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2日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65周年，届时话剧《茶馆》又将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借此机会我们想澄清一个有关《茶馆》是如何诞生的讹传。
    这个讹传是这样的。有人说1954年，老舍先生得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心情非常激动，继而萌生了一个想法——写第一部歌颂普选、歌颂人民当家做主的剧本。1956年8月，他完成了剧本的初稿，并定名为《一家代表》（又叫《报喜》，也有说叫《人民代表》）。还说这个剧本从戊戌变法一直写到解放后的普选（1953年12月）。剧本第一幕的场景是清末民初的一个大茶馆，写了三教九流好几十个人物，非常生动，但其他几幕比较弱。于是剧院的领导（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赵起扬）建议老舍先生以茶馆这幕戏为基础，专门写一部《茶馆》的剧本。老舍先生听后，觉得这个建议不错，立即说：“好，就这么着，我仨月以后交剧本！”1957年，老舍先生果然写出了不朽名著《茶馆》。
    上述讹传一直传了30多年，至今还在传，奇怪的是有些人艺人也这样说。其实这个讹传早在1986年，老舍的长子舒乙先生就纠正过。1993年北京人艺原党委书记赵起扬也在回忆文章中纠正过，可无论如何，就是纠正不过来，至今还这样传着。于是我们借《茶馆》再次上演之机，再次加以纠正。
    这个讹传大概有以下几点错误：
    一、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后，老舍先生是萌生了想写一部配合宪法、宣传法制的话剧，但是他当时没有写。因为他正在写话剧《青年突击队》和《西望长安》，1956年他又在写京剧《十五贯》和翻译肖伯纳的话剧《苹果车》，直到1956年底，他才开始酝酿写歌颁宪法的戏，真正动笔已是1957年初，而不是1956年8月就写完了。
    二、老舍先生1957年完成的初稿不叫《一家代表》，更不是《人民代表》。《一家代表》是老舍先生1951年写的戏，“说的是一家四口：父、母、兄、妹全当了人民代表。北京人艺排了，但没有公演，因为惟恐有真人真事的背景而取消了演出，剧本发表在1951年《北京文学》杂志上”（见《十月》杂志1986年第6期舒乙的文章《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一文）。
    这就是说《一家代表》和《茶馆》毫无关系，创作年月相距甚远。
    三、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茶馆》前本”呢？有，但它不叫《一家代表》，也不叫《人民代表》，而是叫《秦氏三兄弟》。实际上《茶馆》前本没有名字（老舍还没有来得及起）。剧名是该剧本1986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时，舒乙和舒济给起的。剧本的四幕时间分别为：戊戌政变、民国初年、北伐时期、1948年春天。根本没有新中国第一次普选（1953年底）时期。
    四、《茶馆》前本的第一幕分三场，而不是一场戏。其中第二场是写茶馆的戏，其他两场戏（即第一幕的第一场和第三场）均发生在秦仲义秦二爷的家中，也就是说《茶馆》前本是四幕六场话剧。完成于1957年春天。
    对于《茶馆》前本的修改意见，赵起扬曾这样回忆道：
    “1957年的春天，老舍先生把他新创作的一部歌颂宪法的四幕六场话剧交给北京人艺。这个戏表现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898年到1948年，前后50年。这个戏叫什么名字，老舍先生还没有考虑好。我们（指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赵起扬四位院领导）仔细研究了这个本子，这是一部应景戏，如果演出，要花费很大力气对剧本进行加工修改。但其中第一幕第二场在一家茶馆里的戏，写得十分精彩，真能让你拍案叫绝……对老舍这部作品究竟如何修改，当时，焦菊隐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意见，他认为要改好这部戏，需要动大手术。他主张以第一幕第二场茶馆的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这个戏的名字就可以叫《茶馆》。大家都为这一高水平的主意叫好。”
    几天后，曹禺、焦菊隐和赵起扬来到老舍家中，焦先生谈了对剧本的这个修改建议。老舍先生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态：“好，好，好，这个方案想的太好了！我仨月以后交剧本。”三个月后，老舍先生果然将本子写完交到剧院，但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剧院未敢立即投入排练，直到1957年的12月，反“右”运动基本结束，《茶馆》才上马。
    赵起扬同志曾回忆说：“老舍先生有亲自读剧本的习惯，1957年12月2日老人家来到北京人艺高兴地为大家朗读新作《茶馆》，排练厅里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赞叹声。老舍先生在朗读的过程中，还不时地作些解释或者对某个人物的性格、生活习惯、穿着打扮以及走路的姿势描述一番。剧本读完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员们争先恐后地申请角色，即使只能得到一个演茶客的机会，也是一种满足。戏，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了排练。”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打成“右派”的焦菊隐先生也全身心地投入到导演创作中去。
    又是三个月后，《茶馆》正式与观众见面，一连演出52场，场场爆满。
    以上便是《茶馆》的诞生经过，恳请大家别再以讹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