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写命运，这也是《天等山》的成功之处。小说以一桩疑似谋杀案为载体，写一个女孩成长中的转折及其后的悲情命运，读来令人心意难平，唏嘘不已。——凡一平长篇新作《天等山》，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6年第8期。
    《天等山》是我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在我写完第五部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后，我以为我不会有长篇了，这情形就像生产了多位孩子已感到疲倦的高龄母亲一样，写长篇的确很累，我也年过五十。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以为我不可能写出超过以往的小说，我甚至已经在构思总结我三十多年文学生涯的回忆录了——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的认识，或为时尚早。
    《天等山》被我孕育、生产，来到人间，如同天赐。
    在构思《天等山》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我的身份、名誉、地位、财富、亲人、朋友，忽然间天翻地覆地离我而去。它们和他们，就像无法准确预测的地震一样，将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醒来后我被这个梦吓出了一身冷汗。真实生活中我要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如何是好？事实上这样的噩梦在现实生活中频频上演，并且发生在我认识或熟悉的人身上——仅仅是我的老乡中，就有四个坐了牢，一人坠楼。他们入狱前和生前可都是人见人爱的官员，如今除了他们至亲的人，恐怕没几人惦念他们。去年的一天，我去南宁监狱探望其中一个坐牢的老乡——说是朋友又何妨，我们的确交往多年，在文娱爱好方面彼此志趣相投，又确实没有利益或金钱的来往。他是某医院的院长，因为受贿被判了重刑。南宁监狱便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而且离我家不远，离鬼子等广西作家住的文联宿舍更近。我每次去大学上课或开会的路上，必经过那。我每次经过那，必望那铁桶似的高墙，必想念他。于是我决定去探望他。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三，监狱规定只有星期三才允许犯人的亲属探望，我冒充他的内弟登记，获准见他。我穿过一个地道和两扇铁门，来到为犯人和亲属会面专设的场所。我坐下不久，只见场所外面高墙内侧的走廊，走来了一列人——他们步伐整齐、风纪严明，与训练有素的军人不同的只是制服和神态。他们统一身着有蓝白条纹的服装，挺胸却不昂首。他走在犯人队伍的最前面，这一定是他个子矮小的原因，再加上低着头，显得比我印象中的更矮。但我还是认出是他。他在临近门的窗户勇敢抬头，发现了室内等待他的人是我。他兴奋地可以说是忘乎所以地跳将起来，这可能因为他想不到我会来看他。他已经在里面关了三年，我相信除了他亲人之外，未必有几个人来看过他。我们隔着一面钻孔的玻璃面对面坐着。我准备了一肚子安慰的话，正准备对他说，却被他抢先安慰我：一平，你放心，我在里面很好，负责管一百多病号。最重要的是，这监狱能抗八级地震！我倒是担心你、你们在外面，不安全。我原来在医院，还没时间补我的牙齿。我刚花四千块钱整我的牙。我在里面不用喝酒，还能锻炼身体。他竖起右手食指，又朝下一戳，我以为他要谈女人了，没想到他说：我现在可以做一指禅！听见他如此乐观淡定，我无话可说了。在规定半个小时的会面时间里，都是他在说话。只是在最后，我说了一句：你老妈妈，在你出事后的一周，我去看了她，我和俭（他弟弟）商量后，统一口径对老妈妈说，你去非洲医疗支援去了，要十多年后才回来。那地方穷，又偏僻，电话还打不通。我话未说完，只见他的眼睛忽然涌出泪水，像是我的话戳破了他身心最薄而情感蕴藏最多的地方。他的母亲去年九十一，今年九十二。这位蒙在鼓里的母亲，至少要等到一百岁，还得看儿子表现好加分减刑，才能看到儿子的归来。
    我说的梦和这个故事，其实跟《天等山》的内容没关系。它不是我写作《天等山》的灵感或动机。我在这里讲述它们，只是为了与还享受自由、人伦的人们，共同牢记。
    我再说触动我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2014年的东莞扫黄——那巨大的轰动和正能量，我就不必说了。我想说的是，那些被扫除的成千上万的女孩，她们去了哪里？现在在做什么？还有之前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三十年的同样性质同类别的工作者们，加起来有六千万吗？有八千万吗？她们如今安在？她们从良了吗？她们都嫁给谁做了妻子？在天真无瑕的亿个孩子中，她们都是谁的母亲？说实话，我十分同情和关心她们的命运。
    这件事跟《天等山》有点关系。
    龙茗在东莞做过两年小姐。
    她做小姐的时候，姓名叫雷燕。那是她真实的姓名。
    当她努力从良，从坏女人变成好女人的时候，却不得不更改姓名和籍贯，远走他乡，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忐忑地生活。
    她最终的结局，正如我亲爱的读者已经看到或即将看到的那样。
    我其实不希望龙茗有那样的结局，正如福楼拜不希望他的艾玛有那样的结局一样。
    龙茗是被她的身份和性格牵着走的，是被社会偏颇的铁锤砸向不幸的。对她反复无常、爱恨交加的命运，我毫无办法，惟有悲悯。
    愿这篇小说好读，因为这是献给被爱和受煎熬的人的一朵玫瑰花。
    长篇小说《天等山》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