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堪称中华大地上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个世纪匆匆而过，如今站在百年的时间节点，身处中西文化交汇撞击的前沿，我们该如何描述古老中华民族走过的这段现代性历程并评判其得失？如何在此浪潮卷席全球的过程中持守自己文明的独特性，同时又引领当今现代性发展的大方向？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2016年9月24至25日，来自欧洲、北美、日本、港澳台以及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共三十多位专家学者会聚上海，参加了由《复旦学报》（社科版）与《学术月刊》、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华现代性：反省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不同地区、国家和学科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除作了颇具深度的专题发言外，还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彼此互有交集的针对性的讨论，从而使“中华现代性”这个题旨中的许多新角度得以开显，许多新问题被提了出来。
    一、从时间维度追索中华现代性的发展轨迹
    学者们对中华现代性问题的省思与展望都深入而宏阔，绝非泛泛之谈。如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巴斯蒂首先追溯了中华现代性问题的由来及其历史发展轨迹，认为“现代”这个概念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在欧洲出现，起初只是一个单纯用来描述时间远近的词汇，并没有特别的内涵，但到十七世纪，它开始用以指涉种种新近出现的与传统构成对待与区别的新的艺术现象。而随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及科学技术导致的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全面改变，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不再只是一个时间性概念，而是具有了社会学与哲学的内涵。她进而还对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经受西方现代性冲击时所作出的由浅入深的反思进行了梳理，描绘了那个大时代知识精英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心理路程，带来很多异域的独到观察与思考。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青年学者章可从另一视角同样对“现代”概念作了思想史的分析。他将“传统”与“现代”作为一对相互参照的概念来看待，指出当下使用的“传统”概念要晚于“现代”概念，后者早在1902年就由梁启超提出，而在1920年以前，没有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或反对者用过“传统”这个词，故从产生之日起，传统就承载着延续中华文化的使命，但又处于与“现代”难以理清的纠葛之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明确将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华现代性的开端。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熊秉真则指出，中国的迅速发展向现代性的理论考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那就是不仅所考察的对象在变，考察者的立场也一直在变，因此谈论中华现代性到底应在多长的时间段来考察才合适，是一个需要留意的问题。
    二、从空间场域分析中华现代性的种种表象
    中华现代性的展开不仅具有时间的维度，更具有空间性。东京大学教授滨下武志指出，在现代性语境中空间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本“世”、“大区域”、“国家”、“区域”和“地方”这些词是按大小关系排列的，但现代性全球化过程中，地方直接开始和世界联络。就东亚而言，自从西方的亚细亚概念引进后，原本基于朝贡体系而形成的空间想象被破坏，人们开始关注相对于地域而言的知域，即知识的区域，认为所谓现代性问题必须在知域的前提下加以讨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魏楚雄区分了“现代性”与“现代化”，指出现代性有时不一定要有现代化的过程，发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区域中的现代性因具有输入性，就在某些方面略过了现代化过程，具有跳跃性、不平衡性甚至不稳定性。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则关注了上海独具地方特色的现代性问题，在他看来，上海具有与京派文化相对的海派文化，其特征是更具现代性和世界性，正因如此，上海的现代性极具张力，并因此而发挥着去中心化的特殊功能。此外，上海的现代性又包括了很多后现代的因素，因此“后现代”也应该放在现代性的领域中来检视。从上海的现代性可以看出，后现代时期的现代性是“无处不在的现代性”，是“延长的现代性”。
    三、从哲学层面剖析中华现代性的内在范式
    现代性不仅具有外在表现，更具有内在的范式，故要真正识透，就不能不深入到哲学的层面作范式的剖析。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指出，现代性范式的核心是合理性，而合理性又进一步分为“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及“论辩合理性”，三者以彼此融合的方式促进了现代化的展开。落实到中华现代性，尤其应防止其分裂和紧张。“我们常常说中华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就是指它还远远没有达到诸合理性间的切恰融合。”
    中华现代性要葆有自己的民族性而又不失世界性。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在深入至文化的深层底蕴中发掘文明之根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他将“自然”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原有的“自然”概念在现代语境中产生了诸多歧义，这与现代性进程中西方文化的引入密切相关。这种对关键概念的追本溯源，其实是将中华现代性研究推向了更深入的境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从“进步”概念的分析出发对中国史标准叙事的探讨虽属个案，但揭示了从哲学上把握现代性的困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学者郁喆隽则以目的论范式的演变来分析现代性的产生过程，并由此分析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化问题，指出社会分化是与目的论范式的式微相联系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目的论叙事方式倍受挑战，是否可能、如何重建历史目的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四、以多元视角把脉中华现代性的未来走向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华现代性概念的提出，实际意味着现代性不只有一种西方模式，它应当是多元的，甚至中华现代性内部也具有多元性。所以，对中华现代性的反省与展望必须在多元视角下进行。为此，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刘康关注了当代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自然科学化倾向，而人文科学领域中则表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两者都使得其所谓的“中国研究”无法真正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种种挑战，故必须藉深刻的历史反省，以获得更开阔的视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指出，当今全球化过程中“跨文化”交往的单向性，每每使中华文明面临着沦为“他人”的窘境，他呼吁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回归知识共同体，接受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理性的检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则藉由讨论现代性的普世意义与中国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专门界说了具有普世冲动的“文明”与追求特殊道路的“文化”的区别，认为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一个最大的纠结和焦虑就是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之间的紧张。李天纲也指出中华现代性是一种区域性的现代性，同时他认为存在着一种“东亚现代性”，“在现代性进程中，完全可以探索一条亚洲道路”。
    在最后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主持的圆桌讨论中，杨扬、黄洋、陈引驰、李宏图等来自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及世界史专业的专家学者，带来了许多尖锐的观察与质疑，这使得对中华现代性的讨论向着更广阔与纵深两个方面掘进。诚如汪涌豪所总结的那样：“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价值体系，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现代性涉及的面很广，它如同一个‘在途中’的未完成的清新体，始终保持着年轻与活力，但同时也留下很多的困惑，让人无法把握和定义。相信今天的讨论已经为以后的进一步讨论辟植了空间，也为未来更成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