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地》 叶炜著 青岛出版社
    和《富矿》《后土》一样,《福地》写的依旧是麻庄。所不同的是,《富矿》里的麻庄指向的只是鲁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子,其文学的“容貌”并不是那么清晰,那里的一切基本上是鲁南农村所共同拥有的。《后土》里的麻庄,其面貌就更加清晰了,甚至有了不少村庄的表情,其悲伤,其欢笑,跃然纸上。而《福地》里的麻庄,其地标意识更强,那里所有的一切物质存在和环境布局,几乎都可以在我的家乡找到些许印证。
    其实,创作《福地》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要认认真真地书写一次家乡。
    十余年来,我几乎都把自己的写作放置于同一个“场域”——童年记忆里的家乡。
    地处鲁南腹地的家乡面对苏鲁大平原,背靠大山大湖,是一片风水宝地。小山村以千年未曾改变的姿态安静地卧在那里,滋养着生活在那里的乡亲。那里历史积淀丰厚,有过辉煌,当然也有过灰暗。在烟雨淋漓的历史记忆里,那里曾经有过数不清的兵荒马乱,也有过水患泛滥。当历史远去,勤劳的家乡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再造了一个新村庄。家乡人的大气由此积淀下来,内化为家乡人民的秉性。在广袤的乡村,保有着淳朴雄浑的乡野民风。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一定会有着各种悲欢。生活在这样的场域里的人,也一定有着与别处不同的精神特质。我在《福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这里的人们关心的永远都是国家“大事”,谈起来那都是千秋大业,皇亲国戚,他们从不关心身边的琐碎事情。也许是因为这里是苏鲁大平原,苏豫皖衔接带,既上承曲邹孔孟之礼,为孔孟老子等圣贤之地,又下纳丰沛汉王之风,为一代帝王之乡；既北蓄泰岱之豪放,又南收江淮之灵秀；既西取微湖之广阔,又东收沂蒙之厚重……总之,这里的人活得大气磅礴,从不窝窝囊囊!即便是饿着肚皮,操的依然是帝王心,干的依然是天下事!
    这就是我的父老乡亲!
    家乡所在的鲁南保留下了许多富有历史意味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努力挖掘。这里的民风民俗风貌风景,乡民所保留下来的自成体系的本土信仰,以及历久弥新的文化积淀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有的还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麻庄所在的这个场域,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富矿”。
    与《富矿》《后土》主要着墨于当代现实不同,《福地》的笔触延伸向了近现代,叙述的重点和视角已经从现实转入了历史。在我看来,这样的时间跨度和题材书写非常适合超现实主义写作,小说中所使用的、贯穿始终的老槐树视角以及时或闪现的鬼魂叙事和动物叙事,让小说有了超越现实的灵动幻象,既让所书写的故事附着于现实存在,又充满了历史的想象。整个小说可以说是一次超现实主义的写作实验,既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又有魔幻主义的营构。
    在《福地》的创作中,我有意识地尝试了四种叙事,即老槐树叙事、鬼魂叙事、动物叙事和家族叙事。
    先说老槐树叙事。为何选择老槐树?这不是一棵普通的老树,它已经在小说中的麻庄存活了五百年,和村庄一样古老,它见证了麻庄的建立和成长。老槐树叙事保证了全书的全知全能视角。《福地》描绘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有现实的书写,更有历史的回望,有民风民俗的展示,更有乡村精义的探求,其书写对象是很广阔的,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视角。在《福地》中,老槐树不但知晓麻庄所发生的一切,能够和麻庄那些死去的魂灵对话,也可以和麻庄的老鼠等动物交流,更可以穿越历史,和天地人鬼神沟通。所有这些,都是其他叙述视角所不能承担的。
    鬼魂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蒲松龄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聊斋志异》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这个叙事传统在当代作家这里没有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自从现实主义写作成为时代的文学主潮以后,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已经被文学逐渐抛弃。殊不知,鬼神叙事正可以弥补文学的单调,能够为现实主义写作注入灵动色素。鬼魂在小说的第一章中就出场了。为何要在小说一开始就进行鬼魂叙事?在我看来,这一叙事很重要。一方面是情节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老槐树叙事的补充。每当老万遇到难事,逝去的绣香总要出来劝慰或者支招,在重大困难面前,甚至会直接现身施以援手。鬼魂叙事在小说中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力图构建一个混沌的文学气氛。
    通过以上叙事,小说写了老万在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的多舛一生。从年轻时跟着父辈抗击捻军到打土匪,抗日,支援淮海战役,解放后被批斗,“文革”中被打压,直到改革开放盼家人团聚。在这个过程中,因难产而早逝的绣香以灵魂的方式一直伴随着老万左右。从一开始直到老万离去,绣香的灵魂一直在引导着他。同样,在老万四个子女的命运沉浮中,小说也不时地加入了其他象征性元素,不断扩展小说的故事内涵,使得整部小说像一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圆。这样的一种开放性营构,是我在创作中所努力追求的。
    在《福地》创作中,我有意识地塑造了一个开明乡绅形象——老万。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乡绅往往多是反派角色,他们不但欺压百姓,还祸国殃民。但老万作为一个乡村士绅,具备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所有自觉。在当代文学史中,士绅抗日的形象并不缺少,但像老万这样,视村庄如性命、视村民如子民的开明形象还是极少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历史的叙述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披沙拣金的工作,而文学,尤其是小说,却不能忽略这些个体。或许这些个体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老万这一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在鲁南的抱犊崮山区,像老万这样的开明士绅并不少见。所以,在那历史遗漏之处,正是文学出发之地。这倒不是说历史叙述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文学完全可以提供给读者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有别于冰冷历史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是有温度的感性存在。历史常常喜欢关注整体和大人物,而小说则常常在个体和小人物那里找到自己的兴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