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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鸣:写小说这事,我怎么当真了?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小说选刊》 余一鸣 参加讨论


    好像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一个小伙子说,我是曹威,《小说选刊》编辑,大作《我不吃活物的脸》我们刊物想转载。我写得不多,却读得不少,就像进城打工的小伙,不能将大街上喜欢的女子拥为己有,看看总行吧?挑一条风景好的大街,毒辣辣地用眼光攫取每一个过往美妙女子的风情,也堪称过把瘾。《小说选刊》就是我那时常常蹲守的街区,从文学青年熬到文学中年,突然有一天,有美人一不小心跌进我怀中,这实在太让人难以想象了。我当时一定说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话,说不定肉麻的程度将那位年轻人吓得不轻。几年后我去领《小说选刊》年度奖,打听曹威老师,说已经调走了,令我很是怅惘。他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居然无缘谋面。
    那是2009年,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年。严格说,我算不上文学的铁杆粉丝。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了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我当时安慰自己,想成为作家,基层生活积累不是坏事,但没过几年我就逃跑了,调进了县城一所中学,娶了妻,有了女儿,做了学校的中层。我对自己解释,文学当不了饭吃,先放一放。四十岁那年,我调进了省城,还是做语文教师,在一所全省数一数二的名校。那些年我每年发表十几篇教学论文,弄小说的劲头越来越小。2007年我获得了市学科带头人和省333带头人的荣誉,下一步得冲特级教师,我几乎得与文学拜拜了。这期间我接触到了一些语文教学大师,我有机会见识大师们的种种风头,觉得浑水摸鱼的人居多。教学不要扯上这门派那主义的幌子,说白了,是奔钱而来奔分数而去,不丑。然而,挂了头牌的人免不了要有艺名和花招,或者把教语文理解成只是教学生读书写字是我的浅陋。我改变了主意,要赚钱就实实在在做生意,要教书就老老实实带学生挣分数。职业理想变成了泡影,那一阵子我对人生很迷惘,又捡起了写小说这行当。
    小说这门手艺,在我眼里即使不说神圣,至少觉得是掺不了假的。一个小说摆在那里,不管它有没有获奖,不管它的作者是否牛×,每个读者心里都有一杆秤,尤其写小说的同好,都掂得出作品斤两。我对别人的小说赞扬很吝啬,不仅是醋意,我觉得这事得当真,遇见好的小说,我也不掩饰我的膜拜,恨不得拉上作者请茶摆酒讨教。这年头有很多事不敢当真,政客嘴上说得一套套的,你不会被他忽悠,只看他给不给你戳印章;商人嘴上抹了蜜,讲得天女散花,他真在乎的是能赚去你多少真金白银。小说呢,有朋友捧你赞你,你一时觉得自己上了云天,但隔天重看一遍小说,你就晓得是不是那回事,小说摆在那里呀。
    我的小说第一次上了《小说选刊》,这对彼时的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坚定了我将小说写下去的决心。那一年我四十七八,年近半百,我的工作和生活稳定,经济上具备了满足小市民虚荣心的基本条件,女儿也在这一年拿到了大洋彼岸高校的录取通知。我得做我自己喜欢的事了,写小说。
    接下来,我与《小说选刊》有了不解之缘。先是中篇小说《不二》被2010年第五期的“争鸣”栏目推出,不是头题,关注度胜过头题,栏目同时配发了我的创作谈和三位评论家孟繁华、何吉贤、李云雷的“三人谈”。孟繁华,孟老,当代文坛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居然在评论我一个无名小卒的作品,这都是《小说选刊》做的善事。孟先生说,《不二》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和诚恳,面对人性深处的溃败、社会精神和道德底线的洞穿,余一鸣“不二”的批判或棒喝,如惊雷裂天响遏行云。这表扬让我眩晕,《不二》毫无疑问成了我的成名作。接着,我的中篇《入流》《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都上了《小说选刊》,都上了头题,都配发我的创作谈。
    我想见见《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们,我这人思想保守,相信“贵人说”,我觉得我此生哪怕最小的成绩,都离不开看得见看不见的贵人援手相助。从我小说的进步而言,说《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是我的贵人不算夸张。机会说来就来,2012年春节过后,我接到电话通知,《入流》获得《小说选刊》2011年年度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让我赴京领奖。
    我在一所名校当老师,非富即贵的家长没少见,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我不会露怯,该端架子的时候我挺像模像样,谁也不欠谁。但在那天赴北京报到后的晚餐上,我很紧张,我默默地坐在一角,暗地里将名字与人对号,我那桌上有冯敏副主编,秦兆阳副主编,我的责编鲁太光,编辑付秀莹、郭蓓,都是第一次见。这些人都帮过我,我欠着他们,我该端杯一一敬酒。但我那天只会灌自己的酒,嘴拙,现在想来是乡下人进皇城,掉老底子了。隔壁有人喊我的名字,余一鸣,谁是余一鸣?我应声站了,醉眼看去,是一个挺拔的中年男子。你小说写得不错,他说,我是杜卫东。我慌忙谢过,隔空遥敬了一杯酒。杜卫东,就是杜主编,我对上号了。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杜主编已经年近六旬,快退休了。后来见到杜卫东这个大名,是在《种桃种李种春风》获得一个小说奖,公布评委评语时,杜老师给了令我脸红的评价:
    这是一篇难以找到瑕疵的小说,作者通过大凤盼子成龙的人生际遇,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小说的叙述内敛,节制,富有节奏,人物的刻画细腻、生动、幽默而富有动感。小陈老师之死,家宝不幸罹难,吕特的始乱终弃,老陈书记的仗义相助,大有公司的非法牟利,使小说从不同视角揭示了现行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由此弊端派生出来的种种社会病象。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充满了对底层劳动者的悲悯与同情,流淌着一种令人心动的关爱。
    杜卫东
    那两年我的小说运很顺,但这毕竟是文学边缘化的年代。我的小说不愁发表,常被转载,偶尔还获奖,但收入还是可怜。业余读书读得老眼昏花,写字写得腰酸背疼,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进账比不上同行带家教的零头,甚至比不上兄弟们随手一单生意的赚头。我有些犹豫,我说过,我算不上文学铁粉。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在《小说选刊》终审撤下了,一位主编说,余一鸣能写出《不二》《入流》这样的小说,要上就得上他越写越好的稿子,期待他更好的作品吧。那是我写作遭遇瓶颈的时段,淘金题材的三部曲完成了,有评论家跟我半开玩笑,老余你下面能写什么?我几乎想撤了,世界那么大,诱惑我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主编的那番话传到我耳中,我意识到,做逃兵可耻,许多人对老余还有期待,我得写下去,不能辜负扶助过我的人们。后来我做到了,完成了教育题材三部曲,已经发表的前两部《愤怒的小鸟》和《种桃种李种春风》都登上了《小说选刊》头题。
    眨眼间业余写了六七年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我真心觉得不易。到了这把年纪,做什么都遭嫌弃了。文坛也一样,同龄人都在文坛有了座椅,被热捧的轮到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作家,我在尴尬的年纪选择了尴尬的事业。但写着写着,我已没有别的喜好了,别无选择,只能埋头往下写,好在有许多刊物的好编辑仍然期待着我的小说进步,说到底,写小说选小说的人只在乎小说本身。
    肾好,才是真男人;小说好,才是真小说家。感谢《小说选刊》一路的鼓励,写小说这事,我当真了,较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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