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时候，作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生活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缘地带，而且界限尚不是那么分明。但他又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稍微觉得超出常识——物理、人情——他就会放声呐喊。就是这副德性，因为他是一个作家。
    然而，很多读者问起我为什么写作时，我常常无言以对。这是一个轻易就能拿起来、却很难放得下的问题。事情就是那么发生的，说不清楚为什么——从故事本身到我的写作，莫不如此。我想，所谓灵感，也许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把某些东西交给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东西”，肯定有它坚实的内核和内在驱动力，它是一件有生命的存在，作家仅仅是把它呈现出来，所能改变的，无非是表现的方式，尽管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但不会改变它的本质和方向。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宿命，甚或有人认为是傲慢。不过如果有人非要我回答的话，我就只能这么说。
    很多人以为，小说家都是凭空编故事的人。这么说也许没错，但除非是用唯心主义或者先验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一切，否则是站不住脚的。故事从何而来？从形式上看，它可能是一场白日梦，可原故事不是这样的，它是生长出来的，它先于文字和作家存在。讲故事的人会死去，可是故事不会，它会永远活下去，直到人类的最后一个被毁灭——不过，这也是一个故事。
    也许到这时候，可以初步回答读者的提问了：故事就在那里，我忍不住要写出来。但这样又容易诱发另外一个问题，莫非所有的写作都来自于生活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多玄幻和科幻小说，它们横空出世，却又非常轻巧地嫁接在现实生活上，甚至连茬口都不留，好像生活本身就具有千奇百怪的N度空间。但是，我不禁要问，那些点石成金、死生穿越的人，他们面对的不是现实问题、解脱的不是当下的苦恼吗？它介入我们的生活，不是否定或者改变了世界，而是改变了我们看世界或者处理与这个世界关系的能力，变换了新的角度。因而不管它有多么想当然，它是现实的，是活生生的，是接着地气的。
    因为现实，我常常为笔下的人物忧伤万分，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也许就是这种绝望逼出了我的决绝，因而使我的作品有了态度。《刘万福案件》里的刘万福，每每想起他来，我总觉得非常惭愧。虽然我把他领到了读者面前，引起千万人的围观，可是对于解决他的问题，改变他的命运，并没有任何裨益。甚至往深处说，即使解决了他的问题，那孙万福、陈万福、张万福们的问题呢？绝望——如果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整个社会都将被逼入绝望。
    《第四十圈》里的齐光禄，是我笔下另一个杀人者。这部小说交出去很久，他那带着风声的刀光，还一直纠缠着我，有时候会在我独处的时候上下翻飞，嗖嗖作响。我相信，如果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齐光禄会成为一个好老板、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可是，就连这一点卑徽的希望之光，也有人一点一点地把它掐灭。说实话，当他怀揣着那把日本刀走向操场的时候，我的心情踌躇万端。写到这里，或者每每读到这里，我既血脉贲张又泪流满面，久久地回味着这个细节，五味杂陈。即使那是百分之百的错，我也不忍心让他停下来。那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生命绽放，如飞蛾扑火般决绝和神圣。我更不忍心指责他，因为我没有资格那样做。
    我的两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和《我的生存质量》，有人说是官场小说，有人说是自传体小说。都对，也都不对。我写的确实是官场，但已经远远地“去官场化”。如果官场是一条大河的话，这两部作品应该是站在河边的反思。这两部作品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对于官场，从进入到退出，是一个轮回，也是一种升华。生命的疼痛不息，就是成长。我们最后能够面对，既是坚毅，也是无奈，因此这就是生活。
    从小秋、秋生到小舅舅，那是我看到的另一幕生活图景。与快意恩仇相伴，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世界的依偎、眷恋和忍耐。小舅舅这样的人，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把不平和不公化于无形，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为别人活着。这本无对错，它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并以此延续五千年的香火。而小秋则恰恰相反，她希望看到不变之中的改变，希望找到芸芸众生里的自己。她有目标，有性格也有态度。她给我们以希望和安慰。
    我其他作品里的人物，我常常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我用词语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让我牵挂，也让我踏实。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价值观多元且思想纷呈的时代，我们被信息所覆盖，也被它捆绑。我们写出来的，到底是被缚的感觉、解脱的愉快，还是对绳索的“斯德哥尔摩”依恋，很难说清楚。这很有意思，也着实令人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