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联合举办了“‘山花文艺’现象暨北京知青作家学术研讨会”，对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延川县的“山花文艺”现象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40多年前创办的带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所衍生出的“山花文艺”现象，如今已经成为我国丰富、灿烂的地方文艺生动实践的典型，既值得深入研究，也值得认真总结与推广。
    “山花”是陕北地区山丹丹花的别称。在上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的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发地走到一起，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抒怀咏志，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这些文学青年中既有本土青年，也有大量北京知青，还有分配到此地的大学生。他们以“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旋律，自发编辑出版《延安山花》，创办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把根深扎在泥土之中，用文学来照耀前行的人生。从此，《山花》这个县级文艺小报成为该县最重要的“文学苗圃”，先后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使延安市延川县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罕见的“作家县”。据不完全统计，从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中国作协会员达十几位。其中，有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影响几代人成长的著名作家路遥，有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史铁生，有写出了《逍遥之乐》的知青作家陶正，有著名的“老镢头诗人”谷溪，有以《农民儿子》走红文坛的农民作家海波，还有远村、厚夫、张北雄等更多的后起之秀……可谓一花引来百花香，姹紫嫣红满园春。今日，延川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形成了一个以文学为引领，民间美术、戏曲、音乐等竞相开放的独特的“山花文艺”现象。可以说，“山花文艺”在延川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起到了滋润百姓心灵、推动当地文艺长足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山花》之所以能在延川这块土地上破土而出，争奇斗妍，绝不是简单的个案与偶然现象，它的生成与发展有深刻的内在动力。首先，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延川与“文”同史，百姓有着深厚的“尚文重教”传统；其次，“陕甘宁边区时期”走向普通百姓的延安文艺运动，召唤了延川人参与文艺的热情；再者，陕北文化与北京知青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孕育了延川《山花》。毋庸讳言，《山花》创办之始，其组织者与参与者们除了浓厚的文学情结之外，还有中国儒家所追求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想通过文学来负载其政治抱负。但是，倘若没有延川百姓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尚文重教”传统，没有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山花文艺”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山花》一创办，自然就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路遥后来回忆道：“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
    事实上，《山花》不仅破土而出，还长开不败，形成旺盛的生命力。它有怎样的内在秘密呢？我们以为有这样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山花文艺”群体继承了“延安文艺”为人民创作的优秀传统。“延安文艺”的传统，是为人民而书写、为人民而抒情的传统，文艺家不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者”的角色。在延川，文学不是贵族与精英的宠儿，而是普通大众激发人生理想的明灯。延川的几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须深扎在大地之上的理想拥有者，他们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用接了地气的、沾满露珠的鲜活作品建构了一个个意趣盎然的艺术世界。像路遥这位从《山花》上扎根成苗的作者，就格外懂得珍惜这种传统。他始终“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认为自己的创作劳动与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并无二致。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山花作家群”的共同心声。
    第二，“效应魅力”刺激了更多的青年人自发地投入到文艺创作中。20世纪80年代，延川的第一代“山花作家”几乎清一色地成为专业创作人员，开始进行更为从容与自由的创作。他们的成功，使整个文坛对于延川县这个偏僻小县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给当地众多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种“效应魅力”：成功者当如路遥与谷溪，必须付出汗水，在这块丰厚的文学土壤里，文学的种子自然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于是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不懈追求。“山花作家群”还有一个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的良好文艺传统，老一代山花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帮助年轻一代，经常做松土、施肥与喷洒“绿色灭虫剂”的工作，倾心呵护尚还稚嫩的创作与稚嫩的作品。
    第三，地方政府的适时引导，是“山花文艺”这种地方文艺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繁荣群众文艺，地方党委与政府责无旁贷。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蕴藏的创作能量激发出来，引导人民群众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这应是地方党委与政府引导与组织群众文艺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自《山花》创办到现在，延川县的各级领导都意识到这份文艺小报对于引领当地文化风尚的重要性，所以选派懂业务、有担当的文艺骨干负责编辑工作，又不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随着大量作家、艺术家走向全省、全国后，延川这个不起眼的山区小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县领导也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山花文艺”作为品牌，推动延川文艺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久而久之，延川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全体百姓都成为“山花文艺”的受益者。
    目前，我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激励人心的作用愈发突显。我们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宏大文艺，也要重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众文艺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延川山花”这种接了地气、心向天空的文艺现象，确实给时代提供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启示。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