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东西携新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参加上海书展，这是他继《耳光响亮》、《后悔录》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乡村男子进城“改变命运”的故事。东西告诉记者，相比旧作，《篡改的命》离现实更近一点。“这部更极端，对自己的冲击力也更大。”
    东西在接受专访中谈到：“作家就是一个接收器，张开毛孔，竖起耳朵，接收生活中的各种信息。我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我本身是从乡村出来的作家，我经常在城市和乡村穿梭。穿行中我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一个改变命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其中会有丰富的信息。”
    至于对新作的满意度，东西表示自己不做评价，等着读者评判。“写作者写出一个东西，但是到读者那还算不算一个东西？不好说。”
    每一个人都是被生活撵着走的
    故事中，出身乡村的汪长尺被老父寄予“改变命运”的厚望，想在城里立足，但经历了“大学录取被人顶替”、“打工领不到薪水”、“替人蹲监赚钱”等种种现实后，最终选择“妥协”——汪长尺把亲生儿子送进有钱人家，然后选择消失。他在给父亲的遗言中说：“汪家的命运已彻底改变，我的任务完成了。”
    “写的时候我就非常同情汪长尺这个人。我想写一种命运的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在今天是蛮难的。一个‘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存款）想改变自己，甚至想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真的蛮难的。”写到最后，东西甚至觉得小说不是虚构，而是现实。
    在小说里，汪长尺的老父觉得自己的（农村）身份是可厌的。为何他会产生这种心理？东西答：“当然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是有关系的，城乡有巨大差别。所以想要填平这个差别，首先就要把自己变成城里人。”
    “过去我们想象的乡村的美好，比如桃花源似的，或者沈从文笔下边城式的美好感其实在消失。”在东西看来，一种美好感消失以后，就要找另一种美好，于是农村人就想到了城市，想象在城市改变自己的生活。“人才也好、自然资源也好，都在往城市聚集。因为有资源，所以人们向往。资源流失，人心也就跟着走了。”
    “现在乡村里多少孩子在城里挣钱，这是现实。”东西说，“如果大家都生活在桃花源里，做神仙似的，为什么还会想去改变？”在东西看来，整个商业社会剥夺了乡村人做神仙的环境。“乡村的人要过好生活，必须要挣更多的钱。”
    但东西也表示，汪长尺这个形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其实他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代表。城市里也有身处底层的人，城里人想改变命运的心理是一样的，只是没汪长尺那么困难。”他感慨说，每个人都想改变命运，每一个人都是被生活撵着走的。
    对于这部小说可能引发的思考，东西希望是“多元”的。“有人认为这是写城乡差别，有人认为草根的上升空间小，也有人认为下一代的幸福要建立在上一代的牺牲之上。如何解读就交给读者吧。”
    “中国式”父爱
    东西向记者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只是悲观中还是有温暖。在《篡改的命》这样一部叠加了好几个残酷现实的小说里，起码还有亲情在。“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就是亲情了。”
    “上一辈对下一辈的爱，爱到变形。”东西说，老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汪长尺帮他完成，进城实际是老父想象的天堂。汪长尺进城后，才发现还有很多曾经想不到的困难，于是只能再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而下一代的改变是要有基础的，需要良好的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汪长尺悲观了，投降了，做出了“送走孩子”的举动。
    “他（汪长尺）以为这是改变。”东西苦笑，“也许真的是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他的角度来说，虽然是巨大牺牲，但这就是巨大的爱。就是‘只要你幸福，和我没关系也不要紧’。”东西感慨，“只有中国的父母才能做到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部也是非常‘中国式’的作品。”
    尽管“送走孩子”的行为有违人伦常理，但东西坦言自己其实非常理解主人公。“我跟着人物走，进入了人物的逻辑。如果你是作者，你能想出比送走孩子更好的办法？这种方法对他来说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凡有别的办法，中国的父亲都不会选择送走孩子。这是‘绝望里的希望’吧。”
    东西联想至当下，也经常有父母说“只要你（孩子）有出息，我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在现在中国，哪一个父母不是这样的？捡垃圾的、举债的、陪孩子读书的，农村很多家庭想尽办法让孩子去读书。即便是城里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也要想尽办法让孩子出国留学。”
    自我定义为一个“写作者”
    写这部《篡改的命》时，东西的下笔变得越来越“犹豫”，从2013年5月写到了2015年5月下旬。过去，他写完一个段落最多看两三遍便接着往下写，直到小说完成再回头看一遍。现在，他写完一个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写。“每个人写作习惯都不同，有人快，有人慢。文坛也是一个生态。我就想写自己想写的小说，表达我的内心感受。”
    “我觉得圈内曾有过一种风尚，好像特别注意思想、方法，但是写出的人物却是苍白的、没有血肉、情感和温度的。甚至有作家故意警惕小说中的感动。”在东西看来，小说是从“打动别人”开始的。
    除了投入情感，东西还在这次写作中运用了一些电影的技巧，比如蒙太奇的运用。“在没写剧本之前，我是写不出来的。”东西承认写剧本会对写小说造成“破坏”，但也认为写剧本对写小说同样有所帮助。
    他解释说，剧本要求故事性、戏剧性，这些用在小说里就会显得激烈。且剧本的呈现由导演、演员共同完成，语言上不会过度讲究。“如果先写剧本再写小说，手会生疏，要慢慢找回感觉。所以写剧本对写小说有一定的伤害。”东西说，“但另一方面，先锋小说之后，很多传统写作的东西就被抛弃了，读者看得很枯燥。要把读者叫回来，我们可能还需要故事性、丰满人物等剧本的元素。”
    东西为人熟知的，是他有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比如小说《耳光响亮》、《我们的父亲》和《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统称为“后家庭伦理剧三部曲”。“其实大家现在都想开了。影视就是影视，小说就是小说，要分开对待。”目前，《篡改的命》还不确定是否会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东西告诉记者，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编，这是作家的意外收获，或者可以说是创作的利息，可以扩大作品的影响力。“但要影视作品完全复制小说、传递作家的想法，或者说小说的内涵通过影视作品完整表达出来，这是不现实的。”东西解释说，不同手法有表现差异，影视需要考虑收视率，需要更紧凑的故事，那么就要对原著有所改动。“所以现在很多作家卖了版权后也不干涉影视公司了，他还是写他喜欢的东西。其实是两回事。”
    如今，东西仍然自我定义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这是高兴的事，我从高中开始就希望用笔写我所思、所想、所感。”他说，“写作还有一件幸福的事就是我的心灵可以影响到别人的心灵，我的作品可以在别人心里掀起一些微澜。这就是对一个写作者最高的奖赏。”
    转自澎湃新闻，记者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