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打算写出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完成后结集为《丙申故事集》。这是纯属私人的写作计划，没有谁布置任务，敦促着我的，依然是一个小说家的职业感和尚未消减的写作能力与虚构的热情。
    《随园》是开篇，我觉得，它开了个好头。不是说这个短篇已经写得无懈可击，是说，它令我一开始就进入了应有的工作状态——得以从纷扰的世相之中抽身，心怀莫名的伤感，沉浸在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情绪里。如果说这种情绪异于常态，也并非在否定常态的合理，而是深感写作者岂能深陷在“常态”的泥潭里。谁都知道，“常态”会如何地消磨人。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便是对“常态”的抵抗。它让我的眼睛不只是盯着微信上的朋友圈，盯着貌似孤立的一桩桩社会事件，而是极目远眺，凝望那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发着光的雪山。这对视力好，对颈椎好，对清洁的精神和宝贵的记忆好，也有益于自己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地“成了这般”与“只能这般”。
    “常态”中的我，自感有如蝼蚁；工作时的我，自感有如草芥。这两者本无差别，但我顽固地觉得，草芥也许更有漂浮的姿态，也许一阵风，便能令其无远弗届，至少在假想中挣脱了沉重的拘囿与残酷的践踏。这当然是自欺，可小说家有时候就是这么依赖自我的蒙蔽。
    写作期间，我严格遵照医嘱喝着汤药，每天走上万步，有种“春华秋实”、劳作者自力更生的踏实感。于是，我格外在每一篇小说的后面都郑重记下了具体的写作时间（以前我并没有养成这样的写作习惯），我想，我记录下的，就是这一年自己精神生活的轨迹，就是草芥被那阵风吹送着的旅程。为此，我再一次自我蒙蔽，认为自己也许能挽回了什么，镌刻下了什么，对那个念兹在兹却永难谋面的“意义”，有了一个瞬间又一个瞬间的、即便是徒劳的捕捉。
    这挺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