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对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学习、领会、研究上，在介入文学现场，对各种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下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盘点上，对好作品的及时发现，对创作新现象的及时评析，对文学新人的发现上，以及对网络文学的大量新现象的辨析和研究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理论批评界自身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青年才俊。这一切都是十分可喜的。”
    近五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从总体上看，面对中国当代大变革大发展的丰富实践，面对创作繁荣兴盛的良好局面，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研讨理论，评判作品，表现出了关注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传统的求实品质。例如，在对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的学习、领会、研究上，在介入文学现场，对各种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下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盘点上，对好作品的及时发现，对创作新现象的及时评析，对文学新人的发现上，以及对网络文学的大量新现象的辨析和研究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理论批评界自身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青年才俊。这一切都是十分可喜的。
    下面，我就几个与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谈一些理解和看法。
    关于人民与人民性问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一切文艺创作思想和创作活动的“总开关”，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这个根本性问题，当然不是自今日提出，但它引起了更高关注，显示出新的活力，成为需要重新思考和认识的问题。
    人民和人民性都是历史性概念，又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人民性”这一概念源于俄罗斯文学，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使用过它，后来的列宁、葛兰西等也都阐释和使用过类似概念。在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确切内涵是“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只有以这一阶层的人的生活为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为对象。他认为，真实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从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真正处境和卫护人民利益的观点，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观念的“中国接受”则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即“十七年”时期，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高度契合，也成为彼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武器之一。不过，在那个时期，人民性的概念更多地运用于对古典作家创作的评价和整理文学和文化遗产上。
    在我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民”这一内涵扩大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随着“新启蒙”和“去革命化”时代的到来，一谈到人民、人民性等概念，批评界有的人便本能地认为这是一种旧意识形态的复归，是一种过时的批评话语，从而使人民性的探讨未能深入，批评家往往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体的人民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丧失了言说的话语资源。
    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既是一个集合概念，也是一个个体概念。从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作为“集体”的人民的概念虽已深入人心，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民的观念尚需进一步深入，所以，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和理论话语也需要跟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人民概念的历史性进步，并提出在今天社会主义语境下，文艺批评的创新也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人民，这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也是一种前瞻的眼光。过去，我们曾一度将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从而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和爱恨有所抑制；今天对人民的个体性价值的不断发掘，是对“人民性”认识的深化，也是真正能体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利益的文学观念，如此，人民性的观念才可能成为“诚实的理论”和“接地气的观念”。
    关于现实主义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两次讲话中，都特别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理解。
    “现实主义过时了吗”——这个问题就提得很有价值。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该怎样重新认识和理解现实主义，的确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当然，最简单的回答是“没有过时”，但事情又并不那么简单。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并非只是“上世纪初由苏联传入中国的”那种主义，其实，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最古老、最普遍，同时又是常在常新的一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原则和精神。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根子就扎得很深。
    现实主义是有其质的规定性的。就现实主义来说，它总是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它总是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或表现)世界，它也总是强调人类理性的力量、实证的力量和判断的力量；由于它对人和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肯定，它也许更重视包括人在内的环境(即存在)的作用，并重视人的社会性，把人看作“社会动物”。现实主义应该是指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的创作。
    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而更新，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现实主义会呈现不同的风貌。现实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方法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吸收，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停滞，就不会保持常青。现在，我们处身在一个物化、功利化、娱乐化的时代，我们被物质的枷锁锁着，欲望、感官、物质的实惠化，使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肉身很沉重，想飞飞不起来，想跳跳不起来，最难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气神，在困难乃至苦难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保持对真与善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所以在今天，比起“现实主义”，我更认同“现实主义精神”这一提法，认为有必要在文学中强调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事实上，当下一些优秀作品也恰恰是贯彻了现实主义精神。依我看，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感”，更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更关注人民的苦乐，更关注当下的生存，更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它尤其表现在对精神问题的敏感和探索上。比如说，在物质主义急剧膨胀的今天，人的精神世界会出现严重危机，传统的现实主义往往解决不了，无能为力，那就要求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的主观精神世界。我认为，现实主义精神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涵，一是对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思想情感的深切关怀，二是富于人文深度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品格，三是热烈的理想主义情怀。没有这些，现实主义精神将会变得空洞无物。当然，用什么方法和手法都不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各种方法都有存在的权利，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文化精神的广度。
    “深入生活”与“阅读生活
    的能力”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谈到的这一点，我认为在创作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要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此处没有用常用的“深入生活”，而是用了“阅读生活的能力”，可谓直抵当前创作的关键，含义颇深。深入生活无疑是带根本性的，其重要性无可置疑。但是在今天，作家也许首先要面临一个“阅读生活的能力”问题，因为当此大转型时代、网络时代、日常化时代，虽少有狂风暴雨，但日常生活却是瞬息万变、难以把握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描绘的，“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深入生活”是入乎其内，“阅读生活的能力”是出乎其外，具全局眼光。这里我想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事实证明，作家能力的高低，能写到什么程度，往往取决于作家对时代生活读懂读透到什么程度，继而看你深入到什么程度。落实到创作上，就是审美的力量，“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这也就是，“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