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奇，女，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早年在党史部门做研究，后入高校执教。20世纪90年代到深圳，先后从事政法、经济、宣传文化等工作。当过镇长、街道办主任，现供职于深圳某公职部门。小说见《北京文学》《清明》《中国作家》等刊物，有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张奇的中篇小说《末代镇长》刊载于《当代》2016年第5期。
    写小说虽然不是一时兴起，但肯定不是蓄谋已久。有点像我这辈子所从事的各种工作，开始都是没有想到的。不同的是，写小说现在成了我的热爱与享受。尽管作为一个新人，写作水平还有待提高，但眼下，我的写作冲动是占据了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文辞的修饰——后面这点以后能不能做到其实也没有把握，因为我发现自己一拿起笔，说得都是大实话，那些人物好像迫不及待就要冲出来，来不及披上华丽衣装，就开始上台“表演”。
    谁写了东西都想发表不是？我也不能免俗，话说出来终究是想给人听的。但当我壮着胆子给《当代》投稿的时候，揣的是“有去无回”的想法。为了“垂死挣扎”一下，我听从了一位文友建议，投电子稿的同时，也寄打印稿，还可以附上以前发表过的作品。我理解这是要证明此人有过“前科”并非“初犯”，就照他说的做了。然后就不管了。反正该做的已经做了，用不用不是我能决定的。
    说起来，这种态度多少带有一点职业习惯，即所谓尽人事，听天命。
    大学毕业后，除了有两年时间是在大学教书，其余岁月不是在机关修炼周旋，便是在基层摸爬滚打。机关文化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里面有大学问。可是这种学问大学里没有人教，字典里也查不到。一头扎进浑身只剩下权谋智商的精英堆里，一个头脑里只有几本破书的大学生，真有一种四面碰壁、孤立无助的绝望感觉。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末的情形。省直机关工作的神圣与神秘，令很多人向往，但我却总是心里没底，有时候说话直接得让领导连翻几个白眼。终于有一天彻底明白，我还是做点专业工作吧，便想方设法调到了中山大学。
    再后来，在孔雀东南飞的浪潮中，我也来到了深圳。但我要声明，当年纯粹因为经济压力，可不敢说是为了支援特区建设，谁都知道，那时候往南边飞的麻雀也不少。我这样一只比麻雀好点、比孔雀差点的小小鸟，也想飞得稍稍高一点。真正吸引我的是深圳改革开放、海纳百川的气魄。在这里，除了有不错的收入，肯定不用低三下四看人脸色行事吧？肯定不用请客送礼才能获得赏识吧？不会被人情关系绑架干违心的事情吧？更不会因为穿衣打扮而被人诟病了吧？心情真如五月的天空，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是的，这里英雄莫问出处，机会俯身即是。一份耕耘可能有十分收成，甚至百分、千分收成，只要找对了方法。方法，关键是方法。这点，与任何地方一样。没有方法的人生，到哪里都是悲催的人生。别处简单的方法，到这里还要加上很多配料。技术难度的提高，把很多人挡在了方法的门外。解剖自我，自己是一只脚在方法内、一只脚在方法外的人。这不是进可攻、退可守吗?然而，这所有方法的配方里都有一样东西我始终弄不到，那就是伪装。结果自然是，怎么修炼，到最后也成不了正果，往往只剩下一堆残渣垃圾自个儿收拾。
    文人墨客都喜欢“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其实是放大了自我。天下之大，才人之多，凭啥你的才必用。在官场做事的人，更不能以此自许或期许。我不喜欢一味抱怨环境，因为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一分子，包括我自己。但我希望环境改善。值得欣慰的是，当前的官场环境正在改善，期待越来越好。
    所以，写作，不完全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心愿。
    稿件投出之后，本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但令我惊喜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接到杂志社陈亮老师的电话时，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虚荣心这一刻得到了空前的满足，鼎鼎有名的国家级文学刊物呢。一个新人第一次投稿，居然命中。这使我想起鼓动我投稿的那位友人说的话，文学殿堂，相比其他领域，是真正相对公平的平台。我知道自己的写作刚刚起步，题材有些特点也许是拙作被采用的主要原因。但这已足以令我骄傲。必须由衷地感谢杂志社编辑们，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发掘出了我的作品，也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
    为了这点，我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