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济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合办的“比较文学学术前沿”高端论坛，于近期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50多所高校和科研出版机构的百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就“比较文学的教学理想”话题作了探讨，提出比较文学是一个广阔的学科平台，需要不断进行开拓性的伸展，而在我们比较文学研究刚起步时，它必须一面从世界各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吸取大量资源，一面又要与这些学科划清界限，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严谨性，所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先天不足是必然的。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还处在刚刚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反思出来，刚刚开始跟世界各国进行学术交流，大量引进西方学术资源、西方思想理论、概念研究方法等，甚至主导了中国学术的潮流，这是个必然的阶段，也是个暂时的阶段。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文化交流形式和内容也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与国际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复杂性变化，提出自己比较文学的理念，提出我们自己对世界的一种看法，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学科的根本性的颠覆。
    会议从“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比较文学与思想史”以及“比较文学的新方法与新领域”三个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第一个议题，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宋炳辉教授做了主题发言，张隆溪在题为《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比较文学多年来主要局限于欧洲范围内的文学比较，欧洲人认为欧洲文化属于先进的文化，他们注重语言的把握，因此，有影响的文学著作、文学理论以及批评等都是以西方为主导的，随着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从形式主义到解构、从解构到后解构、到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的推广，西方人自己提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学开始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更多的人愿意了解中国文学，因此，我们比较文学的责任是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宋炳辉教授在题为《对话与认同之际：比较文学的人文品格与当代使命》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做外延式考察，重新发现它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历史时空中所呈现、所蕴含的“观察时间窗口”，他认为世界文学并非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变化的存在，人类的认同的存在。世界文学是变化的存在，中国文化的一种属性，是世界文学生生不息的存在方式。走出悖论迷宫的出口，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变换的时应事先，需要去发现去把握。同济大学的朱静宇教授则以“译介学”和“变异学”理论重叠为例，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时刻”的学科理论建构问题。
    第二个议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张辉教授做主题发言，杨慧林作了题为《利玛窦与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关于“知”与“行”的追究》的报告，他提出福柯在《主体的诠释学》一书中，不断的提到爱比克泰德，是希望我们从爱比克泰德到古希腊然后到基督教这整个思想的线索串联起来，同时通过“看护自己”（care of oneself）与“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的关系，描述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以及“主体的现代模式”之生成，然后通过爱比克泰德讨论了利玛窦“知”与“行”，通过利玛窦和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互为参照重构“行”的一种理解结构。张辉教授则从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分析了文学不能作为独立自主、形式性的存在而是应该进入思想史与精神史的广阔原野，乃至进入政治和社会，这才是比较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学与思想史的联系应是一种交融和相互渗透。上海交通大学的杨明明教授则阐述了日尔蒙斯基的早期比较文艺学思想演变。
    第三个议题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向远教授做主题发言，他做了“译文学”与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的理论建构的精彩分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译文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及独特的学术功能，认为“译文”才是比较文学学科真正值得关注、并有着广阔的研讨空间。然后，葛中俊、林晓霞、郭西安、杜明业、刘建树、肖有志、隋少杰等与会代表分别就“话语建构”、“译介”、“方法论认知”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自由讨论阶段，杨慧林教授和王向远教授就“译介学”和“译文学”的问题，展开对话，引起与会者广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