分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个性与价值。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某些不利影响。以中国古典戏曲为例，在新文学运动早期，胡适等人也曾表示过对中国古典戏曲的肯定：“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63)但这些表态基本上只是从功利层面出发，仅从“白话”方面考虑，并未触及中国戏曲独特的文学审美属性。很自然的，这种急功近利式的肯定态度不可能持久，所以很快地，他们就都改变了态度，明确站在西方戏剧的观念和立场上，全面贬低甚至是彻底否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意义：“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绝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64)“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65)在五四作家所建构的传统文学经典中，也几乎完全将传统戏曲文学排除在外，包括《西厢记》、《牡丹亭》等素有盛名的传统经典也都没得到作家的关注。这一状况对新文学戏剧艺术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只是中国传统戏曲发展式微，新兴的以西方为模板的话剧艺术也同样发展缓慢。其中涉及的因素当然不止一个，但“五四”经典重构中没有充分重视传统戏曲的价值，没有对其审美特征进行充分挖掘和建构，从而影响到中西艺术的高度融合，应有一定关系。此外，文学因素的相对匮乏，也影响到作家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其中不乏肤浅简单的论断，对一些作品价值的判断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失误。如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末谴责小说的评价就明显高于其实际成就，而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的艺术评价则明显偏低，或者说没有充分彰显其独特艺术成就。
    在新文学运动十余年后，胡适这样谈当初忽视文学性的缘由：“我们开始也曾顾到文学的内容的改革。例如玄同先生和我讨论中国小说的长信，就是文学内容革新的讨论。但当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世界的新文艺都还没有踏进中国的大门里……所以在那个贫乏的时期，我们实在不配谈文学内容的革新，因为文学内容是不能悬空谈的，悬空谈了也绝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66)这也许不无道理，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情况都限制了新文学于传统文学经典在艺术上的接纳和继承。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由于政治、文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影响，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作家的思想文化更是普遍游离于中国传统文学之外。许多作家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尽善尽美地接近西方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传统文学既陌生又卑下。
    正因为如此，我们审视新文学历史，虽然可以看到传统文学经典的影响印迹，也不乏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学经典的成功者，但总的说来，这种借鉴特别是在审美和艺术层面的借鉴很不充分，传统文学的审美个性、叙事方法等未能被有效融入新文学创作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独特哲学和审美思维更是基本上处于断裂状态。在新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古老传统文学精神的现代回响，取而代之的完全是西方化的观念、思维、方法乃至意象。包括传统文学的经典故事类型也较少受到作家钟爱，得到现代性的改写和阐扬——比较起来，在现代西方文学中，经常可见经典文学故事被改写并大获成功的例子，如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等故事就曾无数次被歌德、乔伊斯等著名作家显性或隐性地书写，近年在读者中广受欢迎的《哈利波特》也有着对英国传统文学故事的巧妙继承。经典传统故事既是文学书写的资源，也是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标识，中国传统文学这一资源没有被充分开发，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不是说要简单固守中国传统文学的个性特征，事实上传统文学确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的典型体现，是其以独立个性和深度卓然于世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国文学如不能承继这一点，要真正进入世界，立于世界文学之巅，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一结果不能简单归咎于“五四”，更不能归咎于“五四”的经典重构；相反，应该从我们自身寻找原因，正是后来者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没有祛除其缺陷，吸取其精华，才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今天，反思“五四”经典重构的价值意义和不足，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五四”传统，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传统。
    任何历史、文学活动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来说，经典是个永远都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任何国家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述说民族过去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竞争。”(67)无论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成熟，还是一种文学的深层次发展，乃至于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建立，文学和历史的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经典更以其在传统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在社会文化中的独特影响力，承担着核心的典范意义。所以，在任何时代，经典的建构、流转和接受，都值得作家、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给予特别重视。今天，尽管我们的时代背景与“五四”有较大差异，但也处在一个剧烈的文化转型当中。在商业文化和互联网文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存在平面化、浅俗化的不足，这就容易与传统文学经典的建构形成某种矛盾性，也容易导致现实文化对传统经典(今天的“传统”已是包括五四文学在内的“新传统”)持戏谑和嘲笑的解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各种“戏说”、“大话”、“注水”屡见不鲜的原因。不是说这些解构毫无意义，有时它也折射出经典建构在新时代的变革要求，但从根本上说，无底线的解构会对经典的传播和影响构成毁灭性伤害，进而严重影响民族精神的重塑和社会伦理文化的重建。对此，显然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思考和有效的举措。一个世纪前的“五四”先驱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所蕴含的重要命题，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都应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传统经典文学重建及其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
    注释：
    ①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贾植芳：《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学术研究》1987年第6期。
    ②代表作有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秦弓《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宋剑华《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承续》(《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③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④参见余宝琳：《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⑤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⑥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⑦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⑧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4—188页。
    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⑩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7年8月。
    (1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12)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13)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引子”，第20页。
    (14)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4卷，“自序”，第17页。
    (15)在这期间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文学经典重构不完全一致，但却有诸多重合。参与这一运动的新文学作家为数不少，也正是其潮流性的标志。
    (16)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17)参见王平：《明清小说传播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页。
    (18)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1923年第1期。
    (19)《钱玄同致胡适函》(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
    (20)周作人：《古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21)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22)郑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1921年第1期。
    (23)刘超：《读中国书——〈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书目分析》，《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4)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25)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导言”，第18页。
    (2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27)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4卷，第22页。
    (28)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4卷，第22页。
    (29)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
    (30)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期，1922年10月。
    (3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
    (32)陈独秀：《〈儒林外史〉新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9页。
    (33)陈独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18页。
    (34)胡适：《西游记考证》，《胡适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50、147页。
    (3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8页。
    (3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1页。
    (37)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
    (38)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第4卷，第34页。
    (39)陈卫星：《“五四”新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2期。
    (40)胡适：《〈三国志演义〉序》，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收入《胡适文集》第6卷，第86、87页。
    (4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24页。
    (42)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年，收入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4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页。
    (44)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45)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绪论”，第7页。
    (46)《胡适致任访秋》，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82页。
    (47)彭玉平：《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复旦学报》2013年第5期。
    (48)钱锺书：《论复古》，《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11期，1934年10月17日，收入《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09页。
    (4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
    (50)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第15页。
    (5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52)雷蒙·阿隆：《历史哲学》，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53)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55页。
    (54)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6页。
    (55)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56)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57)胡适：《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讲演》，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导言”，第1页。
    (58)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第14、22页。
    (59)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3页。
    (60)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导言”，第10页。
    (6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62)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
    (63)《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8—319页。
    (64)钱玄同：《随感录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65)胡适：《文学进化之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
    (66)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28页。
    (67)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