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和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说，这两派看似有种种不同，本质上都是对于汉语文学正在以语别文学的形态实现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存在这一客观事实的即时共感和理念反应。
    两派“华语语系文学”论说都同样采取了以外延更广而内涵更便于细分的“华语”来代替和涵盖“汉语”的障眼法和变通术。这么一来，“汉语”就不再是素面朝天的汉语，而是顿遭附魅，立时化身为一个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可解构和待“驱邪”的语言与政治的复合体。作为一种理论策略，这确实很精巧，但它并不能真的代替事实，而且也无助于对事实本身的复杂一面——比如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的汉语国际传播和国际存在状态的巨大分野，做出恰切的辨析。
    比排除伪问题和伪学术话语要紧得多的，是从“华语语系文学”的立论前提中，认定汉语文学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存在的事实，并据此去为汉语文学寻求建构作为一种世界性和国际化的语别文学形态的知识和理念系统。”
    透视“华语语系文学”
    在被“祛中心”“反宰制”中启动理论自新
    “华语语系文学”从何而来
    “华语语系文学”和它的英语形式“Sinophone Literature”，今天谈起来，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当中，都已不能算是新词。其中的“文学”/“literature”，当然是一望而知的老字眼。可“华语语系”/“Sinophone”，到目前为止，还没被哪部汉语或英语的权威词典收作词条，其含义和用法似乎都尚待进一步明确。不过，仅从词语最初成型、启用的时间和含义论，“sinophone”也着实够得上“老成持重”了。
    它在英语学术文献里的出现，能够追溯到1988年。而英语里的“sinophone”，又是对1983年新起于法语中的一个同形同义词的借用。二者的意思，都同样是指讲汉语的、母语为汉语的，或讲汉语的人、母语为汉语的人，做形容词或名词。10年后，马来西亚侨生出身的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陈鹏翔，在探讨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篇论文里对“Sinophone”所做的汉译“华语风”，正与其原义相合。但这个词并未就此即刻在英、汉双语世界的任何一边升温。
    又过了十来年，情况才忽然改变。英语世界里是从2004年史书美发表的《全球文学与承认之道》（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开始；汉语世界里是从2006年王德威发表的《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开始：一方面，“sinophone”和“literature”日益多见地连接起来，奔上了问题化、概念化和学理化的快车道，行文形式也从平平常常的整词小写，悄悄升格成了郑重其事的首字母大写；另一方面，随着相关论述的深入推进，“华语语系”和“华语语系文学”，逐渐被海内外一批学者当作了分别与“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固定匹配的汉译词。近年，国内刊行的中文学术期刊和出版物，大多已把“华语语系文学”当成了无需特别注释的熟词，迳称“华语语系”或“华语语系研究”的说法也频频显露。
    但这并不意味着“华语语系”与“Sinophone”之间的对应关联，是明朗、清晰、确切的。相反，从“Sinophone”到“华语语系”，词义及语境、语用都发生了趋于复杂、含混的转换。“sinophone”一词最初在法语里现身时，仿照了“francophone”和“anglophone”等的构词方式和表意路数，在形容“讲汉语的”和指称“讲汉语的人”的概略词义之外，更有词义语境特指在两种或更多种语言并行的国家和地区讲汉语的细微意思。
    借入英语后，“sinophone”词义上的这层特别内涵和整个词形，都一概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因为法语和英语里本来都有足够多的同词根或同后缀的近义词，对法语和英语在世界各地语言政策和语言传统殊异的环境下，所呈现的不同使用状态和所拥有的不同使用人群，给予精细区分和各别表征。而这一点，在“Sinophone”译入汉语、变身为“华语语系”的过程中，是无法相伴随行的。
    或许正因此，为“Sinophon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在汉语中费心寻找以至刻意创制“华语语系”和“华语语系文学”这两个崭新对译词的王德威，曾感慨：“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但这样的译法对识者也就无足可观。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惯用华文文学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的总称。由是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星马、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
    依照王德威这番持论的感受和判断，“华文文学”不管前面是否带着“海外”或“世界”之类的限定词，都一样是在凸显唯本土是尊、以故国为尚的主从有序和内外有别意识，都有重蹈殖民主义宗主国与领属地想象的嫌疑。既然这样，作为认知范畴和理念框架的“华文文学”，对于在同文同种的华人区域内部展开互动对话、进行同语种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就只能起消极妨碍作用了。
    于是，向Anglophone、Francophone、Hispanophone、Lusophone等自19世纪以降欧洲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史中延续下来的一脉语言霸权遗产，借取其名而祛除其魂、沿袭其表而超越其里，像废旧物资再生利用，又像防疫接种促发抗体。顺承着前列各词的汉译形式“英语语系”、“法语语系”、“西语语系”、“葡语语系”，意在开辟包括中国本土文学在内的多元跨国的华语文学对话场域的英语新词语“Sinophone Literature”，即相应地被译作了汉语新词“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文学”缘何而热
    通过前文梳理，不难觉察：表面上，“华语语系文学”和“Sinophone Literature”是跨在汉英双语两边一对一的同义词；实质上，“华语语系文学”和“Sinophone Literature”在含义、语境和聚焦的问题、立足的背景等方面，都各具幽微、多有差异。细究王德威从11年前到最近一路不断丰富和修正的相关表述，“华语语系文学”原本就不是为了单纯地翻译“Sinophone Literature”而出世的，之后自然也并不为此而存在。
    作为一个汉语学术圈里的新术语，它生成的直接目的，是彻底取代老化、僵化和扁平化了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已经发展成学科名称和学术范畴的旧词，突破“世界华文文学”内涵和外延上耽于外而疏于内、敏于收编而昧于离散的视野和疆界，改变“世界华文文学”观念和方法上的一个中心、一个主体、一个逻辑和一个层面的预设定势。与此同时，明明远非仅作为“Sinophone Literature”的汉语对译词而存在的“华语语系文学”，又绝不松动、更不放弃它同“Sinophone Literature”的形同跨语际合体的表象层的紧密关联。
    即便是在它成型之初有意无意地埋下的一个致命内伤——误用了已成历史比较语言学术语“language family”的汉译通行定名的“语系”来翻译“-phone”，经香港学者黄维樑等人的辨正、批评之后，论理已经丧失了构词表意的严谨性和合法性的“华语语系文学”，却依然处在活跃的运用和持续的阐发中，丝毫没有被召回的迹象。对于“Sinophone Literature”的汉译，倒像是多少受到了一些批评的触动。在黄维樑的批评发表3年后的2016年，王德威为自己领衔编选的一册华语语系文学读本作导言时，一边给“Sinophone Literature”新增了一个与该书书名相同的汉译法“华夷风”，一边也反过来给“华语语系文学”补充了一个与“Sinophone Literature”并置的英语副译名“Xenophone”，以附注并强调“Sinophone”所隐含的外来的或异邦的等非本土华语之意。
    “华语语系文学”之说兴起以来，在汉语学术界、尤其是国内专事或涉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成为经年聚讼不休的一大热点。这与它本身从立论首倡到后续的一系列修订扩容，始终在名相界定和理念逻辑的各环节上露出破绽，有很大关系。因而，从许多长驻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看来，它肆意冒犯的一面超过了善意建设的一面。由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尽管言辞形态或温或火，热议“华语语系文学”的一片声浪中，捍卫和守护“世界华文文学”的原装概念及价值本色的态度，却是整齐划一而又坚定分明的。
    此外，相比之下，史书美在汉语学术圈里对于“华语语系文学”的申论远比她在英语学术媒介上围绕“Sinophone Literature”所展开的著述，数量要少，系统性也显得不足。而在实际影响上，她作为将“Sinophone Literature”、问题化、学理化和概念化的始作俑者，又远不及构造和延续了汉语化的“Sinophone Literature”即“华语语系文学”的王德威。至少从汉语学术圈的能见视野中，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在同一个出发点之后，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和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
    这两条路的基本取向相似，都是要背离尊奉本土华语为惟一正统的文学价值体系。但在相似的取向上，具体设定的目标并不相同：王德威瞄准的，是一个全球华语文学能够以多元对话的关系和谐共存的理想场景；而史书美中意的，则是一种从全球各地的华语社群中生发出来的反中心、反离散、反宰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至于达成各自目标的路径规划，相差就更大。前者讲求越界整合，后者力主多边对抗。歧异如此，多且尖锐，王德威和史书美不能不在各自面向汉语学界的理论写作中，时时为此相互问难、反复切磋。
    “华语语系文学”意欲何为
    概观当前“华语语系文学”议题所系的学术局面，这样的阵型清晰可辨：两位发起者、一队追随者、一队批驳者、远近环绕一圈观望者。其中，两位发起者王德威和史书美，分别支撑、发展起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华语语系文学”论；一队追随者主要由台港地区和新马、北美的中青年华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组成；一队批驳者大多来自海内外共同参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学者群落；周边的一圈观望者里，最上心的当数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渊源牵连最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研从业者。
    显而易见，这是个热闹的局面，但也是一个尚未凝聚在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深切的学理思考基础上的松散、分裂的局面。对此，首先需要的是完整的把握和审慎的分析，而不是贸然入局选位站队、架秧子起哄乱凑热闹，更不是笼而统之劈头盖脸横扫一棍搞大批判。因为上述局面的形成，足以表明：经过十多年理论话语层面的持续运演，“华语语系文学”如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它所激发、衍生的一连串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的反应，本身已构成了一种症候式的现象和事实。这一现象和事实中，值得详加审视的关键细节在于：“华语语系文学”的理论提议最初的用意究竟是怎样的？后来有怎样的变化？到了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受众那里，又是如何被认识、理解和评价的？
    寻思这些细节，使我们注意到：从同一起点上分道扬镳的王德威和史书美所分别建构的一派“华语语系文学”论说，都同样起步于“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表达的强烈共感。只是因为从这种共感出发的理论建构岔路而行，走了两个方向，所以它们最初的共感也模糊得似有若无、影影绰绰起来。而要辨明“Sinophone Literature”所表示的共感，先得暂时抛开“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既暧昧又刻板的熟词，另找一个俗白或者陌生的说法。在更简练醒目的说法被发现之前，这种共感不妨剖解为两个意义上交互参见的烦琐词组，一是“汉语文学国际化”，二是“作为语别文学的汉语文学”。
    顺接并且补足上节的概括，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说，以全球华语文学的多元对话为愿景，以越界整合为路径，以企图超越单一国族的历史、疆界和身份局限的后遗民、后移民、后夷民阐述为支撑，在“政治正确”和理性思辨上力求温和、稳健。依国内流行的文化俗称，或可名之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场里的“左派”。恰与此相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说，显出整体向“右”偏倾的特色：以从全球华语社群的文学生活维度，抵抗所谓“中国中心主义”和更大范围的“帝国间性的语言文化连锁建构”为试验场，以推行反离散、反宰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为目标，以内外并举、全面开花、多边对抗的历史批判和理论挑战为手段。两相对比，前者姿态保守，后者姿态激进，转换到它们原生的英语学术语境中，该加贴的思想派别标签，正好与其在我们的惯称谱系中的定位相反：前者为“右”而后者为“左”。
    但这里的种种区别和所谓“左”“右”之分，归根结底仍是一层表象。这两派看似有种种不同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说，本质上都是对于汉语文学正在以语别文学的形态实现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存在这一客观事实的即时共感和理念反应。贯穿在两派论说中的同一感受——单极化和一元论的国族语言主体正在消退，虽然分头披上了柔软亮丽如霓裳的“多元对话”和坚挺冷硬如铠甲的“多边对抗”两件质地、款式完全不同的外衣，但骨子里的共性毫无减损。
    而在面对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存在状态中的汉语这一语种时，出于试图划清它在不同社会政治语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不同表现方式和运用效应的考虑，两派“华语语系文学”论说都同样采取了以外延更广而内涵更便于细分的“华语”来代替和涵盖“汉语”的障眼法和变通术。这么一来，“汉语”就不再是素面朝天的汉语，而是顿遭附魅，立时化身为一个从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可解构和待“驱邪”的语言与政治的复合体。作为一种理论策略，这确实很精巧，但它并不能真的代替事实，而且也无助于对事实本身的复杂一面——比如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的汉语国际传播和国际存在状态的巨大分野，做出恰切的辨析。
    如何回应“华语语系文学”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由内而外，前后相继分蘖出台湾文学、台港文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新学科和新领域。这当中的每一个后起者，都覆盖和收纳了它的前身，同时也都从它的前身中汲取了知识、观念、方法和视野上的营养。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传统，则是传输在这条学科脐带中的最主要也最宝贵的一份营养。没有这份营养，就没有今天台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发展的齐备格局和丰硕成果。
    但随着全球化潮流日趋纵深，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竞争的复杂态势也同步加剧，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家族中惟一面向当代世界扎根的专门学科分支，在应对新形势、新课题、新挑战方面，也正亟需与时俱进，从知识、观念、方法和视野上快速彻底地完成更新，进而努力提升到能够主动及时地介入国内外人文学术前沿的层次，在与民族文化的根本大义和国际境遇利害攸关的重要场合和关键时刻，积极创制议题，把握话语主动权，讲好自己的理论故事。
    着眼这一背景，再来看“华语语系文学”，也许视之为海外华裔学者对国内学界所做的一种知识、观念和思维方法及思想视野上的通盘“反哺”，要比视之为一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挑战甚至挑衅更合适、也更有益。借着“华语语系文学”这面镜子，应当看到，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这两个学科在概念和事实上到底该是整个相融还是部分交叉、或者完全互不沾边这类问题，喋喋不休地再三争论，纯属浪费时间。因为这样的问题，下不触地、上不接天，充其量是一个绕口令似的语言游戏，不管得出什么结论，都没有半点实际意义。
    比排除伪问题和伪学术话语要紧得多的，是从“华语语系文学”的立论前提中，认定汉语文学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存在的事实，并据此去为汉语文学寻求建构作为一种世界性和国际化的语别文学形态的知识和理念系统。假如不另起炉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对现有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知识和概念要做全方位的充实和重构。积存于世界华文文学的知识和概念中的国别文学的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定势、认知惯性和思想视野里的盲区，都得在语别文学的知识和理念系统的建构过程中，被甄别或被克服。
    “华语语系文学”的镜面里，也映照出我们在既有的世界华文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框架和知识视野中，一直看不全也看不清的异邦人的艰难而又丰富的汉语文学写作。在“华语语系文学”的论说尚未照亮的世界华人移民史的册页中，针对汉语的幽暗压迫和严厉制约遍布今昔。当我们经由“华语语系文学”的热忱倡导者和积极追随者精心的评论和编选，得以切实、细腻地感受东南亚和美欧各国华人各种题材和各种情调的汉语文学创作时，我们所能确知的，既有汉语在域外各处在地生根、顽强舒展的饱满生命力，也有华人在心向故土的地缘情感之外，更加深沉持久的守护母语和增进母语表现力的语缘情结。
    而这些惟有摆在语别文学的观念焦点和价值尺度上，才能一目了然的现象，在被以“祛中心”为中心、以“反宰制”为宰制的自悖且自负的执念紧紧束缚住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说中，是很难得到鲜活的阐释和精当的评析的。若要予以弥补，正需期待世界华文文学在不为某一片面、狭隘的理论预设所拘滞的方向上，及早启动自新自强的步伐。当“华语语系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相克相生，终于促成汉语文学以语别文学的形态跻身主流世界文学行列之时，或许也就是“华语语系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各自功德圆满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