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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生命力源自人性“微奥”的探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陈彦 参加讨论

      
    
    
    无论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都在向我们昭示:他们是塔尖,而这两座宝塔的基座与塔壁,就是他们以前数千年文明史的精神总装。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汤翁与莎翁,也是在为后人提供一种新的精神“装备”。
    我是一个职业编剧,也做过戏剧院团的组织工作,对戏剧的相关研究专著,本身就有浏览兴趣,何况是研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这两位剧作家,是舞台编剧、也是几乎所有戏剧人一生都绕不开的话题。2016年,因是他们400岁的诞辰年,又都骤然升温,让他们从相对专业的层面,持续向更广阔的社会面波及。李建军的专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她甫一露面,立即就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启示一:汤显祖崇高创作地位的确立不是通过贴上“东方莎士比亚”这一简单的标签得以实现的。也许是不自信,长期以来,我们就喜欢把中国的文化名人,要对应上一个西方的大佬,好像不这样,这个人就不好面世,就不好确定高度,因而,就出现了不少贴上了西方标签的中国面影,虽不伦不类,却又削足适履般的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但终究是“东方的莎士比亚”,而不是“西方的汤显祖”,还是无法达到发扬光大的预期目的。能这样说和这样想的,绝对是一种对汤显祖创作高度认知的煞费苦心,只可惜这种苦心,并没有换来汤显祖的莎士比亚式世界范围的世俗影响,反倒是有些寂寞了我们的自信心。怎么走出去,的确需要技巧,需要万丈雄心,但也更需要耐心、自持与自信,李建军说:“切不可将中国文学的光荣和梦想,全都寄托在‘走出去’和‘世界影响’上,任何对他者的认可和评价的高度依赖,都是一种在文化心理上极度自卑和幼稚的表现,必然会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他还说汤翁“自有其无可替代的特点和价值。我们无须为如何帮他‘走出去’而煞费心思和焦虑不安”。这对一切操心着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国门的人,都是有警醒作用的,“硬走”,只怕是会折腿崴脚、遗鞋掉帽子徒增丑的。
    我从来就是莎士比亚迷,但若论编剧,从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却是获得技巧与剧之诗性启示最多的,而莎士比亚反倒是一模仿,就让人觉得水土不服地“不真切”、“不贴地”、“不自然”。我个人觉得,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都是明显的,甚至是巨大的,一个江水滔滔、一个百转千回,一个笔触宽博、一个洞幽入微,生命的着力点与精神困境的阐发,是完全不重样的,即使谈情说爱,也是永远无法让罗密欧爱上杜丽娘的。创作不是物理山峰,无法完全对等比高,也许他们将来会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更高层面“并峙”起来,但现在,我还是十分赞同李建军的观点:“关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他们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
    启示二:认识我们的文化伟大,并不需要去贬损别人的文明成果。读李建军的著作,都能让人看到他对中华文化那些堪称优秀经典的真正自信。在该书中,他说:“汤显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无论从道德和人格来看,还是从情感和才华来看,他都是一个杰出的人。”全书通篇贯穿的学风,就是自信着自己的伟大,也深情地向世界上的一切伟大生命、伟大人格、伟大文明致敬。也只有这样的视域与胸襟,才可能真正完成汤显祖们的“走向世界”。中国戏剧的伟大,自元杂剧以降,可谓经典辈出,异彩纷呈,而世界戏剧的伟大,更是包罗万象,高峰迭起,我们要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就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去比较、辨识世界与我们各自的文化特性、生命体能,而不是故步自封地只唱我们的“良辰美景奈何天”,不识他人的“赏心乐事谁家院”。
    启示三:原来戏剧鉴赏是可以这般纵横驰骋、并让其毫发毕现的。作为职业戏剧人,面对经典,我们也许忽略的太多,而许多忽略,恰恰是致命地弱化了戏剧的多重价值意义。无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我都做过多遍阅读、精读,有的甚至还进行过详细的技术解剖,企图从中取得编剧“真经”。在读了李建军这本专著后,我又翻开原著,对照检查,才发现自己在读这些经典时,很多时候几乎成了一个“技术主义”者,而忽视了这些剧作在戏剧表征以外的“意义世界”。比如他对文本美学价值与意义世界的深入探究。我注意到,全书仅引用两位大师的原文,就达近百处,这些被置放于显微镜下的剧作、诗作与理论“切片”,每每给我带来其解读的拍案惊奇。比如他在大量分析了汤显祖剧作的诸多细节后说:“作为一个温柔的唯情主义者,他喜欢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强调‘情’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他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对人物精神上的痛苦和困境,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感受。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古典知识分子,生活态度诚挚而庄重,孝敬父母,笃于友情,课子甚严。但是,在他身上,人们也不难发现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尖锐而坦率的批评精神。”面对莎士比亚剧诗的诸多“切片”,李建军说:“他之所以显得伟大和让人敬仰,根本上讲,是因为他关注那些与人生相关的重要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庄严的回答”。
    最深入人心、生命持久的经典,一定是揭示了人性的“微奥”。李建军以大量的事实,反复论证了“文学是良心的事业,是人格所发散的光芒”这个亘古不变的创作真谛。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一旦与人性、良知与人格不搭界,任其说得如何地灿若桃花,也是要在时间的阳光暴晒中,很快萎蔫得一息难存的。
    启示四:承认“集体性共创”的前提,会使我们的创造、创新变得比较靠谱起来。李建军写到:“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他还说:“文学家都是‘集体性人物’,因此,必须克服那种蔑视他者和传统的傲慢倾向,甚至有必要在固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形态的‘再度创作’,只有人格健全,行己有耻,只有尊重传统,转益多师,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一个作家才有可能成为伟大作家,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作品。”这些对“集体性共创”基本内涵的概括界定,对当下过于玩弄“独创”与“创新”概念的时代,有着十分强烈的警示意义。当然,对于那些明明脱壳于历史、传统、前人、他者、“集体”的衣钵,还要自视、自挂、自我标榜“首创”、“独创”、“原创”者,就是另一个道德层面需要指斥的问题了。
    真正要“尊重传统、转益多师”地承继文脉、赓续创造,其实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因为这要求创作者有深厚的积累,要有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对“前人”生命养分的已然吸纳与提取,这个吸纳与提取过程,甚至是需要庄子寓言里“佝偻承蜩”、“运斤成风”般的刻苦磨练与生命精进的,今天,谁又能下这样的苦功夫呢?因而,许多所谓“创新”,就只能是“抓瞎”、“搞怪”、“耍丑”了。无论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都在向我们昭示:他们是塔尖,而这两座宝塔的基座与塔壁,就是他们以前数千年文明史的精神总装。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汤翁与莎翁,也是在为后人提供一种新的精神“装备”,该书是扛得起这个带有“总装”性质的研究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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