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下乡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下面这个例子不啻一则好的范例。
    据报道，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南圪垛村是个贫困村，村里的旧书屋只有两个书架、1500册图书。因为没人来看书，建成5年来一直闲置，两万元财政资金几乎打了水漂。如今，依托文化扶贫，这个农家书屋被数字化改造，又成功“活”了过来。新的农家书屋被视为“技术保姆”，村民纷纷来上网学技术，电脑还经常抢不上。
    老书屋成功“逆袭”，花架子成了香馍馍。这大概说明两个道理：一则，文化下乡，不是放几场电影、送几本书就了事的。不搞清楚村民的文化需求，硬件投入再大方，与中国当下的“三农”现实始终隔着一块玻璃天花板。二则，城乡二元格局固然存在，但文化的浩荡春风并不会让地域有太多区隔性，在这个扁平化的时代，多元文化载体、优质文化资源在农村同样是刚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7.35%。一批批走出去的村民带回来的有物质财富，也有潜移默化的文化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公共服务组成部分的文化下乡，不能想当然地将农村视为“乡土文化”“低端文化”的地盘，更不能以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待文化扶贫工作：捐几本过时的书，跳几场时髦的舞……这样的文化下乡既难赢得乡民的尊重，也留下形式主义的流弊。
    “旧书屋闲置5年”的故事或非个例。若没有及时的数字化改造，地方财政挤出资金搞的农村文化工程还能“活过来”吗？当农民都用手机APP购物消费的时候，如果农家书屋的形式和内容还停留在韦编三绝、牛角挂书的年代，只会成为文化下乡的尴尬。
    下乡的文化如何“活起来”？一方面，文化下乡走“按需定制”路线。唯有与“三农”相关的文化，才能赢得农民的喜爱与共鸣。另一方面，文化下乡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即便是贫困地区，也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文化内容太落伍、传播手段太陈旧，肯定是不行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化传承也好，文化交流也罢，都要讲究时代感与贴近性。类似农家书屋这样的文化基建项目或文化下乡工程，既要考量“建成率”，更要考察“落座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盘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比铺新摊子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