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两个词谈起，一个是抒情，一个是反讽。
    不管是以美学还是以文学作为视野，如今谈到抒情，时常会想起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也会想起陈平原对诗骚传统与史骚传统、普实克对抒情与史诗的讨论。我之所以要谈抒情的话题，也得益于他们的启发,不同的是，从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感受出发，我更倾向于把抒情和反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抒情和反讽，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正如王德威所说的，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可以“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我把抒情看作是一种肯定性的运思方式，在抒情的时刻，一个人是在正面地、直接地、甚至是夸大地说出表达自己对世界、人生、自我、意义等问题的正面看法。反讽则是一种迂回的运思方式，暗含着对所指向的词与物，还有词与物背后的秩序的否定。反讽的特点在于，它言非所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夸大事实。在反讽中，我们时刻感受到否定的力量要赛过肯定的力量，世界、人生、自我和意义都变得暧昧不定。因此，反讽意味着对世界或意义持整体的怀疑态度，正如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谈到的，“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
    以抒情为中心而对中国文学传统或美学传统进行梳理的文章,已经在陈国球、王德威主编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一书中收入了非常多有代表性的文章。因此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它做重点论述。我主要是想谈谈具有反讽意味的写作。
    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王小波与王朔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在更年轻的作家中，比方说在“70后”、“80后”作家中，反讽已成为更为普遍的修辞方式和思考方式。
    这种从抒情到反讽的转折，对于很多青年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下就实现的，而是存在一个变化的轨迹。作家最初想写的，也许是一部抒情诗，但写着写着就发现，反讽的意味开始显现了。这种写作上的变化，跟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青年写作者所接受的，大多是精英式的教育，但又处于文化开始发生转折的时代，精英文化已经开始衰落了，大众文化却在快速地兴起。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对生活的期许依然是精英式的，是理想主义的，在实际生活中又很少能成为精英，而是注定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挫败。特别是读人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往往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又面临着高房价等巨大的生存压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位置。这时候就会觉得，所设想、所期待的生活离个人非常遥远，会觉得“生活在别处”。这种因时代变迁而造成的无力感和悖谬感，使得很多人会天然地认同反讽的修辞方式和思考方式。
    反讽的大量运用，使得青年一代的写作带有非常强的批判性。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过多地依赖反讽，作品的戏谑成分会显得过剩，缺乏庄重。另外，一个作家如果只是具备反讽的能力而不是同时拥有建构的能力，很容易会沦为段子手。作家可以是段子手，但不应该只是段子手。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拥有解构的、否定的武器，而缺乏肯定性的内在价值作为皈依，那么作家所做的，就不过是让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化为更为荒凉的废墟。如果只是试图摧毁一个坏的世界，而不是同时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或是提醒人们始终对更好的世界保持起码的向往，反讽作为一种话语的意义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将之视为与所指之物暧昧的游戏，反讽者最终也难免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所裹挟。
    当我阅读青年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其中所缺乏的，并非是揭示人生种种宏观或微观困境的能力，而是有所肯定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们“疑”的能力特别强，“信”的力量却特别弱。这可能会将我们带进一个写作的困境，同时也是生活的困境。
    如何突破这种困境？这意味着需要置身于反讽和抒情的对峙中，借此既保持批判的力度，也增强个人面对问题的勇气，凝聚担当的力量。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有两个作家的写作值得注意。一个是王小波。王小波的作品也有许多反讽的成分，却总是伴随着对爱、自由与美的肯定。从表面上看，王小波是很后现代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骨子里却又是现代的。他富有启蒙精神，热爱讲理，崇尚自由，对知识、真理始终有坚定的信念。王小波的写作，影响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同代人，还有年青一代的作家。可是年青一代作家对他的接受和热爱，多是在他嬉笑怒骂的一面，在于他出色的反讽叙事。而王小波身上的启蒙精神，那种在艰难时期对信念本身的坚持，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还有一个作家是格非。格非是先锋写作的代表，当一位作家被称为“先锋作家”时，他所给人的往往是和所属时代格格不入的形象，就好像他完全不属于某个时代。格非却并不是如此，他有自己和时代共处的方式，也有自己书写时代的方式。我觉得格非在介入现实时态度是谨慎的，所持的是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他不刻意回避现实，却也不是无限度地认同现实，而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视距，从而更好地看清时代及其内部的真相。他的《春尽江南》《隐身衣》《戒指花》，也有很浓的反讽意味，却又带有更浓的抒情气息。从中我能够读到他对时代的否定，但他个人的信念，在小说中也是清晰可见的。在王小波和格非身上，抒情和反讽、信与疑、解构和建构是辩证统一的。
    青年写作，往往意味着锐气、抱负和胆色，可是在此之外，也要不断地寻找精神资源，形成更为整全的生命哲学与写作美学，从而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故事作更充沛也更有深度的表述，让写作不是出于对现实的回避，而是出于对生活和生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