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林的《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在“入世”的同时，浸润了诗意，浸润了作者的学术理想。
    “后理论时代”是本书所有问题的历史语境。理论之后，中国文学理论何为，中国文学批评何为，正逐渐成为文学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在吴子林看来，文学不是对象性研究的学科，而是处世态度和生命实践，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反思、批判，以及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的重构、再塑”。因此，文学研究是“生命的学问”，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都需要持有“文学抱负”，将文学视为实现生命价值的终生事业。
    生命，可以说是吴子林在“理论之后”的时代语境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命脉的理论起点，同时也是其理论旨归。在本书收录的13篇论文中，有关创作方法论、文学语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信仰、作家主体性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可能向度等问题，都是在这一纲领之下讨论的。在作者看来，生命的价值在于它的健康、立体和完整。现今的社会，却以过剩的物质生活伤害着生命的完整性。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作者深刻地感受到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是如何在挤压思想，遮蔽世界的意义。囿于现象之中的世界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人的异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语言的堕落。被粗糙的语言包围着的精神是贫瘠的，而贫瘠的精神又同时加剧了粗糙语言的泛滥。在吴子林这里，“言”与“思”之于生命意义的塑造是一个双向影响、循环往复的过程，作为生命实践的主体，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必须敬畏文字，注重人格的培养和锻造。在《“修辞立其诚”——重建诚的文学》一文中，吴子林将作家的“同情之心”视为文学创造的根本问题。“修辞立其诚”不只是一个修辞原则和文学批评原则，在文学面临质疑、文学对现实的干预不断弱化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文论思想，对主体精神的生成和擢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文学愈发“被”边缘的今天，重提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在许多学者看来，是很有必要的。而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跟许多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或桎梏于庞大理论体系之中的学者相比，吴子林更注重从文学文化现场出发，以一种参与性的姿态进入到各种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之中，开展思想的对话。也因此，读者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每一篇文章基本上都是从具体的事件或问题开始，在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资源进行整合改造的过程中，生成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如《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一文，作者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遭遇的舆论中发现了知识分子走出“叙拉古”的途径。文学艺术的政治之维，乃是一种以“人类良心”来干预现实的“诗性正义”。无论是对哪一类文化现象的思考，吴子林最终都回到了对“人”的关心上。在他看来，只有人格修养成为艺术精神的主体因素，影响才是全面而根本的。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反思，凸显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本书的写作，是一次对20世纪人文精神的回望。需要看到的是，吴子林对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化诸面相的诊断并非是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简单抑扬，他以一条清晰的学术理路在对前辈学者的成果作出批判性反思的同时，接洽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规避了文学主体性建构的理论误区，呈现出一派独立而坚定的思想面貌。
    新世纪以来，一种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原创性的、适应于当代社会文学文化发展实际的文论体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在当今文化冲突加剧的语境之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确面临着一种民族性的焦虑：一方面，文化的断层带来了传统文论话语现代转化的困难，另一方面，西方文艺理论批评话语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造成了批评主体的身份失落。在民族性焦虑的驱使下，文学研究者如果不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思维的特质，不能以中立、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文论，那么要实现基于中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中国当代文论转型，必然是困难重重的。因此，突破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真理性倚重，以一种现代性的视域清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重拾对文学艺术的感受力，进行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以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打通西方理论，进行主体间的对话，在人文价值尺度上开展有温度的批评，宣示了吴子林对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某种愿景。谈及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出路，他认为，真正的批评家，必定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强劲的人格，其二是与此人格相应的合理的批评资源，其三是对文学和生命、存在的激情。这意味着批评主体除了要能够在精神层面上“独善其身”，更要能够通过批评实践发现、激活、勾连中西方仍处于隔膜状态的理论资源，甚至能以自身的写作，达到对生命与存在的终极体悟。吴子林的“生命”之学问构想，也正因对主体性的重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及理论建构的先验维度，具备了扎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