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一个小伙子说，我是曹威，《小说选刊》编辑，大作《我不吃活物的脸》我们刊物想转载。我写得不多，却读得不少，就像进城打工的小伙，不能将大街上喜欢的女子拥为己有，看看总行吧？挑一条风景好的大街，毒辣辣地用眼光攫取每一个过往美妙女子的风情，也堪称过把瘾。《小说选刊》就是我那时常常蹲守的街区，从文学青年熬到文学中年，突然有一天，有美人一不小心跌进我怀中，这实在太让人难以想象了。我当时一定说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话，说不定肉麻的程度将那位年轻人吓得不轻。几年后我去领《小说选刊》年度奖，打听曹威老师，说已经调走了，令我很是怅惘。他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居然无缘谋面。
    那是2009年，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年。严格说，我算不上文学的铁杆粉丝。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了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我当时安慰自己，想成为作家，基层生活积累不是坏事，但没过几年我就逃跑了，调进了县城一所中学，娶了妻，有了女儿，做了学校的中层。我对自己解释，文学当不了饭吃，先放一放。四十岁那年，我调进了省城，还是做语文教师，在一所全省数一数二的名校。那些年我每年发表十几篇教学论文，弄小说的劲头越来越小。2007年我获得了市学科带头人和省333带头人的荣誉，下一步得冲特级教师，我几乎得与文学拜拜了。这期间我接触到了一些语文教学大师，我有机会见识大师们的种种风头，觉得浑水摸鱼的人居多。教学不要扯上这门派那主义的幌子，说白了，是奔钱而来奔分数而去，不丑。然而，挂了头牌的人免不了要有艺名和花招，或者把教语文理解成只是教学生读书写字是我的浅陋。我改变了主意，要赚钱就实实在在做生意，要教书就老老实实带学生挣分数。职业理想变成了泡影，那一阵子我对人生很迷惘，又捡起了写小说这行当。
    小说这门手艺，在我眼里即使不说神圣，至少觉得是掺不了假的。一个小说摆在那里，不管它有没有获奖，不管它的作者是否牛×，每个读者心里都有一杆秤，尤其写小说的同好，都掂得出作品斤两。我对别人的小说赞扬很吝啬，不仅是醋意，我觉得这事得当真，遇见好的小说，我也不掩饰我的膜拜，恨不得拉上作者请茶摆酒讨教。这年头有很多事不敢当真，政客嘴上说得一套套的，你不会被他忽悠，只看他给不给你戳印章；商人嘴上抹了蜜，讲得天女散花，他真在乎的是能赚去你多少真金白银。小说呢，有朋友捧你赞你，你一时觉得自己上了云天，但隔天重看一遍小说，你就晓得是不是那回事，小说摆在那里呀。
    我的小说第一次上了《小说选刊》，这对彼时的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坚定了我将小说写下去的决心。那一年我四十七八，年近半百，我的工作和生活稳定，经济上具备了满足小市民虚荣心的基本条件，女儿也在这一年拿到了大洋彼岸高校的录取通知。我得做我自己喜欢的事了，写小说。
    接下来，我与《小说选刊》有了不解之缘。先是中篇小说《不二》被2010年第五期的“争鸣”栏目推出，不是头题，关注度胜过头题，栏目同时配发了我的创作谈和三位评论家孟繁华、何吉贤、李云雷的“三人谈”。孟繁华，孟老，当代文坛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居然在评论我一个无名小卒的作品，这都是《小说选刊》做的善事。孟先生说，《不二》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诚恳，面对人性深处的溃败、社会精神和道德底线的洞穿，余一鸣“不二”的批判或棒喝，如惊雷裂天响遏行云。这表扬让我眩晕，《不二》毫无疑问成了我的成名作。接着，我的中篇《入流》《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都上了《小说选刊》，都上了头题，都配发我的创作谈。
    我想见见《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们，我这人思想保守，相信“贵人说”，我觉得我此生哪怕最小的成绩，都离不开看得见看不见的贵人援手相助。从我小说的进步而言，说《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是我的贵人不算夸张。机会说来就来，2012年春节过后，我接到电话通知，《入流》获得《小说选刊》2011年年度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让我赴京领奖。
    我在一所名校当老师，非富即贵的家长没少见，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我不会露怯，该端架子的时候我挺像模像样，谁也不欠谁。但在那天赴北京报到后的晚餐上，我很紧张，我默默地坐在一角，暗地里将名字与人对号，我那桌上有冯敏副主编，秦兆阳副主编，我的责编鲁太光，编辑付秀莹、郭蓓，都是第一次见。这些人都帮过我，我欠着他们，我该端杯一一敬酒。但我那天只会灌自己的酒，嘴拙，现在想来是乡下人进皇城，掉老底子了。隔壁有人喊我的名字，余一鸣，谁是余一鸣？我应声站了，醉眼看去，是一个挺拔的中年男子。你小说写得不错，他说，我是杜卫东。我慌忙谢过，隔空遥敬了一杯酒。杜卫东，就是杜主编，我对上号了。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杜主编已经年近六旬，快退休了。后来见到杜卫东这个大名，是在《种桃种李种春风》获得一个小说奖，公布评委评语时，杜老师给了令我脸红的评价：
    这是一篇难以找到瑕疵的小说，作者通过大凤盼子成龙的人生际遇，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小说的叙述内敛，节制，富有节奏，人物的刻画细腻、生动、幽默而富有动感。小陈老师之死，家宝不幸罹难，吕特的始乱终弃，老陈书记的仗义相助，大有公司的非法牟利，使小说从不同视角揭示了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由此弊端派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病象。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充满了对底层劳动者的悲悯与同情，流淌着一种令人心动的关爱。
    杜卫东
    那两年我的小说运很顺，但这毕竟是文学边缘化的年代。我的小说不愁发表，常被转载，偶尔还获奖，但收入还是可怜。业余读书读得老眼昏花，写字写得腰酸背疼，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进账比不上同行带家教的零头，甚至比不上兄弟们随手一单生意的赚头。我有些犹豫，我说过，我算不上文学铁粉。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在《小说选刊》终审撤下了，一位主编说，余一鸣能写出《不二》《入流》这样的小说，要上就得上他越写越好的稿子，期待他更好的作品吧。那是我写作遭遇瓶颈的时段，淘金题材的三部曲完成了，有评论家跟我半开玩笑，老余你下面能写什么？我几乎想撤了，世界那么大，诱惑我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主编的那番话传到我耳中，我意识到，做逃兵可耻，许多人对老余还有期待，我得写下去，不能辜负扶助过我的人们。后来我做到了，完成了教育题材三部曲，已经发表的前两部《愤怒的小鸟》和《种桃种李种春风》都登上了《小说选刊》头题。
    眨眼间业余写了六七年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我真心觉得不易。到了这把年纪，做什么都遭嫌弃了。文坛也一样，同龄人都在文坛有了座椅，被热捧的轮到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作家，我在尴尬的年纪选择了尴尬的事业。但写着写着，我已没有别的喜好了，别无选择，只能埋头往下写，好在有许多刊物的好编辑仍然期待着我的小说进步，说到底，写小说选小说的人只在乎小说本身。
    肾好，才是真男人；小说好，才是真小说家。感谢《小说选刊》一路的鼓励，写小说这事，我当真了，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