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年初的电视剧向来具有市场风向标的作用。2017年伊始，历史剧《于成龙》《大秦帝国之崛起》接连登陆央视，一扫此前古装偶像剧的颓风，成为收视亮点，也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余波所及，连多年前收视惨淡的《大明王朝1566》也借势在优酷网重播。
    
    前几年，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古装偶像剧占据荧屏，历史正剧难觅踪迹，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古装偶像剧重颜值，轻质感，对历史采取游戏化的态度，甚至任意肢解历史，其中充斥着空洞的情感、虚幻的梦想、错乱的价值和轻浮的趣味，对于电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正剧的回归就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正剧的回归，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它既是观众需求的自然体现，也是艺术规律本身产生作用的结果。现实主义传统在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中有着巨大的向心作用，虽然在一定时间里会产生偏离，但偏离度越大，越会产生巨大的反拨力量。《大秦帝国之崛起》正代表了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它有力地匡正了当下历史剧的创作理念，为人们提供了一把正确认识历史的标尺，也有助于培育观众健康的审美趣味，而历史正剧连续播出所产生的示范作用，肯定会对电视剧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
    衡量一部历史剧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于历史精神之中。《大秦帝国之崛起》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对历史精神的准确把握。这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透过人物的成长来写历史精神。历史精神不是抽象的，而要通过活的人物来体现的，要写出历史精神，必须要把历史看作有生命有个性的东西。《大秦帝国之崛起》比较真实地写了秦昭王从一个在权力面前无所适从的青年到威权君王的成长过程，但没有像大量古装偶像剧那样，把成长描绘为从天真到腹黑的堕落，而是准确把握了人物的命运，写出了人物的精神蜕变，写出了在他追逐权力的过程中，权力对人物性格的异化作用，也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用人性的冲突来显现历史精神。《大秦帝国之崛起》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始终把焦点放在描写人性和人性的冲突上面。其中，着重表现了两组人物关系，一组是秦昭王和宣太后的关系，一组是白起和范睢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前一组关系处理得更为成功。它围绕着权力斗争展开，而又超越了宫廷权谋，写出了人的感情、内心矛盾对权力斗争的影响，结尾处白起和范睢、白起和秦昭王的对话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后一组关系采用了对比的方法。范睢“为成就王之霸业，甘为小人，不择所用”，白起“宁愿治重罪而死，也不愿做辱军败国、殃祸百姓之将”，用这样的对比写出了两种人格和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白起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经历了人生重大的转折时开始反思，结尾处他用秦王剑自裁的情节，显得悲凉而又悲壮；范睢则是王权的忠仆，至死都匍匐在君王的脚下。遗憾的是，剧中范睢的形象有点猥琐，没有写出名相应有的风采。从历史上来看，范睢这个人性格很鲜明，也很有智慧，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为达到目的敢于冒险，睚眦必报。但在剧中，他的性格过于外露，甚至有些脸谱化，不太像一个有谋略、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且，剧中始终把白起和范睢放在善恶、忠奸二元对立的位置上，这样的处理似乎过于简单化。
    主动去寻找历史中属于未来的东西，在现实的联想中映照历史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寻找古今相联系的地方，让现在的人通过历史映照出自己。《大秦帝国》系列的三部作品写的是三个不同的主题。第一部《裂变》写的是变法图强，第二部《纵横》写的是突破困局，第三部《崛起》写的与其说是崛起，不如说是为崛起奠定根基，崛起是结果，治国才是核心。所以，这部戏的后半部分，从时间来看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占了全剧将近一半的篇幅，重点讲了秦昭王的治国方略，在对待白起、范睢以及六国的君臣方面，也写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范睢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帮助秦昭王制定了对内“强干弱枝”、对外“远交近攻”的政治战略。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睢阻止秦昭王伐齐，让秦昭王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主动与齐国结盟。秦国的崛起，离不开“远交近攻”这个重要的国策。40多年后，秦王嬴政还是采取这条国策，最终统一了中国。秦昭王的治国方略主要体现在这一国策的实施上面。
    通过恰切地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来体现历史精神。对于历史题材中如何处理历史和虚构的关系，大部分人都比较认同《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比例，但意见也不尽相同，比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虚构得太少而算不得艺术；鲁迅则认为《三国演义》在写人方面“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大秦帝国之崛起》来说，其史实不止七分，并且这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虚构的那些部分。史料不等于历史，即使把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完完全全照搬到电视剧中，也不意味着就能产生一部真实的历史剧。决定历史剧真实感恰恰是历史剧中虚构的成分。历史记载上没有的地方，恰恰是创作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伶优和赵蔓这两个人物。她们各具性格魅力，而又分别丰富了秦昭王和白起的形象。还有，在攻打邯郸的问题上，剧中把历史上白起因病不能去改成不愿去，这样的处理表现了白起对于战争和王权的认识，对于作品的主题起到深化的作用。类似的情节还有白起和范睢关于“忠于君主还是忠于国家”的辩论。尽管这样的辩论于史无考，但同时代的孟子已经有了“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所以这样的辩论还是可能发生的。这种辩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直接体现了人物的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和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如果脱离了人物的命运，就不太有吸引力。
    不过，《大秦帝国之崛起》在对历史精神的把握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作品存在着强调历史理性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倾向，对于那些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人物，如屈原、苏秦、平原君，作品中或表现得不够充分，或过于概念化。同时，视角的褊狭也影响了作品对思想内涵的开掘。由于创作者始终以秦国为中心，往往从秦国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现代的历史观念出发进行价值判断，也忽视了其他各诸侯国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贡献，并且，过于强调秦王的历史贡献，忽视了秦王专制和残暴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思想文化的破坏作用，同时对专制王权思想也缺少应有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