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生活都被认为是文学的重要源泉，我们也倾向于认为，体验生活可以弥补经验的匮乏，从而获得写作的有效性，这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深入生活”长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政策，亦是极为重要的写作伦理。在体验生活、“深入生活”的背后，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家主体的重建，即知识分子的改造。具体来说指的是，由小资产阶级写作者向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靠拢。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大致存在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从文学的公共生活，即火热的斗争生活；到一种私人生活，即最初鲜活而后逐渐变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再到个体化的极致，一种貌似高深却又问题重重的精神生活的过程。
    关于文学的公共生活，我们并不陌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它曾完美涵盖着火热的斗争生活。在此，文学的公共生活所体现的是文学与现实的紧密关系，它的重要性，以及曾经一度的“轰动效应”也体现在这里。包括今天，我们也会经常谈到“小说对现实的强攻”等命题，其实都是在文学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维度展开的讨论。我们总会假设，时代存在着一种不证自明的总体性，而文学通过对于公共生活的“调用”，能够反映这种总体性。
    20世纪90年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开始逐渐向一种私人生活靠拢。以此为旨归，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于此前宏大叙事的解构。当然，这种私人生活意义上的“小叙事”，也曾经一度意义非凡。它被认为具有一种还原生活真实性的作用，它所携带的日常生活的生动性与鲜活感，也给文学带来了无穷的活力。然而，卢卡奇意义上的“叙事”之后的“描写”，还是能够清晰呈现出这种写作的弊端来。在那平庸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绘之中，自然主义式的细节肥大症，配合着那个欲望化的时代，让文学的私人生活在其非凡的意义之外，也逐渐显露其负面效应来，这也是我们对于今天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日渐不满的原因所在。
    所以，必须在这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外，建构一种精神生活的向度，这也是文学与生活之关系的第三个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意在对琐碎而平庸的“物”的弃绝，建构一种高贵的精神生活，体现所谓“灵魂的深度”，成为这个时代写作的共识。这本无可厚非，“伟大的心灵”原本就是资产阶级个人写作的极致。在这个独特的维度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以来的孤独自我，独自面对世界时灵魂的紧张与焦灼。相对于无边的旷野，这大概可以算作密室中的写作，照见的是“洞穴艺术家”的“自我的幽深”，以及那难以名状的所谓“孤绝的神性”。然而，这种灵魂深度的可贵探寻及其背后与想象的自我的殊死搏斗固然重要，但过于刻意的强调，甚至跳开公共生活，于日常性的极致之中直接捕捉某种抽象的精神性，却也容易招致一些问题，从而使写作演变为某种“头足倒立”的“行为艺术”。
    因此如何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理解“体验生活”、“深入生活”等命题时，需要从公共生活、私人生活与精神生活这三个层面来全面、准确的把握，而非偏于一隅。一种理想的写作也在于准确涵盖“深入生活”的这三重维度，即在总体性的努力之中把握公共生活，于此基础上塑造积极的私人生活，进而重建一种清新刚健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