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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因为创作顺应了人民心声——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启示录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解放日报 仲呈祥 参加讨论


    
    
    图为张志坚饰演的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左)与陆毅饰演的反贪局长侯亮平
    
    图为白志迪饰演的原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与老妻为大风厂的命运忧心忡忡
    ■文化现象级的影视鉴赏热已久违了。《人民的名义》 之所以轰动屏坛,主要缘由是其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顺应了人民的心声、时代的需求。剧作中具有典型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都采自生活原型或组合生成,主要情节及案件乃至许多细节都源自生活真实。称真实、大气、犀利、凝重是《人民的名义》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诚不为过
    ■全剧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了中华反腐倡廉的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颇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唯其如此,全剧的“思想性”和“价值取向”才在高收视率和点击率中获得了最理想的效益。相反,那些仅仅自恃“主题好”“题材重大”而审美化、艺术化程度低甚至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缺失了文艺作品首先必备的美学品格即吸引力、感染力,既缺少观众,又败坏了“主旋律”和“重大题材”(包括反腐倡廉题材)的声誉,不正应当从《人民的名义》的成功中获得有益启示么
    ■该剧的成功还启示我们从事反腐倡廉题材创作必须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把握好“度”:既要直面人生,揭露腐败,又要开拓未来,给人希望;既要鞭挞腐败,揭露罪恶,又要讴歌廉洁,以正压邪;既要清除“内鬼”,又要统筹兼顾塑造好公检法合力反腐倡廉的良好形象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激起的观众鉴赏热潮,已成为当下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应当说,这种文化现象级的影视鉴赏热已久违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吴天明导演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激起涵盖了老中青少观众在内的全民性鉴赏热潮,大家热议银幕上的农村青年高加林进城之后,究竟应当与青梅竹马的刘巧珍继续恋爱呢,还是为了留城移情别恋找有政治靠山的黄亚萍才对。一部电影《人生》的鉴赏热,提升了全民的婚恋道德修养。潘虹在根据谌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里饰演的医生陆文婷的形象,感染了亿万观众,大家热议像陆文婷这样的病人的好大夫、丈夫的好妻子、儿子的好母亲,竟因为政策的不落实而活得如此窘迫,于是全社会呼吁加快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剧 《渴望》 造成的万人空巷的鉴赏景观,人们对张凯丽塑造的刘慧芳形象的同情与喜爱,升华为对真善美的群体性追求。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视艺术创作所具有的一种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
    今天,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传承弘扬了这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切莫小视优秀艺术对满足人民鉴赏需求、提升民族精神素质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我们实行法治,法治的威力可以令人不敢违法,进而推行法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让人不能违法,那么,像《人民的名义》这样的力作走进寻常百姓家、浸润亿万人民心,在全社会营造出鄙视腐败、憎恶违法的精神文化氛围,就更能教人从根本上就不想腐败和违法。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最可宝贵的公民素质之一,也是进行多少场法治和法制讲座所难以替代的。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轰动屏坛,主要缘由是其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顺应了人民的心声、时代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并号召文艺家“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我以为,《人民的名义》正是学习、领悟、践行习总书记上述指示精神结出的硕果之一。
    编剧周梅森笃信习总书记指出的创作方法有千条百条,最可靠的一条便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开展,为《人民的名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周梅森在有关部门支持安排下,深入反腐倡廉斗争第一线,通过大量采访调研,并起动自己十余年来在创作同类题材中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厚积薄发,真正做到了“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剧作才实现了“笔下有乾坤”。剧作中具有典型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如反贪局长侯亮平、省委书记沙瑞金、老检察长陈岩石、市委书记李达康与腐败分子高育良、祁同伟、丁义珍、赵德汉等都采自生活原型或组合生成,主要情节及案件乃至许多细节都源自生活真实。称真实、大气、犀利、凝重是《人民的名义》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诚不为过。导演李路在二度创作搬上荧屏的实践中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忠实地追求这种历史品格与美学品格。而正是编剧与导演的互补生辉,才率领演职人员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反腐倡廉、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先进文化的坚定自信,创作出了这部“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荧屏上营造出的作为艺术品表现的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心灵的历史,既源于又区别于史学研究的科学的历史、理性的历史、学术的历史。
    
    一批老戏骨在《人民的名义》中一丝不苟的表演,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充满正能量的老英雄形象塑造上,白志迪饰演的原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尤其值得称道。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过:“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白志迪积多年表演艺术经验,在精心塑造陈岩石形象时又反复学习研读检察战线老英模人物先进事迹,努力体味他们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人格风范,走进他们的心灵,从而心怀崇敬地在荧屏上精准地一笔一划为陈岩石传神写貌,为观众再现出这位老英雄可敬可爱可亲的艺术形象。你看,无论是在儿子陈海反腐被害昏迷不醒,还是年轻的反贪局长侯亮平遭诬陷被审查,抑或是他深入险境以身置换被绑架的十岁孩童时,他的表演都是那么真挚熨帖、火候适度,作为全剧的精神领袖形象,顶天立地,炉火纯青。
    在颇有思辨色彩、具有典型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形象塑造上,吴刚饰演的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就很值得反思玩味。李达康不是完人,也不是坏人,是一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孕育的印有鲜明时代痕迹的GDP书记。吴刚可以说潜入到了他的心灵深处,琢磨体验透了他的所思所想所为,惟妙惟肖、精准有度地在荧屏上再现了他的躯体与灵魂,塑造了堪称黑格尔所谓的“新的熟识的陌生人”的艺术形象。而张丰毅饰演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政治成熟,经验老到,言谈举止令人诚服。作为全剧反腐倡廉指挥者形象,张丰毅的表演为之增光添彩。
    在腐败人物形象塑造上,侯勇饰演的处长赵德汉、张志坚饰演的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许亚军饰演的省公安厅长祁同伟,都各放异彩,摒弃了那种皮相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表演模式,细致入微地通过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将人物各自的灵魂剖析示众,从而强烈地激起广大观众对腐败的满腔义愤。如赵德汉的伪装廉洁一碗面条度日、高育良的婚外育子欺骗组织又处处作正人君子状、祁同伟的阴阳两面和内心虚弱……都令人过目难忘、深长思之。
    正是在上述老戏骨们的对手戏比拼下,虽已不算“小鲜肉”而尚未入老戏骨的陆毅饰演的反贪局长侯亮平,演技也有长进,形象也颇有光彩。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他的称职表演与白志迪饰演的陈岩石形象相映生辉,深化了主题,昭示出中华民族反腐倡廉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前景。
    
    《人民的名义》 鉴赏热还雄辩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结尾所强调指出的:“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在这里,习总书记强调的是“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请注意:这里没有惯常讲的“观赏性”,且置于首位的是“艺术性”)。我以为,此中有深意藏焉,值得我们认真领悟。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激起鉴赏热潮,首先是因其审美化、艺术化程度较高。记得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就说过:“我评价您的作品,用的是最高的标准,即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在恩格斯看来,文艺评价的对象必须首先经得起美学考量,验证它是艺术品;再进而对它进行历史评析才有意义,否则它可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甚至是一篇社论,那作品再有历史内涵也不是文艺评价的任务了。这里强调的是文艺评价的共时性标准。而我们惯常把“思想性”置于第一位,那是在抗日战争环境里提出的一种文艺评价的历时性标准,因为在抵抗外侮的历史环境里,必须首先考察作品在抗日上的政治态度。《人民的名义》首先经得住美学考量即艺术分析,它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意蕴丰厚; 情节结构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细节营造血肉丰满,真实感人。全剧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了中华反腐倡廉的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颇强的吸引力、感染力。唯其如此,全剧的“思想性”和“价值取向”才在高收视率和点击率中获得了最理想的效益。相反,那些仅仅自恃“主题好”“题材重大”而审美化、艺术化程度低甚至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缺失了文艺作品首先必备的美学品格即吸引力、感染力,既缺少观众,又败坏了“主旋律”和“重大题材”(包括反腐倡廉题材)的声誉,不正应当从《人民的名义》的成功中获得有益启示么?
    当然,《人民的名义》的成功还启示我们从事反腐倡廉题材创作必须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把握好“度”:既要直面人生,揭露腐败,又要开拓未来,给人希望;既要鞭挞腐败,揭露罪恶,又要讴歌廉洁,以正压邪;既要清除“内鬼”,又要统筹兼顾塑造好公检法合力反腐倡廉的良好形象。“度”的把握当否,直接攸关作品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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