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国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2015年文艺学在反思与自审的理论基调中显示出强劲动力，延续着良好的学科发展态势。除“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百年文学理论中国话语”以及“强制阐释论”等热点话题引发学界持续研讨与聚焦外，对中西文论与美学中的基础理论、范畴、流派、思潮的回望与反思仍是学科研究的主潮。在叙事学、文学图像与媒介文化批评、当代西方文论前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等领域，也出现一批独具匠心的理论成果，值得学界重新关注。
    一、文学理论“中国话语”的反思与重建
    近些年来，伴随中国崛起及其在国际多边对话中话语地位的迅速提升，文学理论领域中的话语焦虑也日益凸显，由此引发了关于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的广泛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也相继刊发专栏文章，发表了一系列值得学界重视的建议。
    在《中国社会科学》刊载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专栏文章中，高建平认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一方面应确立文论的“复数性”与“相互沟通性”，一方面还应协调好“体”与“用”的关系问题，只有回到“当代的中国”这个“体”，才能真正从当代文学实践的有效性基础上建立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①周宪认为，必须“立足于本土”方可化解当代中国文论的原创焦虑并创造出有国际影响力和“中国气派”的理论，这需要注意三大策略：一是要自觉实践“专业化中的业余性”以抵抗日益专业化和学科化背景下研究者对专业体制的依赖和趋从；二是要努力培养“涵养批判理性”以弥补本土文学理论中“批评论争传统和生态”的不足；三是要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并用之于重构文学理论的“大叙事”。②南帆则提出，构造“富于汉语特征”且显现“中国经验”的中国文学理论“必须摆脱西方文学理论的话语模式，成为本土的叙事……必须显示独特的问题范式、思想传统和分析路径”，因此，中国文论话语系统重建须在“多种开放式对话”与“多重视角的交叉乃至不同观念的挑战”中加以综合构思。③朱立元则认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一“旧话题”对当代文论的创新与建构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关键在于更为深入与细致的理解和研讨。④姚文放则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为切入点，通过“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异同比较对国外理论与中国运用的错置误用予以了深入反思，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资源除在“思维水平、价值观念和中国特色”诸层面须与当代现实发展的格局相匹配外，在操作层面还必须“切近中国文学的创作实际和作品现象”，同时也要“符合中国学术话语的通用规范”。⑤王宁则认为，“后理论时代”中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已经衰落，“中国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和能力从边缘步入中心，并在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的对话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⑥基于此，王宁还提出了“世界诗学”的理论构想。
    《文艺理论研究》刊载的“百年文学理论中的中国话语”专栏，也就如何评价西方文论的中国影响以及如何建立中国当代特色文论话语提出了系列精彩意见。尤西林从“文学理论危机”与“失语症”问题入手，深刻指出：文学理论危机“根源于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即文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及基础的文学经验的脱离”，而化解这种解释力缺失的策略在于通过“文学批评”去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经验”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样既能恢复文学理论作为文学活动的本体存在，也能依托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动态结构关系展示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进而化解文学的危机。⑦王一川则对“中国话语”这一概念提出了精辟省思：“‘中国话语’一词就是指中国本土文论话语吗？‘话语’如果按福柯以来的通行见解，指的是不同言说或理论之间在特定权力关系领域中展开的对话。如此，它就不再仅仅是指中国本土文论，而是更宽广和深厚地指与中国本土文论对话的西方文论及其背后更深广的文化冲突，以及中国本土文论自己所携带的文化，总起来说，它应当指的是中外理论的话语竞技场。”⑧
    除以上专栏文章外，关于“文艺学”学科形成与反思、关于文艺学跨学科特性与西方理论关系等话题也引发了学界多层面研讨，显示出中国学者对待本土文论与他者话语的审慎性态度。罗钢关于王国维“意境说”理论归宿问题的讨论较具代表性。早前，李春青便已指出应对“意境说所指涉的中国美学经验予以高度重视”，⑨而祁晓明教授则再度撰文指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常常是以田冈岭云文论为参照的……其文论中有关康德、叔本华美学的阐释，特别是他将这些西方理论运用于日本俳句及中国文学的实践，给予王国维以诸多启示。忽视这一点，是说不清王国维‘意境说’的。”⑩对此，罗钢教授则回应说无意否定田冈岭云等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但“任何个别的观念都是在某种思想结构中发生意义和作用的，如果不把它们与整体的语境联系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放大其共同性，而忽视二者之间的深刻的差异，生产出‘影响的神话’”。(11)
    二、中国文论的建构调整与“强制阐释热”
    如果说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重建是一项长期系统的浩大理论工程，那么，“强制阐释论”则是嵌入这项工程的地桩，并为全面反思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打开了一个切口。继张江教授提出并引发“强制阐释论”以来，这一话题几乎成为纵贯2015年文艺学界的热点，既实现了中国话语对于西方文论发展的干预与嵌入，还在同一性话题的论争与对话中汇聚凝合了中国学者的力量。起初，论争主要集中在四位学者就“强制阐释论”相关理论问题的相互通信中，随后，党圣元、姚文放、李春青、陈晓明等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尔后，希利斯·米勒等一批国外学者也加入到讨论行列，使之成为链接中外文论对话的重要议题，形成了国内与国际的双重话语影响。纵观这一讨论，焦点集中落实在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论诸般缺陷的批判上。对此，学界反响不一。
    其一，就理论提出的积极意义予以高度肯定。周宪认为强制阐释论“锋芒犀利，观点鲜明，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做了点穴式的批判，直陈其弊端所在”；(12)党圣元指出：“‘强制阐释’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反思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极具启发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问题域。”(13)高楠也认为，“强制阐释论”确实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世纪课题’”，“对于百余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总体状况，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并且很有实在针对性的透视”，其批判“不是偶发性或偶得性的批判，而是有中国文学理论时代结构与历史结构根据的批判，是从这样的结构中涌起的‘总问题’的批判”。(14)
    其二，就西方文论“强制阐释”趋向的局限及其对当代中国文论的负面影响予以了认同。赖大仁认为，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许多看似认真的研究，实则“对于文学及‘文学性’的解构威胁甚大”，也恰恰是“导向自我怀疑的反向性阐释，甚至是一种过渡性强制阐释”，而“我国当代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多少受到这种消极影响”。(15)李春青也指出，西方文论是一种“具有很强反思性、自我批判性的话语实践”，而由于“追问真相的恒久动力”以及“解构的冲动”导致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加之中国学界不顾语境与现实错位地对西方文论话语削足适履地盲目照搬，更加凸显了其“强制阐释”的倾向，也对中国文学经验造成了不良后果。(16)
    其三，对“强制阐释论”在“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见与立场”等理论问题上既表达了谨慎的认同又提出了不同看法。周宪认为，“场内和场外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时我们很难划分一条分界线说哪些是场内理论，哪些是场外理论。更重要的是，当代知识生产的特征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跨学科和多学科”，而且“场外征用也会歪打正着地产生某种场内效应，进而造成意想不到的场外影响”。(17)乔国强指出：“文学理论从其肇始开始就是‘不纯’的。这种‘不纯’并非完全是建构者的有意为之。它既是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一种状态，也符合文论构建的需求。”(18)朱立元也指出，“批评某些当代西方文论存在强制阐释的毛病时，千万不要误以为我国当代文论中这方面的缺陷，完全来自西方文论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病根还在我们自己身上”。(19)
    其四，从“强制阐释论”出发就中国文论的现实发展与建设提出了意见或隐忧。陈晓明提出：“新的理论创新并非要完全脱离西方(更正确地说是世界)思想文化和理论批评的优秀成果，而是在其基础上，更加关注中国文学本体。只有有意识地激发汉语文学的自主意识，并与西方/世界优秀理论成果对话，才有新的创新机遇，也才能避免强制阐释的困境，给已经困顿、几近终结的文学理论以自我更新的动力，给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开辟出一条更坚实的道路”。(20)陆扬却从另一面不失冷静地指出：强制阐释是“中国话语介入当代西方文论价值判断的一个有力尝试”，但今天“大众对于文学的热诚渐行渐远”且“纯文学作品阅读支离破碎”而“大众文化作品畅行其道无度泛滥”情境中，“立足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的‘强制阐释’，或者具有它的必然性”，而“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证，以先在立场模式来曲解文学文本”也势必“显示了一种理论的必由之路？”(21)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多位国外著名学者也对此发表了相似或不同看法。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教授认为，“中国必须要做的或许就是要回到自己的路子上去，回到自己的理论上去，因为我确信中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文学发展的理论和文学发展史的理论”，此外，建构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不可取，人们应该“首先阅读文学，然后再读理论”。(22)美国著名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则认为，“确定一个主题只是一个对于特定文本深思熟虑的教学、阅读以及相关创作的开端”，而一个文本并非“只能有一个主题”而是可以“包含多主题”，相较于“解构性阅读”，米勒更倾向用“修辞性阅读”，注重对“所阅读、讲授与书写的文本中修辞性语言(包括反讽)的内在含义”，而且在文本阅读中继续会“依照文本阅读的具体需求而使用必要量的理论”。(23)
    此外，在“强制阐释论”研讨基础上，还有许多文章将此话题延伸到对古典文论、近现代文论、比较诗学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等领域的反思研究中。总体而言，学界关于“强制阐释论”问题的讨论，有肯定、有认同、有批评，亦有持“不乐观”的忧虑态度。这一方面体现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话题的可延伸性及其理论的拓展空间。目前，这一话题仍在进一步深入研讨中。
    三、叙事学研究的重心转移与“叙事学热”
    2015年文艺学另一个焦点便是“叙事学热”。叙事学研究之所以得到学界持续多年的关注与兴趣，不仅得益于学科范围的拓展与研究对象的扩大，更在于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革新，由此带来了叙事学领域一次又一次的研究高潮。本年度，叙事学研究除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外，符号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媒介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新领域可谓成果迭出。
    首先，由赵毅衡领衔的“符号叙事学”研究团队通过不断创新理论方法，引领国内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潮流，备受学界瞩目。赵毅衡2015年又领衔成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发表《广义叙述分层问题：构筑原则与应用》、《符号叙述学》等十余篇论文，从符号学现象学角度出发，对一般叙述问题、叙述的基本形态、叙述分层以及叙述中的变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该团队中唐小林、陆正兰、胡易容及饶广祥等也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还创办有《符号与传媒》刊物，共同推动着符号学叙事学研究在国内的发展。
    其次，由傅修延领衔的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也通过将“叙事语法”调整为“叙事语义”，力图在“叙事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激荡”(24)中建设中国叙事学，尤其是近几年来通过转向对空间、听觉、聆察、声音、音景等空间与听觉叙事的研究，引起学界广泛反响。2015年，傅修延先后发表了《论音景》、《释“听”》、《论聆察》等几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力图“将声学领域的音景概念引入叙事研究，(25)并重释“诉诸听觉”对于阅读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扭转视觉霸权造成的感知平衡”(26)的重要性。与傅修延异曲同工的是，该中心龙迪勇则倾注于对“空间叙事学”的研究，与关注“听”不同，龙迪勇极为重视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力图将叙事学研究由“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也即是对“故事空间”(叙事作品发生的场所或地点)、“形式空间”(叙事作品的结构性安排)、“心理空间”(叙事作品中心理活动所呈现的空间特性)以及“存在空间”(叙事作品存在的场所)的深入研讨。(27)
    再次，在经典叙事学领域内，除对传统故事情节加以叙事学解读外，对“隐性叙事进程”、叙事形式、意识形态叙事以及小说意义的“解域与生成”叙事也成为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新亮点。申丹通过小说文本的细读发现，作品在围绕情节展开的背后还存在“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且“与情节发展往往呈现不同的走向”，两者“既形成矛盾和张力，又互为牵制和补充，达到某种平衡”，(28)这种“隐性叙事进程”的发掘也使得叙事学研究可将注意力由过去单一的“叙事运动”拓展到“双重叙事运动”中，有力拓展理论研究的空间。(29)美国加州大学凌津奇《关于文学叙事形式研究的必要性》、彭亚非《叙事的诗意追问：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史外史观》、刘俐俐《关注人类学大视野下的故事形态》以及余岱宗《解读叙事：解域与生成》等文章均从叙事学角度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了理论与个案的深入探讨，有力促进了叙事学研究的成熟发展。
    此外，在叙事学研究不断推进、发展与创新的同时，适时回顾并反思叙事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江守义对叙事学肇始兴盛期的问题与贡献进行了深入考察，既指出“翻译不够全面，和西方叙事学界交流不够，猎奇和盲从心态盛行，理论拓展缺乏，对创作现象的关注和总结不够，研究凭一时兴趣”等问题，也总结出“带来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派小说，激活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叙事批评”等诸多贡献，并据此提出：“对西方的理论，我们要‘跳进去’再‘跳出来’，立足中国的土壤，发挥中国学术期刊的力量，并持之以恒，让西方理论真正为中国所用。”(30)
    四、文学、图像与媒介文化批评
    近几年来，文学、图像与媒介文化一直是文艺理论的一大热点，对文学图像关系研究的不断挺进，也有力推动着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2015年度，在文学图像与媒介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是文学图像研究得以持续深入。赵宪章指出，“文学图像论”源自学术的内生动力而非追逐时尚，语言和图像的互动尤其是图像对语言表意的僭越使得基于符号学方法研究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研究的母题。(31)吴琼对西方“视觉文化研究”思潮进行爬梳，并从学术谱系、研究对象和主要议题进行了细致勾勒，认为：视觉文化研究主要受到三种学术话语的影响，即“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图像学与艺术史研究以及‘文化研究’”，这其中，“伯明翰时期的‘文化研究’视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个谱系学源头，但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延伸，而是对前者的批判性收编”；对视觉及视觉文化的研究必须“以视觉性作为方法论原则”，而“视觉性其实也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运作方式、一种阐释角度”，视觉文化研究关键在于“它是从视觉性的角度对对象的考察，是对对象的视觉性的考察”；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视觉中心主义批判”；二是“机器研究”；三是“建制研究”；四是“表征研究”；五是“观看与认同”。(32)杨向荣也指出“语言学转向”的思维模式中人文社会科学普遍采用“语言/话语”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而在“图像转向”思维模式下“图像文化模式”取代了“语言文化模式”成为把握和理解世界的主要思维模式，为此，在图像转向的影响下，文学和媒介的发展出现了图像化趋势，图像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中心，并冲击文学，形成了图像霸权。(33)
    另一方面是媒介文化研究不断拓展。胡继华以列维纳斯“为他者的伦理学”和“异域之思”的美学思想为例，深入发掘了其关于“形象”、“语言”以及“他者隐秘”的思考，并对当代媒介文化及其犬儒姿态予以了反思、审视和批判。(34)尤西林则从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出发对技术与艺术这一对立统一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艺术的社会职能便是要平衡热媒介的认知陈述，警戒其传播方式对受众个性创造性的压抑进而保持回溯信息创造源头的主体地位，而以艺术为自觉尺度的冷媒介最深刻的意义则是现代技术已陌生的对万物自在自主性的“守护”，冷媒介在与热媒介均衡关系中展示了既揭示又守护世界的新型生产与生活样态。(35)唐小林《符号媒介论》与文一茗《论主体性与符号表意的关联》则均从符号学角度对媒介文化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并就媒介与符号、媒介与艺术以及符号、主体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
    此外，高建平《技术进步中的艺术处境》、刘中望《技术膜拜与艺术消费》以及黄鸣奋《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新视野》等文也从不同角度对媒介、艺术及图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理论研讨，令人耳目一新。
    五、关键词研究：当代西方文论与艺术理论
    2015年，西方文论及艺术学领域均极为重视对概念、命题的“关键词”研究，不仅侧重对具体命题与概念的解说，更注重对每一个概念命题的发展演变过程加以深入细致地梳理与辨析，并在理论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见解。这种研究方法既反映了近年来文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人文学科发展的理论需求。
    其一，对命题或概念的关键词考辨。张永清通过翔实的史料、细致的梳理、深邃的眼光，就“作者”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加以了令人信服的系统思考和反思，并指出：“文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作者’这个轴心而具体展开”，因而要恰切回应当下文学理论面临的持续危机和严峻挑战便有必要“从整体上对作者问题再次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反思”，“作者问题”在西方文论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作者作为制作者(maker)”、“作者作为创造者(creator)”、“作者作为生产者(producer)”、“作者作为书写者(scripter)”四种主导理论范式，古希腊则是作者理论的滥觞，而这些理论与实践也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之中”，并指出这些作者理论范式只是对已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在“消费社会、互联网时代里，新的作者身份、作者形象正在不断地被构建和被塑造”。(36)赵勇通过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诗学命题的翔实考辨，对阿多诺的思想症候加以了重新揭示，认为这一诗学命题“既非禁令，也非咒语，而是阿多诺面对文化重建问题的一种极端性表达，其中又隐含着他对奥斯威辛之后文学艺术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深刻关切。它固然是以单维而否定的面目横空出世的，但是却又隐含着对艺术的肯定之维”，阿多诺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摇摆状态’也恰恰说明，对这种终极问题进行执著的‘哲学反思’才是最为重要的。而反思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呈现问题”。(37)
    其二，关键词研究及其方法研讨。胡亚敏就“关键词研究”进行了深入研讨，通过“突破线性的历史观，将关键词视为一个动态的、多维的乃至异质的发展过程，发掘和阐释关键词语义在历史进程中丰富的多样性”，同时又以“开放的民族主义为基本立场，运用跨文化视野来探寻关键词在不同民族和语境中的变迁，考察和总结它们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流变与组构”。(38)张冰从“理论化”与“多元化”两个关键词切入，对丹托的“艺术终结观”加以了重新透视，认为理论化是艺术终结的核心内涵，即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哲学，而“多元化成为艺术终结之后艺术存在的基本态势”，“艺术之所以会出现多元化格局”正是因为“艺术的终结”。(39)饶静则通过解析后现代崇高美学对“不可再现物”的执念，对朗西埃美学伦理转向予以了批判反思，认为：朗西埃以“‘歧见’打开了伦理无区分的区隔空间”，这一思路既“弱化了美学的救赎诉求”又“重审了美学的解放承诺”，更将“伦理的批判视角反转为行动的实践美学”。(40)
    其三，对艺术范畴的反思与新解。陈炎认为从古希腊始，西方人就从“迷狂说”入手，将艺术创作看成是宣泄内心情感的手段和渠道，这种“感性欲望的宣泄”不仅“强化了艺术创作中的激情与活力”，还“可以纠正理性思辨行为所导致的精神异化，因而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义”，但“也会带来感官刺激的极端性发展，进而陷入肉体欲望的误区”，因此，“不了解感性迷狂在艺术中的正面作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艺术的美学特色；不了解感性迷狂在艺术中的负面影响，就不可能彻底反思西方艺术所存在的问题”。(41)王一川近来则一直关注“艺术公赏力”问题，并对“艺术身赏”、“艺术心赏”等概念在“生活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中予以了思考，指出当前中国艺术“重身体而轻心灵症结需要在艺术公众中重新张扬艺术‘心赏’观的当代意义”，而这意味着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生活中都应“坚持突出心灵生活的优先地位”。(42)
    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反思评价与当代文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文论仍是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板块，尤其是在习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之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重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也成为2015年文艺理论领域的一股潮流。这尤为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对苏区文艺及苏联文论话语的研究和反思。董学文指出，列宁在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了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贡献了大量的新东西：“一是把辩证法和唯物论彻底地运用到文艺理论上来”；“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三是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论”；“四是首次提出‘两种民族文化’学说”；“五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家的态度”；“六是初步探索和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43)周平远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卓有成效，尤其是苏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及法理基础。(44)此外，吴艳《现场·问题及其特点——以延安文艺批评为例》以及周启超《一个核心话语的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演变记》也就苏区文艺及苏联模式话语的现实实践的效果予以了客观冷静的历史反思。
    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再评价的讨论。董学文、祝东力等在研讨中认为：反思与再评价“西马”要“立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状”，以求“对我们当下的研究有所启示”；“西马”这个概念不仅“非常成问题”而且“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给予充分的历史化”；对“西马”文论研究应该“从知识层面达到一个认知的程度”，即是要对“西马”文论“进行对话、批评”而不再是“一般的知识性介绍”。(45)丁国旗也指出，客观评价“西马”文论并汲取“西马”文论资源，对于发展我们自己的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而在未来对于“西马”研究应注意三个问题：(1)“既不捧杀也不棒杀”；(2)“在学习与反思中建构”；(3)“在学习和反思‘西马’文论时还要对‘西马’文论及其美学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给以足够的尊重”。(46)
    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立与探讨。高建平认为：学院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但学院批评并非指“人在学院”中所从事的批评；在当前批评中，所谓的“推介性批评”、“扶植性批评”、“酷评”、“阐释性批评”均有其意义和价值，但还缺一种“诊断性的批评”，这种工作只有“学院批评家”有条件和优势去做；当然，“学院批评”也存在各种问题，急需“去掉学院腔，走出象牙塔，切断种种利益链”进而“直面文学艺术作品本身”。(47)徐岱认为，要想成为一种“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实行“诗学转换”成为一种“文化诗学”，这意味着“不仅要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学，还得在其文化关注中将文学真正当作文学而非一般的社会/文化信息载体来对待”，如果说“一般文化批评”只是“从文学材料来理解文化，是对文学的表征型解读”，那么“作为一种诗学方法的文化批评”则是“从文化的视野看文学，是对文学的语义学解释”。(48)魏天无则指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在中国语境中发现新问题”与“审视旧问题”、“从批评范式角度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形态”，以此“带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向内转’”，与此同时也亟须批评家“更多地介入批评写作，去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49)
    此外，就当前文学批评看，除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诗学关注外，对影视及青春怀旧等文化现象的批评也是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如周志强《青春片新怀旧：卑恋与“多语性失语症”》、金丹元《对当下国产青春片“怀旧”叙述的反思》、赵静蓉《作为“异己之物”的青春》等文章均从怀旧、叙述、消费等文化政治角度对当下国产青春片中的“怀旧主题”予以了理论解蔽。
    2015年文艺学领域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及成果，如金元浦、刘方喜等人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兴趣，欧阳友权、陈定家等学者对微信文学与网络文艺的关注，等等。而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王元骧《关于美学文艺学中的“实践”概念》及陶东风《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等文章则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不仅有力辨识澄清了文艺领域相关基本理论问题，还指明了理论发展的方向。高建平在《文史知识》连载刊出的“美与我们的生活”专栏则对美的本质、审美与移情说、美感经验模型以及艺术的定义和边界等美学艺术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通俗化解读，为大众了解美学以及向社会传播美学知识提供了理论窗口。
    2015年文艺理论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的“泛文化化”、“泛政治化”、“泛哲学化”与“泛他者化”问题，理论与创作及批评之间的断裂问题，新媒体与“微文化”处境下的文学存在问题，等等。这些学科发展中的困境尚需进一步反思、镜照与研讨，也为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要求。当前，新媒体艺术尤其是“互联网+”、“媒介融合”及媒介图像、媒介符号语境下的文学艺术理论新变问题愈发凸显，中西文论美学中基础理论、概念、范畴仍急需进一步辨识厘清，环境生态、城市文化建设、都市空间、城市与乡土等社会现实民生问题也急需从理论与美学视角介入并予以理论回应。这些问题既为文艺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挑战，也为不断深化与拓展自身学科话语体系提供了机遇。
    注释：
    ①高建平：《从当下实践出发建立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②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③南帆：《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环境与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④参见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⑤姚文放：《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对当代中国文论重建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⑥王宁：《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⑦尤西林：《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⑧王一川：《公共桌子边的文论对话》，《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⑨李春青：《略论“意境说”的理论归属问题——兼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可能路径》，《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⑩祁晓明：《王国维与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学批评——田冈岭云文论对王国维“意境说”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1)罗钢、刘凯：《影响的神话——关于“田冈岭云文论对王国维‘意境说’的影响”之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2)周宪：《也说“强制阐释”——一个延伸性的回应，并答张江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
    (13)党圣元：《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强制阐释”谈略》，《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14)高楠：《强制阐释：西方文论的一个理论母题》，《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15)赖大仁：《反向性强制阐释与“文学性”的消解——兼对某些文学阐释之例的评析》，《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16)李春青：《“强制阐释”与理论的“有限合理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17)周宪：《文学理论的来源与用法——关于“场外征用”概念的一个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8)乔国强：《试谈文论的“场外征用”》，《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19)朱立元：《也说前见和立场》，《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20)陈晓明：《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21)陆扬：《评强制阐释论》，《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22)张江、西奥·德汉：《开创中西人文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23)J·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24)傅修延：《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4期。
    (25)傅修延：《论音景》，《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5期。
    (26)傅修延：《论聆察》，《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1期。
    (27)龙迪勇：《十二年磨一书的甘苦历程——关于〈空间叙事研究〉》，《博览群书》2015年第1期。
    (28)申丹：《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背后的自然主义：肖邦〈一双丝袜〉中的隐性叙事进程》，《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29)申丹：《反战主题背后的履职重要性——比尔斯〈空中骑士〉的双重叙事运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0)江守义：《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月刊》2015年第7期。
    (31)赵宪章：《语图符号学研究大有可为——“文学图像论”及其符号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8日，第6版。
    (32)吴琼：《视觉文化研究：谱系、对象与议题》，《文艺研究》2015年第4期。
    (33)杨向荣：《图像转向抑或图像霸权——读图时代的图文表征及其反思》，《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34)胡继华：《虚拟他者——列维纳斯的“伦理诗学”与媒介文化批判》，《文艺研究》2015年第2期。
    (35)尤西林：《冷媒介与艺术》，《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
    (36)张永清：《历史进程中的作者——西方作者理论的四种主导范式》，《学术月刊》2015年第11-12期。
    (37)赵勇：《“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及其追加意涵——兼论作家们的反驳与阿多诺的“摇摆”》，《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38)胡亚敏：《“概念的旅行”与“历史场域”——〈概念的旅行——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导言》，《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9)张冰：《理论化倾向与多元化格局——从关键词维度透视丹托的艺术终结观》，《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40)饶静：《不可再现物的再现——朗西埃论美学之伦理转向》，《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41)陈炎：《西方艺术中的感性迷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2)王一川：《艺术身赏与艺术欣赏之间——兼论生活论视野中的公众心理层面构造》，《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0期。
    (43)董学文：《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1期。
    (44)周平远：《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5)崔珂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再评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2期。
    (46)丁国旗：《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2期。
    (47)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1期。
    (48)徐岱：《作为方法的文化批评》，《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49)魏天无：《“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9辑。
    （原载《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