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有报告和文学两种功能，堪称一个双面佳人。它集新闻、文学为一体。报告是前提，是对即时或已经发生过的新闻、历史事件进行新闻性、传奇性、轰动性的再现或复活。然而它又必须是文学性的叙事。文学落点必须对准人，即大写的人，写人的命运、情感、爱情、生存、死亡、尊严、荣誉，甚至诸如使命和奉献、牺牲这些内容。真实的，却又是文学的，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性与创新性，甚至连一个微小的细节和场面都不能虚构。报告文学文本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想象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报告文学的力量、价值、轰动性、震撼和生命力、皆因一个非虚构。
    这种非虚构是全程的，全方位的。题材、事件、人物、情节、场面、细节都是不能虚构的。这既是社会价值确立的需要，也是读者受众阅读的需要；既是一种成熟社会的需要，也是传世之作的需要。因为真实，所以感动，因为真实，所以震撼。但它又是文学的：写人，写人性之黯，写命运之怆，写人情之悯，写人心之善。“真实”提到一定文学的高度，就会有难度：难度太大，犹如刀尖上跳舞，浮冰上跳舞，戴着镣铐跳舞，甚至悬崖边跳舞。需要的是胆识：应有文胆、史胆、史家的敬畏，文学家的担当。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过：“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经表现出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请记住这句话。我们每天直面的是一个光怪离奇、五彩缤纷世界，呈现于作家面前真实被无限放大，乃至扭曲变形。纵使作家再飞扬文学想象，都无法抵达彼岸。现实生活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这需要作家以行走之姿，走到，听到，看到，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和人物去发现独特生动的细节和文学风采。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大量小说家转场于报告文学，无疑改善了报告文学队伍的基因和结构，但是当下小说化想象和描写大行于道。故材料虽多，占用资料虽丰富，但是纸质的旧闻毕竟是二手的，没有表情，没有温度，更没有人性的温度、感情的温度，缺乏精彩生动之叙事。
    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的，好的报告文学作家要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勘察、现场采访，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文学。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写作之旨，读书行走。我有几个不敢写，凡自己未见过的，不敢写，凡自己未到过的，不敢写，凡自己只是听过的，不敢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就是行走的文学。
    在遵从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就是必须调整报告文学叙事的姿势，处理好真实与文学的关系。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姿势和经典细节的挖掘则是文学性创意标高所在。其包含了三个要素：文本即结构，叙述即语言，细节即故事，惟有这三个因素的推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文本意识，即结构。小说，一个是故事，一个是结构，一个是叙述，报告文学也如此，长期以来，结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方面，我做过一些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写作中我吸收了小说时空的处理方式，小说的意向、寓言甚至隐喻之类的东西。
    文学叙述。并不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的叙述都是过关的。细节尤为重要，《史记》千百年来被一代代文人墨客奉为民族的信史与文学圭臬，在于那些珍珠般的经典细节，令人过目不忘，千古咏叹。而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很多作家不讲细节，更奢谈精彩的细节。报告文学的细节化、经典化，其实就是文学化。报告文学当下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文学的缺失。究其原因还是人物，人的命运、人性和情感缺失，只有事件过程，现在报告文学写作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太多的事件过程，太长的过场，只见楼梯响，不见故人来。叙事过程冗长、拖沓，而不见精彩的情节，细节连缀，更没有那种让人阅读之后，过目不忘的场面、故事和情景，原因就是采访功夫下得不够，事先的案头准备不充分。
    中国故事的叙述姿势应该得益于文学姿势的改变，文本为经，人物为纬，人性情感应能沉底。2004年到鲁院学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构上的突破。当然更明了了文学姿势的改变，那就是瞄准人物，人情、人性和命运的落点，把文学的视角支点聚集到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怆，写命运之舛。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命运之上。没有了人的活动，这个舞台便不精彩。人的命运和情感寥寥无几，且一笔掠过，没有他们真正的故事、情节、细节的叙事，更遑论命运沉浮，鲜见在时代大变局之中的惊涛骇浪，使命担当。人隐于事后，物突于人前，没有了舞台，便没有精彩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