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总书记讲话
    探求批评的中国视野
    2016年，中国文学批评界继续发出中国声音，有力回应时代、人民和文本自身的有效位置。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新创造”、“坚守艺术理想”等论述成为文学批评界发展和更新的重要指针和坐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认识；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指出伟大作品对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揭示功能及劝善惩恶、激励进取的作用；更高度概括了写作跟国族的关系：“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和理想性的多重坐标中开拓文化的深广度。讲话既是对文艺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指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以后，中国作协及各级省、市作协深入学习讲话精神。铁凝《坚定文化自信，攀登文艺高峰》、钱小芹《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杜学文《文学艺术要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施战军《领悟文艺事业本质性命题与实践性指导的新境界》、邱华栋《文化自信带来文学的自信和创新》、毛时安《文艺评论话语建设的范例》、祝勇《从“高原”到“高峰”》、许柏林《文质兼美的“人民文论”》、刘金祥《反映时代精神是文艺创作的神圣使命》等文章深刻阐释了讲话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话语场域的进一步分化，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众声喧哗的状态。在各种力量竞相争夺的复杂背景下，在新媒体语境、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复杂语境下如何找到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如何重拾一种具有中国风格、为民族立心、与时代肝胆相照的批评方式成了近年文学批评界不断自我反省的问题。2016年，不但很多学者撰文发表看法，多个重要学术研讨会触及了这一议题。胡亚敏《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的民族之维》、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程光炜《文学批评的再批评》、殷国明《从“批评主义”到“批评的文化”——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思考与选择》等文章受到较大关注。
    本年度，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越发鲜明认识到文学批评的民族特征和文化责任。寻找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的实质是构建具有民族特征的批评形态。胡亚敏认为：“民族”不等于闭关自守，也不是回到过去，更不是用集体压制个人。基于此，赋予中国形态的民族观以新的理论特质：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民族与人民同构，中国形态民族维度的视域即文化身份和价值尺度。”众多研究者指出了从中国传统批评资源汲取养分的必要性。孙郁认为不断学习外国文学批评和召唤已经消失的中国古代文论，能为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养分。郜元宝也指出重拾“与作家对话”和“寻章摘句”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於可训认为，“知人论世”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重申文学批评的作家论路径，应回归注重心灵交流的传统文体。
    重要长篇小说频出
    批评聚焦长篇文体
    近年中国长篇小说进入潮涌阶段，2016年同样是长篇小说丰收年，格非《望春风》、吴亮《朝霞》、熊育群《己卯年雨雪》、贾平凹《极花》、王安忆《匿名》、北村《安慰书》、刘继明《人境》、路内《慈悲》、黄惊涛《引体向上》、葛亮《北鸢》、张悦然《茧》等小说引人瞩目。近年长篇小说的兴盛也引发了批评界对长篇文体以及长篇与现实等话题的理论思考。於可训《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杨杨的《长篇小说之长——论作为文学现象的长篇小说创作》、汪政的《长篇小说的轻与重》、方岩的《当前长篇小说的现状与可能——从一场小说家的对话谈起》、徐刚《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等文章值得注意。
    批评界注意到长篇小说正在发生着的美学更新和新艺术选择。於可训认为，“长篇小说是一种庞大厚重的文体，其思想和艺术，都需要强大的艺术支持”，他也注意到当代作家开始进行着一些新的文体实验，萌生一种新的艺术追求，“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文体革命，面临着一个新的艺术选择”。这种新选择的实质是“重建本土的文化自信，拯救本土文化的危机，使本土的文化资源，通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形式”。杨杨从传播环境及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近年的长篇小说之“长”的复杂原因，更追问长篇之长背后所应秉持的文学和精神价值立场。汪政从一批“70后”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看到一种“轻质长篇”的新美学可能，“这样的文体，这样的作品以及这样的性别，又让人在这一文体的新变与代际美学和性别美学间产生许多有意味的联想。”他将轻质长篇的美学特征视为昆德拉、卡尔维诺等一直在探索的长篇小说小传统。徐刚注意到“以写实的方式在总体性的意义上把握中国叙事的形式正在逐渐失效”。作家们于是试图以“寓言化”的外在策略，超越既往的写实主义框架，这种写作使乡土叙事获得新表达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徐刚和方岩都敏锐地注意到小说的新闻化问题，在强烈现实焦虑推动下的写作，如何面对信息爆炸时代的经验贬值问题，在新闻结束的地方重新出发；小说如何克服一种批判的迫切性，在理性的规约下酝酿出新的美学可能。
    在卢卡奇的立场看来，长篇小说不仅在于篇幅长，更在于提供对世界的整体性观照。长篇小说如何在信息爆炸的碎片化时代重构具有整体性和内在性的认识主体成了写作和批评界共同的关切。批评界越来越意识到重新历史化，重新整体性地面对文化、民族、时代和乡土的迫切性。
    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
    暨逝世80周年
    2016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文学批评界以各种讨论纪念这位现代文学先驱和巨匠。由于鲁迅独具的文学、思想魅力及在中国现代文化自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今天纪念鲁迅，不仅在于表彰和缅怀鲁迅的历史贡献，更在于通过鲁迅而重返一种文学面对现实、时代、民族、历史问题的有效立场。《探索与争鸣》组织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讨论中，钱理群、陈思和、杨杨、张全之、张文江、吴俊、梁鸿、李怡、陈洁、姜异新等都提出了真知灼见。本年度鲁研界成果丰硕，孙郁《草根语境里的鲁迅》《鲁迅对庄子的创造性阐释》、蔡洞峰《〈周易〉文化精神对鲁迅的影响》、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等也颇多洞见。林岗的《论“抉心自食”》则从鲁迅著名的文学术语出发，不仅着眼于纪念鲁迅，更进一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否定提出新解释，指出这是社会文化演变过程的自我吞噬，是以文化价值的自我吞噬为代价开辟文化新的生机。该文由纪念鲁迅而面对现实、时代问题，并上升到对历史文化现象的崭新解释，隐含了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和历史品格。
    诺奖授予鲍勃·迪伦
    引爆文学边界争论
    2016年9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消息一宣布，便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和争论。诗人于坚迅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感想：“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唱歌，要忧伤。于是，鲍勃·迪伦来了。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60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致敬。世界醒了。”同样迅速发表看法的作家北村则站在纯文学立场发出感叹：“鲍勃·迪伦获奖，意味着新世纪以来文学边界的消失得到了正统文学奖最高权威的认可。这是本体意义上的，也是现代性的终结。”北大教授陈晓明则认为这既是瑞典文学院评委们陷入了集体怀旧，也说明“文学寻找异质性经验的渴望在今天被逼到多么极端的地步”，“今天人们要获得异质性的独特的经验太困难，所以又重提了波西米亚风格，重提反抗主流的方式。”《文艺报》也组织专门讨论，刊发郭剑英《鲍勃·迪伦引发追问：究竟什么是文学？》等评论文章。
    几乎没有人否认鲍勃·迪伦的伟大，争论焦点在于他的歌词能否被作为诗歌获奖。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对文学边界的不同理解。反对者以诉诸深度阅读的纯文学为坐标，比如汉学家彼得·汉德克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认为：“文学是阅读的，而鲍勃·迪伦不能被阅读。”“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是对文学的侮辱。”“鲍勃·迪伦的词，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坚持语言本身的东西。”这种观点有相当代表性。然而，赞成者则追溯到荷马史诗、惠特曼等诗歌传统，认为鲍勃·迪伦获奖提供了一种启示：如何重新激活诗歌写作的口传资源和人学本质，如何在不断拓宽的文学边界中重构文学的有效性。
    其他文学批评前沿问题
    2016年通常被视为新诗诞生百年之期，全国各种以此为名进行的纪念活动和文章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洪子诚《没了危机，新诗将会怎样》，张炯《百年新诗的回望与反思》，洪子诚、奚密、吴晓东、姜涛《世纪视野中的百年新诗》，罗振亚《中国新诗百年，教训不少启示更多》，陈仲义《新诗接受的历史检视》等。这些文章探讨“百年新诗”与“20世纪”的历史关联，新诗的语言本体及阅读接受等问题的启示与教训。
    2015年纪念先锋文学30年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本年度关于先锋文学的争论继续发酵。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张清华《关于先锋文学答问》、贺仲明《先锋文学余绪——一个被忽略和误读的文学群体》、王德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外国文学特征》、王晴飞《先锋小说的常与变》等文章聚焦了先锋文学内在的创新精神、先锋精神在90年代以后小说中的转化及先锋小说产生的特殊中国语境等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环节在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近年来关注中国作家的海外传播受到当代文学评论界的重视。本年度，宁明《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基于作品海外销量和读者评论的视野》、汪宝荣《阎连科小说〈受活〉在英语世界的评价与接受——基于英文书评的考察》、赵坤《泛乡土社会世俗的烟火与存在的深渊——西方语境下的毕飞宇小说海外传播与接受》、李素《学术与市场之间：略谈中国当代文学在捷克的译介》等文章较有代表性。
    随着网络文学阅读规模的扩大、改编影视作品影响力的累积以及网络文学产业链条的完善，网络文学受到批评界和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推动网络文艺评论繁荣发展，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与光明网联合策划选题，自2016年8月起，在《光明日报》、光明网、中国文艺评论网同步开设“网络文艺评谈”栏目，定期推出千字文，对当下网络文艺热点话题做出快速反应。2016年9月24-27日，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广东南海召开。本年度《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等重要学术刊物刊登了一批网络文学评论。关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精品化、价值观等问题，也关注网络文学批评的人民性标准问题。陈崎嵘《网络作家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创作观》、黄发有《网络文学研究的挑战与启示》、欧阳友权《打开网络文学迷宫的锁匙在哪里》、姜太军《人民的批评标准与网络文学批评》、薛静《拿什么来填充悬置的正义——〈芈月传〉的无情和〈琅琊榜〉的有情比较》等文章值得关注。
    2016年，郝景芳凭《北京折叠》摘得雨果奖，这是继刘慈欣之后中国作家再获这一世界科幻文学重量级奖项，科幻文学再次引发读者阅读潮流和文学批评界的关注。王德威《史统散，科幻兴——中国科幻小说的兴起、勃发与未来》、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王茜《科幻文学中的“变位思考”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反思——以〈三体〉为例》等文章较具代表性。
    在自媒体时代来临之后，很多传统文学机构及个人纷纷开始运营公众号，这些网络文学平台通过批评文章发出声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文艺报》的“文艺报1949”、《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中国文艺评论”、“收获”公众号、“花城”公众号等是深具影响力的机构公众号；而“海螺社区”“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同代人”等则是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个人公号。
    如果说文学史倾向于对文学场域的各种声音进行有距离的认真辨析并置于“客观历史”框架的话，文学批评则是要努力发出一种有立场有辨析度，一种具有时代、民族和文化责任感的声音。这依然是文学批评界持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