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男孩三木》。那年我还在南师大文学院就读，我所在的文科基地班开设了“写作学”、“小说创作”和“影视文学”三门和创作有关的课程，授课的分别是朱持老师、郭平老师和鲁羊老师，后两位老师也是知名作家。虽然自幼爱好写作，中学时代在报刊上发过散文随笔，但真正开始小说和诗歌创作，缘起于这三位老师的课堂，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便是郭平老师。《男孩三木》之前和之后的一些作品，都得到过郭老师的指点和鼓励，而我的“芦镇”系列小说构图，也以《男孩三木》为发端，逐渐充实、扩大，聚焦的人物由青少年扩展到“芦镇”的芸芸众生。记得当年看过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后，我都有想过要写出一部“芦镇风云”，此篇《夏娃的礼物》，正是这块构想中版图的一部分。
    陆续发表在《青春》上的《热带雨林》《蓝乌鸦》《糖醋鸡》和《满天星》，慢慢编织起我的“芦镇风云”。和《男孩三木》一样，这些小说的背景都是“芦镇”，原型就是我的家乡南京大厂。作为一个集聚了南化集团、扬子石化、南钢等老牌国企的化工小镇，“大厂”相对于“南京城”总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的所在。有许多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并不知道，就在六合区和浦口区交界的地段，还存在着一个进一趟城还要过长江大桥的“大厂”。几十年来，“大厂”的归属一直成谜，自从“大厂镇”从行政区域划分里被撤销，大厂先后被划给六合区、沿江工业开发区、化工园区等，大厂人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归属，直到今天，无论是写信还是寄快递，这几个区名仍然可以混用，而“大厂人”仍然执拗地认定着他们不变的乡名：大厂。尽管这里污染十分严重，交通十分不便（即便是通了到六合的地铁，大厂人还是要奔波在转车的劳碌中），商业、医疗、教育都没有城里繁荣发达，但只要是老大厂人，都会与这片带了魔幻色彩的土地结下颇深的情缘。
    在化工镇上扎根的人来自天南地北，我的一些同学从来不说南京话，只说普通话。拿我自己来说，祖父母从扬州落户大厂，乡音一直未改，我打小讲的就是不正宗的南京话，至今在生人面前说南京话还觉得发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芦镇是我虚构出的一座“真正的故乡”，无论是早期以我的中小学同学为原型写的“青春残酷物语”，还是从《满天星》《夏娃的礼物》开始写的几辈人，几个家庭之间的恩怨情仇，我都将对大厂的感情，对那些离散人事的念想倾注在其中。在虚构的圣殿里，记忆重新复苏，我仿佛陪伴着我笔下的故友亲朋，逆时光而上，追寻生命的无限可能。
    《夏娃的礼物》的特别之处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并不是我身边的亲友，而是来自两则新闻报道：一个是父亲离家出走多年，母亲抑郁自杀，小女孩与外公外婆相依为命；一个是精通五国语言，藏书千册的孤儿高材生，不幸患有精神疾病，养父母去世后，以教授小学生课业为生。这两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让我有了创作的冲动，我将他们接到芦镇，接到我虚构的世界里，像捏泥人般重新赋予他们新的肌体、气质，塑造他们的心智，像做实验一样，将他们放置在不同的命运之中，同时唤醒芦镇更多的人，让他们一代代演绎着轮回却又各异的人事。引用我的一位读者的话便是“芦镇似乎是一座艳丽的孤岛，岛上的人有诸多骚动，想要离开，最后宿命般地返回，因为他们的结都在这里。”
    我在这篇小说里，写着芦镇的过去和现在，也写了成长和爱情。写到乔之桑和陆星岚的重逢，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闯过了一道坎，很奇妙的，你会觉得写作虽然是件苦差事，但有时也是种自我疗愈，现实中的缺憾都可以在小说中得以弥补。其实原来构思中的结局血腥阴暗又绝望，但在我写到一半时，我突然感到这一切都由不得我，我的人物正在走他们自己的路，他们是渴望着出路的。陆星岚由出走芦镇去寻父变成接受求婚，乔之桑没有重进精神病医院，文夏也没有放纵堕落。而父女到底有没有相见的悬念，就留给读者去玩味。
    过年前有学姐和学弟来大厂聚，带他们去《夏娃的礼物》里的步行街走了一遭，路过了小说结尾的手机店，我告诉他们这里曾有一间不存在的，叫“夏娃的春天”的商铺。
    是不存在的，夏娃的春天，夏娃的礼物，乔之桑和陆星岚，但他们真的存在过，就在并不存在的芦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