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不得不先自我检讨一番。2005年左右，我还在西昌学院工作时，曾在西昌旧书市场错过了一堆当代档案材料。五十年代西昌学院北校区曾经是劳教所，主要关押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和敌对阶级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一批川内知识分子被关押在那个地方。那批档案材料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旧书店老板跟我说，这批档案很有意思，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当时给我的开价是一斤五元钱直接打包，但这批档案材料并不轻，保守估计有一吨多。即使是五元钱一斤，这批材料也得花费一万三千多块钱。那时我每年能挣两万三四千块钱，要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买这批档案材料，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现在想来，如果当年能够坚定地买下来，今天这批材料或许对我研究五十年代四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话题，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硕士求学阶段，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子的，觉得中国现代文学才有研究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没得研究价值，甚至盛传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文学”。不过，真正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后，面临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安排，我不得不重新面对当代文学史及其文学作品。是不是当代文学全都是“垃圾文学”？我怎样向学生介绍这些所谓的“垃圾文学”？这些“垃圾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它的生产过程到底是怎样被控制的？“垃圾文学”的概括有没有遮蔽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真如文学史描述的那种线性发展？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反思，我也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与学术探讨。当年在教学中确实没有准备，我就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在西昌学院图书馆内，我发现了整套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结合着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展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犹记得当年带着学生在图书馆边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边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真正在教学的过程中，我才体会到文学史料对于教学的重要价值，当然，在展开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的史料意识逐渐得到加强。
    2007年9月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跟随陈子善先生读博时，我已整理出大约二百万字的作家检讨书，还有一个详细的作家检讨书目录，从1942年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收集这些材料确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就是出版一本叫做《作家检讨书》的资料书，并在此基础上做博士论文，探讨作家检讨书的生成机制和当代文学体制对文学的规范，以及作家心态史的微观描述。或许正是在收集作家检讨书的时候，我逐渐对当代作家的日记和书信产生了兴趣。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出版，引发了学术界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话题的关注。顾先生日记中对五十年代的改造细节有详细记载，包括他如何写检讨文字。我试图从作家的日记文字中，也查找文艺界当年如何展开思想改造运动。最近这几年，我主要在阅读已经出版的《萧军日记》和未刊的《王林日记》。2008年6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萧军全集》，大家误以为《萧军全集》就十四卷，其实这套书之后还有六卷未公开发行的，包括萧军的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日记和书信，他的日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包括：《延安日记》（上下册）、《东北日记》《萧军日记补遗》。我大体查阅对照了一下，除了书信没有出版外，这四部日记和《萧军全集》的附卷在内容上有很大的相似度。《王林日记》我则多说两句。王林这个作家，对大部分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他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过，这个作家很有来头，也很有成就。他是沈从文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任教青岛大学时的学生，之前出版过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沈从文为这部书做过序，鲁迅在日记中也谈到过这部小说。王林之后参加革命，进入延安边区（在梳理延安边区及解放区材料中，我还有一个思路在思考，那就是京派文学是如何进入解放区的，王林是明显的例子，蔡其矫、卞之琳也是值得关注的）。他在“五一大扫荡”前后开始建构自己的另一个长篇小说，即建国初期出版的《腹地》。《腹地》出版后受到《文艺报》严厉批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被批判围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王林文集》已由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发行，但研究界对王林的关注并不多。王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不在文艺界，也是学术界疏远他的重要原因。不过，认真阅读王林20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日记，我们看到一个苦苦写作的作家的艰难追求。20世纪八十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腹地》，尽管是一部失败的修改之作，但它为研究界反思当代文学的规范有很大的帮助。
    萧军日记和王林日记有重要的价值，这自不待言。不过我要说的是，萧军、王林的日记都属于“文坛边缘”的文学观察，其价值的意义就非同一般。我简单举几个例子。萧军日记中有一九四九年全国文代会的不在场描述，可以和现场的日记对照阅读，我们看到了一种鲜活的文学发生现场，与文学史的枯燥文字形成鲜明对比。胡风“反革”命案发生后，萧军日记记录了当时文坛中文化人的心态，即使胡风成为“反革命集团”分子，萧军也没有写一篇说胡风坏话的文章，这很难得，这让我们反观一个作家的真实心态。王林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待在天津，与京津文艺界交往频繁，我们可以从王林日记的记录看到，包括萧也牧频频出入天津文艺界。当然，王林日记还为我们观察解放区文人的“分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路径的分化：北京文艺界的头面人物主要来自延安边区，天津文艺界的作家们大部分来自晋察冀边区，这背后的关系颇为复杂，只有在日记的阅读中我们才看得出来建国初期的文艺界内部矛盾。我一直有一个观察，共和国初期文艺界对萧也牧进行批判，实质上是丁玲为代表的延安边区文化人对晋察冀文人的一种压制性批判，当然，这也包括《文艺报》组织批判王林的《腹地》在内，之后对王林的剧本《火山口上》也展开了严厉的批评。
    这几年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作家书信的考释。我不仅做现代作家书信的考释，还努力推进对当代作家书信的考释。不管哪种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作家书信并没有进入这些文学史的视野。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除非考察个案性的作家时，书信的价值才能呈现。不过，去年在考察王瑶给“叔度同志”的一封信时，我觉得有些书信的学术价值有待研究界重新评估与反思。在对王瑶这封信的考察过程中，我发现：第一，这封信的写信时间被误判，确切的写信时间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而不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日。第二，这封信牵涉到王瑶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内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之后，受到了来自教育界、文艺界的批评，显然给王瑶很大的压力。第三，这封信还牵涉到文学史家和作家之间的文学史判断，艾青的长篇叙事诗《吴满友》，王瑶作为文学史家拟放入文学史中加以叙述，但这遭到艾青的反对。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我们对人民共和国时期如何修史现代文学，还是有些盲目的判断。
    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最终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让史料能够自己发出声音，是我们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的最终目的，我期待这个中心能够领着我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