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作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并且努力讲出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同时，只有以非常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才会让中国故事行走得很远很远。
    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十分响亮的词，所以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我不妨也追逐一下时尚，将这个词作为本文的关键词。中国故事，说起来也很普通，中国当代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主要讲的不就是中国故事吗？但是谁在听中国故事呢？当然主要是中国读者。我们的作家似乎主要也是针对中国读者来讲故事的。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2016年的国际安徒生奖授予了中国作家曹文轩，向人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也愿意听到中国故事。这也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故事包含了世界意义。如果总结过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子为什么不是太大的话，也许其中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过去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对于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挖掘得不够。阅读近5年来的长篇小说，我有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作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并且努力讲出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
    全球化视界下的现实性
    现实性是当代长篇小说的突出特点。但文学的现实性不应该止步于客观反映了现实生活，还应该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
    现实性是当代长篇小说的突出特点。但文学的现实性不应该止步于客观反映了现实生活，还应该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现实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作家们看待现实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它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小说的现实性是一种全球化视界下的现实性。全球化被看成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文明进程，它让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活，它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思维路径，也在创造新的景观和新的人物。
    当然，中国的现实中已包含太多的全球化元素，敏感的作家最先抓住了这些元素：生态、环保、移民、跨国公司、吸毒贩毒、恐怖主义等等。赵德发的《人类世》就是把沿海城市建设的故事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写的。小说揭露了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这一切归根结底都与人的贪欲有关，比生态危机更可怕的是信仰危机。“人类世”是地质学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认为我们处在人类世时代，人类成为环境最主要的影响力。赵德发借用这个概念，认为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他警示人们要珍惜地球，维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迁移是全球化的最大价值，孙顒的《漂移者》写的就是迁移，他以后殖民文化的身份来写一个殖民文化的迁移者，这个迁移者无疑会带着殖民文化的心理优势。但是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并没有因此就具有一种后殖民文学难以摆脱的被殖民文化的心理劣势。这里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彭名燕《倾斜至深处》的主人公杰克则是被全球化精心打造出来的一个异类。有人说，“全球化”最令人艳羡的顶层价值就是它的“移动性”以及移动的自由。杰克正是在“移动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的内心仍是焦虑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杰克的失踪中得到一种暗示：当“全球化”渗透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时，也要警惕它给人的内心所造成的变异。
    2015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了不少，尽管抗日战争的故事在当代长篇小说中被反复讲述，但我从这些新作中看到了一个重要变化，不少作家是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来书写的，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就体现出新意。如范稳的《吾血吾土》写中国远征军的老兵，黄国荣的《极地天使》以发生在山东潍坊的同盟国集中营的故事为原型，书写了在战争灾难面前中外人民心心相印的情景。因为视界的开阔，作家们对战争的反思也就更加深刻。《吾血吾土》的主人公赵广陵在抗日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按说是一名民族的英雄，但因为中国的政治斗争，他不得不以隐姓埋名的方式生存，范稳通过一个老兵的遭遇揭露了极端政治化的战争思维对于民族精神的伤害。曾以写长沙市民生活见长的何顿因为被长辈英勇抗战的事迹所感动，转向写抗日战争，从《来生再见》到《黄埔四期》，何顿接连写出两部作品，一部比一部厚重，从湖南抗日战争的三次大战役，到以黄埔四期的一代精英为对象，涉及时空更为广阔，胸襟也更为博大。何顿的叙述具有一种悲壮感，这种悲壮既包含着作家对于历史的敬畏之心，也凝聚着作家从现实出发的批判性。在书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尤其给我耳目一新之感的是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这部小说首次将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奋勇抗战的故事写进了小说之中。小说完全超越了以往的战争叙事，作者由战争引伸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和历史遭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时也是内心的战争。”这也正是以上几部小说共同触及的“打扫战场”的问题。“打扫战场”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定现象，战争结束后，战争背后的政治漫延到参与战争的所有人的身上，影响到参与者以后的人生命运。《疯狂的榛子》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抗战期间萌发了爱情，但纷乱的时事使他们无法结合，男方去了台湾，女方留在大陆。他们的子女又把他们的情感纠葛带到了海外，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无论是在海外或台湾，还是在本土，他们都自觉地或被动地从内心“打扫战场”。袁劲梅由此对两代人的家国情怀都有了豁达的理解，小说提供了宽容、博大的地球村理念，正如小说结尾告诉人们的好消息是，从宇宙往下看，“有一颗小行星，叫地球。地球的轨道只有一条，可以叫‘正道’”。
    特别强调袁劲梅的海外华裔身份，因为有一批海外华裔作家陆续加入到当代文学的大合唱中，他们有着跨文化的优势，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严歌苓近几年相继推出《妈阁是座城》《床畔》，彰显了她讲故事的能力，故事背后是作家对人和人性的独特思考。张翎的《邮购新娘》写了移民中的一种特殊现象，通过无奈的新娘，把乡愁、道义、命运和精神慰藉等一并邮购给读者。陈河几年前写的《红白黑》还明显带有他海外漂泊的痕迹，但在新作《甲骨时光》里，他成为了一名考古学者，回到民间的安阳，围绕殷墟甲骨文物，展开了一场文化保卫战。
    立足于本土经验的现代性反思
    如果说过去我们侧重于从他者那里观照现代性，那么现在逐渐将目光转向自身，立足于本土经验进行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关键词，它浸润在作家的写作理念之中。如果说过去我们侧重于从他者那里观照现代性，那么现在逐渐将目光转向自身，立足于本土经验进行现代性的反思。
    乡土叙事在现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据着最强悍的位置，但也是突破和创新最难的。从近5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情况看，现代性正是乡土叙事的突破口。贾平凹是乡土叙事的代表性作家，乡村精神融入到了他的灵魂之中，他对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特别敏感，他在这种冲突中困惑和解惑，他真实地将自己的困惑和解惑写进小说。在《古炉》中，他重新组织“文革”生活的记忆，展现了民间生活伦理的兼容性。在《带灯》里，他对庸庸碌碌和昏昏噩噩的乡村环境中一丝微弱的光亮表达高度的敬意。《老生》则借一位唱丧歌的老艺人之歌喉，去问询历史和命运中隐藏的生死秘密。《极花》的主角是一位被拐卖的乡村女孩，贾平凹力图平息女孩的内心煎熬，却透露出他自己的内心煎熬。可以说，贾平凹的小说是他一直走在现代性路上留下的一个又一个印记。李佩甫的《生命册》所讲述的故事从乡村延伸到城市，记录了一位出身于乡村的城市知识分子回望乡村日益凋敝的忧思。小说直面社会转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乡村与城市的尖锐对立始终是李佩甫最大的心结，这也局限了李佩甫的视野，但作为“平原三部曲”的终曲，《生命册》在思想境界上明显要比《羊的门》和《城的灯》更加开阔，现代性意识更强。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从本土经验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这样的写法对于擅长写实的范小青来说真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范小青的构思建立在一个奇异的想象上。她以一个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为主人公，这个妄想狂妄想自己有一个弟弟，从而构成了两个互相依赖的人物，一个是主人公“我”，一个则是“我”妄想中的弟弟。“我”丢掉了弟弟，又去寻找弟弟。丢掉，寻找，成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也建构起一个关于主体性的主题。弟弟作为一个象征，寓意着当代社会在片面追逐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情景下，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一切都被物质、经济和权力牵着鼻子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想一想是否丢失了“弟弟”——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哲学概念。这部小说的叙述是非常形而下的，但叙述的结果却是把人们带向非常抽象的哲学命题。形而下与形而上在这里友好地妥协了。小说警示人们，主体性是与我们的家园连在一起的，失去主体性，最终就会失去家园，这既是安居乐业的物质家园，也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张炜的《独药师》通过养生，把人的身体和社会的革命同时置于现代性之火上烘烤，身体秘史与革命秘史诡秘地相交重叠，揭示出现代性的复杂和艰巨。
    在现代性的激荡下，打开自我的内心，去面对急遽变化的现实，让个人经验与家国情怀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也是近5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趋势。在《北去来辞》中，主人公柳海红无疑具有作家林白的影子。林白很珍惜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前的每一部小说，她都是选取个人经验史的一段作为想象的资源。但写《北去来辞》时，不愿被“主义”牵制的林白突然会去关注形形色色的“主义”，习惯于自语的林白也变得在与他人交流时充满了自信；她在处理个人经验的同时也在处理她与现实的关系，她的小历史的叙事完全涵盖了大历史的叙事。我们反思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时，痛感当时的作家只有“大我”没有“小我”，从此“大我”与“小我”处于分裂的状态。但年轻一代的作家在现代性的烛照下，能够比较理智地处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弋舟写几个“70后”的爱情遭遇，却把小说命名为《我们的踟蹰》，这分明透露出一种整体意识，作者试图通过小说表达他对于“70后”在爱情上的整体观。在他看来，踟蹰是“70后”普遍的精神状态，这既是作者的自我反省，也是对一代人的思想命运的反思。而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干脆被评论家称之为是“70后”一代人的史诗。小说完全依赖于作者的生活体验，勾连起自己的家乡花街和北京之间的联络，演绎了几个年轻人出走故乡、闯荡世界、追求理想的故事。
    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普通人，从普通人中发现普遍的真理。这也是现代性反思带来的结果之一。苏童的《黄雀记》写的就是普通人，小说塑造了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保润这个人物，倒霉仿佛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在绝望和希望间挣扎，却总也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正如书名所隐喻的，在螳螂捕蝉的命运拼搏中，后面永远有一个神秘的“黄雀”。小说通过这样的形象对当代社会的精神无主现象作了形象的解析，这是一个关于“罪与罚”的普遍性的文学主题。迟子建是一位始终把目光和热情投放在普通人身上的作家。她的《群山之巅》仍然如此。小说写到东北山村龙盏镇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迟子建的笔饱含情义，她体悟笔下人物的生存选择，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她要让人们明白，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物，也有生命的尊严。正如迟子建自己所说的“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书写小人物，揭示大精神——这是那些写小人物的成功之作的共同特点。陈彦的《装台》同样也是写小人物的，剧团出身的陈彦深谙中国戏曲，他把这部小说写成了一部中国戏曲的“苦情戏”，陈彦借“苦情戏”之壳，对中国普通百姓的人生哲学进行了重新阐释。陈彦从苦情戏进入，却以现代意识升华了苦情戏的意蕴。它虽然仍然缺少西方悲剧的崇高感，却有一种足踏大地的凝重感。
    现代性首先就是一种时间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是把握和调节现代精神的深层枢纽。因此作家们就有了更自觉的时间意识，现代的时空观也渗透进他们的作品之中。韩少功将自己反思知青命运的小说称为“日夜书”，显然是要采取一种非线性的时间观重新处理历史记忆。以生活实感取胜的荆永鸣在书写北京市民日常生活时就发现，“北京时间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这部小说叫《北京时间》，荆永鸣试图用充满亲情和友情的日常生活时间来校正跑得太快的北京时间。周瑄璞在《多湾》中设置了一座钟表的细节，这座钟表是小说的灵魂。周瑄璞在梳理奶奶一辈人的命运时，触摸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间矛盾：在现代时间文化意义观念上的超前性，而这种超前性又与作为现代时间生存基础的现代生产—交换方式处于分裂乃至对立状态。她从奶奶身上发现了一种应对时间矛盾的精神力量。
    中国故事的文学色彩
    只有以非常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才会让中国故事行走得很远很远。
    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产生精彩的中国故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丰富的资源，但是如果以老实甚至呆板的方式讲述出来，是不可能传播得很远的。传播也是一种交流和对话，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存在着各种隔阂，如语言的隔阂、文化的隔阂、政治的隔阂，最大的隔阂莫过于心与心之间，而文学则是打通心与心之间隔阂的魔杖。因此，只有以非常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才会让中国故事行走得很远很远。
    过去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比较单一。新时期以来作家们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就是克服单一的讲故事方式，从而使得中国故事的文学色彩日益丰富。近5年来的长篇小说也突出表现出这一点。在田耳的《天体悬浮》中，年轻人相恋时一起用望远镜观看夜空里的星星，失恋后则以观望星空来疗治心灵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文学化的构思，让一个世俗的故事变得生机勃勃。好的文学想象是生活现实酿造出来的，比如超现实仍然看得出现实的影子。陈应松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但长年扎根于神农架，那里氤氲着的神奇诡秘常常为他的小说带来一种超现实的想象。《还魂记》完全建立在超现实的基础上，作者采用亡灵叙事，让死于非命的柴燃灯灵魂返乡，通过亡灵的眼睛，便看到了现实世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艾伟的《南方》同样借用了亡灵叙事的表现手法，小说的形式感更加明显，展现出艾伟处理现实经验的艺术能力。于怀岸的《巫师简史》中的巫气和匪气，显然就是作者对湘西历史和现实的真切体验。冉正万的《天眼》同样从贵州的山水风情中吸取到了灵气，这种灵气贯注在他的叙述中，使他的文字有一种飞扬感。另外，红柯《喀尔布风暴》中粗犷的浪漫主义，张好好《布尔津光谱》《禾木》中主体意识流的叙述，东君《浮世三记》中将故事处理得非常干净的现代叙述方式，都呈现出异样的色彩。周大新的《安魂》是他书写内心反复吟唱的一支悲歌，“诗言志，歌咏情”，悲情充溢是这部小说的特点，这是父子情，也是生死情；都是人类心灵能够共同感受的情感。但作家并没有沉湎于情感之中，而是由情入理，将其写成了一个充满人间情怀的“浮士德”式的文本。
    不要忽略王安忆的《匿名》带来的文学冲击。因为王安忆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小说的期待。她并不是在描述一个故事的始末，而是要对这个世界进行阐释。小说有一个总的阐释目标，这就是文明与人类的关系。王安忆尝试以一个被绑架者为对象，去探究文明印迹从一个人身上逐渐褪去以及这个人再次进入文明圈后的情景。但王安忆并不是在描述这一情景，而是通过情景去阐释。因此小说会不断地生出一个又一个的阐释点，每一个阐释点就像分出的枝桠，使情节变得非常不连贯。在阐释的过程中，王安忆充分开发了细节的功能，把细节当作阐释中最基本的概念，让细节与抽象理念衔接起来，构筑起小说的阐释方式。王安忆是带着一种新的小说观来写这部小说的，表现出具有充实内容的先锋性。我将王安忆新的小说观称之为“阐释化”的小说观，我相信它对拓宽文学疆界和增强文学表现力一定会产生深远影响。
    讲好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文学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