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习惯在一部作品开始时写下时间。《唇典》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分，我在2015年9月3日上午10：26分写完最后一行。《唇典》的创作竟然历时十年。我从未想过这部书会耗费我十年的时间，十年太漫长了，在我的认知里，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才配得上这么长时间的写作。
    《唇典》的构思比写作还早五年。2000年12月10日，我主持长春《新文化报》的编前会，当时我是这张都市报主管新闻的副总编辑，夜班编辑提交的一条新华社的简讯引起了我的注意。简讯说，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在吉林省的森林山。我将这条新闻定发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问题来了，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的地图上，我们找不到森林山。于是，我签发了第二篇稿件，发动读者寻找森林山。一位热心的读者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找到了森林山的位置，那个地方叫做老爷岭。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策划迎接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报道，报社派出几路记者去珲春老爷岭采访。当时有一个特稿记者阿芒采写了两篇报道，刊发时题目是《生生死死森林山》。故事由一个满族老人郎傻子自述，森林山是一个传奇的地方，是满族的分支库雅拉满族的生长地，珲春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老人讲述了他和土匪阿玛白五爷、朝鲜额娘和俄国额娘的故事。坦率地讲，我并不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我怀疑郎傻子是一个有讲故事天才的老人。东北的乡下，有许多这样的人，我小时候村子里常常供电不足，没有电的漫漫长夜，总有人绘声绘色地讲一个极有可能是他自己吹牛的故事，我就听说过一个人骑着野猪打野猪，讲故事的人又矮又小，讲话时脸上的麻子坑都闪闪发亮。听故事的人抽着烟袋锅，边听边吐痰，一听一乐并不认真。郎傻子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他编造了自己的传奇故事。我还怀疑里边有记者阿芒参与编造的成分。但故事实在太吸引人了，引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向阿芒要了电话，决定利用元旦休息的时间亲自去见一见郎傻子。我做好了进山的一切准备，买了很厚的羽绒服，还有大棉鞋。
    2000年12月26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唇典”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会成为一本好书的名字，为了这个书名我兴奋了好久。唇典的原义是东北土匪的“黑话“，比如”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但我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唇典——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既贴切又传神。在商业文化浸淫的今天，有多少民族化个性化的东西兑进了三聚氰胺和工业糖精，或者归入故纸堆腐烂消亡．或被历史和记忆彻底抹杀。我一定要让真正的“唇典”发扬光大，使其源远流长。
    中央电视台直播了珲春森林山的新世纪第一缕曙光，12月31日，我值了一夜的夜班，一直等到中央电视台第一缕曙光的直播镜头出现才将大样签发掉。连续工作的辛苦，签完大样的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疲惫，觉得自己没有了踏上旅途的力量，我更需要的是睡眠和休息，我迷迷糊糊地回家了，放弃了去珲春采访的打算。
    那以后，工作更加忙碌，我经历了一张都市报的种种危机，承受着工作带来的各种压力。这些年，我做了太多的新闻策划，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给管理部门写检讨书都有很高的要求，新写的检讨绝不能和上一篇一样，人差不多都神经质了。夜晚的长春，后半夜和下半夜老鼠很多，车灯一晃常常窜出垃圾箱，每当遇到老鼠，我就立刻让司机将车停下，我会从一版回忆到二十八版，三十二版，我担心由于自己的把关失误给报社带来灾难。编务繁忙，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开了十四个会。2002年年初，父亲确诊为癌症晚期。四月，我的儿子出生了。由于单位的变故，我辞去了副总编辑的岗位，一边陪父亲看病，一边应对着单位的危机。为了缓解父亲的病痛，我常常将儿子抱到化疗当中的父亲的床头。有一天，儿子发烧，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偏低。我问长春市儿童医院的一个医生这意味着什么？那个医生不耐烦地说，如果下次的检查结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白血病。那天从医院回来，我在客厅里坐到下半夜，一个房间里是垂危的父亲，一个房间里住着不时啼哭的儿子，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还好，儿子的病属一场虚惊。陪伴父亲渡过的最后的日子里，写作是我唯一的慰藉，我终于完成了《长势喜人》的写作。长篇小说《长势喜人》发表于《收获》杂志2003年的第四期。
    2004年初，《新文化报》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我分管了这份报纸的经营和广告业务。那一年，为了治疗右腿莫名的疼痛，我从长春求医到西安，从西安求医到北京。大医院里无法确诊，但疼痛真真切切，已经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有病乱投医，我经历了各种疗法，小针刀剜大腿，大长针挑嘴唇，针灸扎脖子。有一次，我的一个部下给我介绍了一个医院，说可以一次见效。我去了，医生给我扎了一针。治疗完毕，我去和一个地产老总见面，到达酒店上楼梯时，右腿忽然没有了知觉，我立刻意识到，那个医生给我打的是麻药。拖着一条腿上了楼，那一刻心情真是坏极了。在长春市的中西医结合医院，我开始了新的治疗，治疗方法如下，脱光衣服涂上药膏在一个蒸箱里加热四十分钟，然后电疗十分钟，按摩十分钟，最后一个环节是火疗，把一个洒满酒精的毛巾点着火，再用一条湿毛巾捂住，让热气侵体。这样的日子长达大半年，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单位越过越不顺心。只有写作才能让我获得一些快乐。《唇典》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我重新想起了那位珲春森林山的故事大王，我几次试图联系那位姓郎的老人都没有结果，当初竟然没有记下他的名字。而采访郎傻子的记者阿芒两年前被人杀死在住处的走廊里。阿芒曾是通化市一名警察，他的命运让人唏嘘。
    联系郎傻子的线索断了，这期间我再次辞去了《新文化报》的职务。2006年，我曾短暂地在沈阳工作了半年，创办了南航航机上的《航空画报》。《唇典》的写作仍然进行着，我记下了当时的心得。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像远涉沼泽中的一条大河，在一个有阳光的早晨，你想象着目的地的鲜花与壮美，于是你带上干粮和几本书上路了。一开始，你兴奋着，很容易涉过了几个泥潭。你向前走去，于是陷入了沼泽的深处，但瘴气里还有花香，还有蛙鸣，可你已无暇顾及，你要应付潜流、深潭，还有更多的未知的凶险。你进入了沼泽中的大河，你看见了大鱼分水翅上的浪花，看到了许多根浪木在沉浮，甚至还有动物和溺水者苍白的面孔。可你有什么呢？除了没有背熟的那几个大师的咒语，什么也没有。力量只能靠肚子里的墨水来积蓄，但河水的激流已让你偏离了目测和计划中的方向。河水挟裹着你向下游翻滚而去，这时候，想后悔都来不及了，你攀住河中间沙洲上横生的几棵灌木的枝条，略作栖息，喘息着看一看离当初的预测有多远。幸运的是，你已能看见高不可攀的崖岸。终于上岸，再向前走，还是沼泽，还是淤泥，还是荆棘。你深感无力和无望，这时，让你欣喜的天边的风景又展开了，那样壮丽，那样诱人。可是，奔向那里还有更远的路，这片荒野上只有你一个人，喘息着平复疲惫的身心，没有人为你欢呼喝彩，无论是此岸还是彼岸。你寂寞着，就像路边的野花，或是风中的芦苇。
    2007年8月，我终于到了珲春，在当地的县志上看到了郎傻子讲述森林山的故事。但那故事的来源竟是《新文化报》。我打听到老人已故去多年，我和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讲述人到底未能相见。
    长篇小说的写作真是一种冒险，最初的时候，仅仅是一个火花，照亮了你的心灵，在笔尖和键盘上熠熠生辉，你高兴你捕捉到了它。然后，你中招了，你不得不用两手将那火花捧在手心里，而你的四周长风呼啸。又像一个大风夜室外的一点烛火，随时都会被风吹灭。一堆柴草点燃了，浓烟滚滚，呛你的嗓子，熏你的眼睛。风越来越大，这堆无用的柴草根本无法战胜黑暗，温暖不了你的手脚。可是这堆火已经点燃了，要么你任由它熄灭，要么你让它燃烧起来。写作的过程总是细若游丝，随时断掉的光景。这是一次你无法回头的冒险，你已经投入了几年的经历，船在水中浸淫已久，波掀浪涌，随时可能倾覆。冰冷，要靠更多一点希望来点燃。绝望，要靠无望的对抗来战胜。要么前功尽弃，要么去争取完成。我常常问自己，你的自信心足吗？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你一直在回答，又无法回答，回答的内容自己也无法确信。每当阳光洒满书房，打开电脑，我感觉即将走出几天的困惑，又可以写下去的时候，我充满了感激。但更多的是焦虑，有时候，我苦恼极了，我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写这个东西，要干什么？如果仅仅写一个谁都没有兴趣阅读的故事，即使你写了，又有什么意义？书架上摆着三面墙的书，我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凝望那些好作品，大师们给我的都是潇洒的背影，每一本书都不一样，各有千秋，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书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写出来的那种。
    2008年，我的写作已让家人越来越不安了，家人已能感知我的焦虑，妻子和母亲数次问我什么时候出去工作。2009年正月十六，我重回报业，到沈阳的《华商晨报》做主管经营的副总编辑。新的工作更加忙碌，我在工作中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不知道我是个作家，他们恭维我的时候会说我是个诗人。有时也有人会去网上查到我的作品，那一般是报纸上发了他们单位批评报道，为了公关，他们想和我找到更多一点的共同语言。重新陷入繁杂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晚上参加过五场聚会，每到一地都要表现得热情洋溢。我几乎和文学界失去了联系，放弃了参加文学活动。我以为，一个作家说话的方式只有他的作品，没有作品就失去了对话的资格。关心我写作的老师和朋友也对我失去了耐心，他们不再问我的写作状况，对我持续写作失去了信心。工作的压力也不断地给我造成写作上的困扰。不能在书房安坐的时候，我常常对生活在《唇典》里的人们深感内疚。因为我，他们的人生遍布荒草，遍布枝杈和荆棘。你必须开出一条路来，可是你找不到方向。所有的人都隐藏在荒草中，所有的人都因为你的不敬业，生活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在原来的世界。有时候，我还会陷入更大的困惑，我发现我笔下的人物命运越来越跌宕，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他们的心灵倍感煎熬，连活下去都要有更多的理由和奇迹。
    我集中写作的时间在五一和十一的假期，每到长假，妻子就带着儿子选一个地方去旅行，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投入写作。可是将前面写的故事读一遍就要占用大量的时间，随着篇幅的增大，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井的模式，你得先将水倒进去，才能让创作复苏。这样，每一次的写作都是写开头，好处是故事饱满，信息量大。坏处是信息量太密集。大脑常常进入枯水期，语言的河流好像干涸了，那些句子就像失约的客人，酒席摆好了，饭菜凉了，就是不肯到来。这让人烦恼，更让人恐慌，心里充满了无力感。有时电脑也乘机做对，开机时竟然恬不知耻地炫耀，看看吧，开机的速度竟然超过了全国23%的电脑。而上班的日子却已到来，不容置疑的是我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落寞地回望一事无成的几天。写作时间长还有一个好处，随着你自己的认识，甚至是年龄的变化，还有你阅读量的增加，你的故事会更厚重，思考也会更深入。我将我能找到的关于萨满教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去研究东北史和抗联史，向专家求教，我对史料的认知有时让专家们惊讶。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要让小说有“烟火气”，我要还原故事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人物的思想意志和行为。我发现我不再着急了，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小说的指向也更清晰。
    一部小说就像一个人，故事是身体，故事线索就像四肢，故事的丰富性就像血脉，故事的时间跨度是这部书的年龄，而小说的思想和内涵就像一个人的灵魂。情感是灵魂的语言，故事的紧凑和紧张仿佛身体的感觉。艺术是灵魂的游戏，精神是肉体和灵魂的触点。在现代社会，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发展已经让人的心灵的力量日益微弱，功利主义束缚着人们的心灵，实证主义摧残着人的想象，艺术的光影日益稀薄，互联网时代让人的交流和自然进一步疏离，想象荡然无存，诗意淡出人生，商业蒙昧心灵，利欲泯灭良善。尤其是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发达，加之中国的国情，现实中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作家能否超越读者的想象和现实的丰富，也许是当下严肃文学最大的挑战。我追求的境界是不但要有天地间的奔放和辽阔，还要有行吟诗人的从容、优雅和感伤，我想用想象和张力完成贴近人心的赞词和颂歌，这些都是史诗的必备要素。故事的干净，语言的简捷，来源于讲故事的人，以及创作者的信心。有时饶舌和多余的笔墨是创作者先说服自己时做的闲笔。你要思考意义，思考节奏，思考控制，思考故事结构。读者真正需要的是荡开一桨，划破沉闷，享受水波不断散开的涟漪，就像一个歌者，一个不需要前奏的地方，惟有开口便唱，方能石破天惊。
    许多朋友看过我的生活状态，他们说，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写成一部数十多万字的书。是啊，除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坚持，还有什么理由呢？文明撒下了许多幸运和智慧的种子，有许多种子被风吹到了河海里，有的落在了沙石地上，茂盛地开放的种子是最幸运的。我希望《唇典》是幸运的那一粒种子，能够种进人心，茁壮成长。我说过，一部书就像一个人，《唇典》的写作不是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年，而是持续了十年的写作，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我感谢所有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的朋友和老师们，大家的祝福和友谊我已经装进了《唇典》的行囊，将成为《唇典》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动力。我知道，《唇典》走出我的书房就不再属于我，他将独立面对读者，独自面对时间，独自接受喜悦和评判。我祝《唇典》好运。而我，已打开电脑，开始了一部新书的写作，我希望这一次写作的速度能快一点。
    2017年4月16日晚23点5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