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院《国学新视野》2017秋季号【专稿】陈志明对著名语言学家、文化学者、第九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先生的独家访谈。在谈话中，今年踏入八秩之龄的许先生讲述了自己的学术师承、师友交往等，为读者提供了很多第一手数据；同时解读了世界格局巨变、中国文化担当、「一带一路」建设等当前热点问题，使读者能了解到许先生近期以来的学术与思想历程。访谈如下︰
    有幸拜见许嘉璐先生，缘于一套书的出版规划。前一段时间，隶属中国出版集团的现代出版社，邀请我为他们编选一套当代大家谈文化的书，丛书名称，就叫《大家谈文化》书系，编选的基本思路，是遴选一批在当代有影响、有担当的文化大家，为每人编一本谈论文化的代表作，即我们常说的专题「选集」。
    我推辞不过， 兼之也愿意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尽一份心力，于是不揣浅陋，就答应下来。经过一周左右的酝酿，首批名单出来，一共五位：季羡林、任继愈、周有光、饶宗颐、叶嘉莹。出版社经过认真论证，随即全盘通过。
    
    许嘉璐先生
    我当时不无得意，告诉一位我身边的学长。这位学长看过这份名单，说：「你选的这个名单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五位先生，各有所长，也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只是既然是大家谈『文化』，那么，有一位先生，似乎不应该缺席。」我问：「是哪位？」他说：「许嘉璐。」我当然知道许嘉璐先生。他曾担任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领导人」。
    在以「官本位」思维为主的中国当下，「国家领导人」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称谓。有了这个称谓，其他的身份都已经无关宏旨——在有些时候，人们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将其忽略。「比如许嘉璐先生，就是被这种思维『忽略』掉的一位。」那位学长说。
    我迅速想起前一段时间阅读并转发的公号文章——许嘉璐先生的〈中华文化最适合指导人类永续发展〉——文章对中国文化价值鞭辟入里的分析，令人过目难忘。所以我第一时间的直觉是：这位学长所说是对的，我应该好好了解一下许先生的著述。回家以后，我在网上一口气订购了市面上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的许先生著作，包括：《未央集》四册、《未达集》、《未成集》、《未惬集》、《为了天下太平：文明对话录》等；甚至厚厚两大本的《民进工作文选》，也都在订购之列。接下来的大约两个星期，我都全身心沉浸在许先生的文字海中。
    在阅读许先生的著述时，我脑海中时时泛起一个词：「体大思精」。等到十几本专著通读一过，我对许先生的学术建树、思想脉络等大致有了一个了解，更不禁欢喜赞叹，同时也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世间有这等好学识、好见解，我竟没有认真去关注。所以，在随后拜见许先生之时，我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许先生，我来晚了。我应该早点来，早点编辑、出版您的著作。」许先生名满天下，他的著述，当然不存在「出版难」的问题。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表达：从出版的角度，许先生的著述，可以不断推陈出新，陆续推出不同的专题选本，细分读者，以便进一步普及和推广。
    许先生现在担任中国文化院院长。中国文化院以「弘扬华夏文化、和谐世界文明」为宗旨，通过「一体两翼」方针（「一体」是中国文化理念，「两翼」一为「中医」，一为「茶」）来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在这方面，许先生可谓不遗余力。在和中国文化院院长助理薛冬梅老师联系时，我心下颇觉忐忑。薛老师安慰我：「不要紧张，等您见到先生就会知道，先生是很随和的。」等见到许先生时，果然印证了薛老师的话。他温和可亲，面上时时带着笑容，很谦逊地称我为「陈先生」、「陈老师」。我愧不敢当，不敢落座，他一再请我坐下，并招呼茶水给我。当年金庸先生北上拜见邓小平同志，有人事后问起他对邓的印象。金庸一边回忆当时谈话时的温暖气氛，一边感叹说：「伟大的人物，通常总是平易近人的。」我和许先生交谈的过程中，心中时时想起这句话。
    
    许嘉璐院长在中国文化院主办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演讲
    师门情深：从章太炎、黄侃到陆宗达
    许先生籍贯江苏淮安，生于1937年6月，今年6月份正好是他的八十大寿。未涉正题之前，我起身先向许先生祝寿，恭祝他健康多福，许先生连声致谢。身边工作人员提起为他安排相关祝寿事宜，他却连连摆手说：「不必。」
    得知有机会拜见许先生，我事先认真做了一下「功课」。知道许先生研究语言文字，师从陆宗达先生，是章太炎三传、黄侃再传的弟子。我正好编有《章太炎自述》、《章太炎轶事》二书，于是不揣浅陋，带了两册送给许先生。许先生一见之下，很是高兴，说：「太好了，你做了一件普及章太炎的工作。」
    自1970年代末起，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组织章门弟子及相关领域专家对章太炎著作进行了首次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随后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八卷，成为后来学术界最常依据的章氏研究基础文献。2014年，该社重新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并请许先生作序。在序言中，许先生对章太炎一生的政治与学术功绩作出定评，称章太炎之于近代中国，为「鲜有之关键人物」。文章说：「先生之学博而约，闳而邃，于经、史、子、集及印、西诸学皆有独得。举凡古近政俗之消长，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并引黄侃先生的话，称章太炎是「集清儒之大成」的「命世之大儒」，对章氏在小学、经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造诣和影响有着充分评说。「这篇序文我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思前想后，最后我采用了鲁迅先生的说法。他称章太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说的很对，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表述。」许先生说。
    
    国学大家章太炎
    1936年，鲁迅临终前十天，曾经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文章中，鲁迅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阅读章太炎时的情景：「木版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读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又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文章充分肯定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这些，也正是许先生所反复强调的。
    「章太炎学习西方进步的观念，比如接受进化论，但治学完全是传统的路子。『中国语言文字学』，这七个字就是章太炎最先提出来的。他是干嘉正统派的殿军，学问博大精深，但确实也很难懂。」许先生说。他一字不差地引述当年鲁迅所说对《訄书》的「读不断」与「读不懂」，并进一步解释说：「但是我体会到，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在章黄来讲，尚在其次；章黄学派的第一个大特点是『爱国爱民——民族气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鲁迅最佩服的也是章太炎这点。他曾说，『先生讲的《说文解字》，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但始终我佩服他的，就是把袁世凯给他的大勋章当扇坠儿，出入总统府，蔑视权贵。』中国的文化要赓续下去，第一要学章黄的那种革命精神——永远是变革的，但是绝不离根。」
    许先生希望他的学生们能首先继承章太炎的革命精神。他说：「一个字在古代读什么音，怎么解释，这都是『雕虫小技』，从做学问的角度讲，也需要，但不是根本。自己学得的那些知识，最终要落实在为这个民族服务上——不是为自己的名利服务——这才是根本所在。」
    「《章太炎全集》马上要出全了，二十二巨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即将在章太炎的家乡召开。我不敢说我是章黄的传人，但是我的确学了章黄之学。我是带着感情，带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心情去接近章黄的思想体系的。」
    许先生还谈到他两次去苏州的经过。「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我到他家里去过，第一次去还见过他夫人汤国梨先生。第二次我又去，汤先生已不在了。院子里有章太炎的衣冠冢，地方太小，没办法磕头，我就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国学大家黄侃
    和章太炎一样，黄侃也是一位大节不亏的学者。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位革命先驱，同时也是位国学大家。他性情傲岸，不同流俗，与章太炎异曲同工，世人或以「疯子」视之，但鲜知其「别有怀抱」。他娶了自己的靓丽学生为妻，对之宠爱有加，为了在家多陪夫人，常常找理由「逃学」。每遇刮风、下雨，或冬季下雪，他都不去学校，时称「三不来教授」。每当天气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或风大风小，学生们都会议论黄先生今日来不来，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全民公猜」，蔚为当时校园一景。「我给学生常常讲到一个故事。季刚先生爱喝黄酒，四十几岁时，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一次过重阳节，游鸡鸣寺，照例与友朋弟子等痛饮。结果胃穿孔，晚上呕血过多，晕了过去。醒来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病情，而是问夫人：『北方的战事如何？』那是1935年，日人谋我甚急，察哈尔、热河、东北都沦陷了，华北一带还在战争。季刚先生生死之际，关心的不是『小我』，仍是时局，仍是国家命运。」许先生说。
    明人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有失，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瞠目而视，不与交谈，的确是当时的一位奇男子。他在「小学」方面的造诣，承前启后，代表了他那一辈人的最高水平。
    「季刚先生说，中国的语言学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后来人全背离了。现在回过头看，说的太对了。文字、音韵、训诂，是冷门学问，当今之世，对『训诂学』这个词，即使是从事语文工作的人，大多数也已经不甚了了。什么是训诂？归纳起来，不外两大派。一派认为训诂就是解释古代字词，一派认为分析古代的句、篇也是训诂的任务。黄侃先生提出：训诂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既没有地域的限制，也不分古今。这就把训诂的范围和功用进一步扩大了。黄侃先生的话是对的。说详细点就是：只要是用已知易晓的语言解释未知难明的语言，就是训诂。」
    
    1926年，黄侃在写给陆宗达的信中说：「学问文章皆宜由章句训诂起，弟已有甚深之基址，切勿遗弃，聊贡善言，以报相知之厚。」五十余年后，陆宗达《训诂简论》出版，在送给许先生的赠言中，陆宗达仿当年黄侃之意而写道：「⋯⋯训诂以声音为主，推求语源，通其变化，吾弟已有深厚基础，潜研此学，必臻大成，望勿僄弃。」
    许先生说：「一开始我不清楚，后来才知道，这最后一句乃是季刚先生在1926年致颖明先生信中的话。时隔半个世纪，先生移以教我，除了可见先生之于师训铭心之深，情谊之笃不让茂堂，也可知先生有意使我知其苦心。可是我们这一代学生，可谓『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能得先生之一体已属不易，要想在国学的精髓处追步师辈，已为枉然，又何谈直承章黄？」
    「（陆宗达）先生告诉我，文字与音韵如鸟之两翼，只有训诂学才是这只鸟的主体。学语言学，特别是关于古代的语言，首先应该为读古书、传承古代文化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知道先生的这番意思来自他的恩师；也理解他的意思是要我沿着章黄这条路走下去⋯⋯我从此就秉承着先生的教导，在训诂学上用力最多。」
    
    许嘉璐院长在中国文化院主办「第二届中华国学论坛」演讲
    「朋友圈」：金庸、饶宗颐与周有光
    训诂学是冷门学科，而许先生最拿手、最擅长的，恰恰就是训诂学。这不禁使我想起十几年前，在浙江大学采访金庸先生时，听来的一段轶事。2002年，语言学家陆宗达应浙江大学之邀，许先生曾在浙大有过一次长篇讲演。刚到浙大，校长潘云鹤就告诉时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说今天中央来了一位「副委员长」。金庸并没有太在意，潘云鹤又说，这位副委员长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训诂学的专家。金庸一听，当即双眼发亮，冲口说道：「那是许嘉璐！中国的训诂学专家不止一个，『副委员长』也不止一位。但训诂学专家同时又是『副委员长』的，那就只有许嘉璐一人。他是章黄学派的重要传人，训诂之学，天下独步，那是『绝学』，我一定要见见。」
    金庸是天纵之才，而对许先生竟推崇至斯。这也从一个侧面，使我们认识到许先生在训诂学领域的崇高地位。两人一见之下，果然相谈甚欢，从此惺惺相惜，结为好友。我拿这个故事请问许先生，许先生笑呵呵地说：「有这回事儿。」顿了顿又说：「但对金庸先生的推许，我不敢当。」
    
    武侠小说大家金庸
    在谈到金庸小说时，许先生说：「金庸写的武侠小说，跟别人写的不一样，是另一个思路。我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明白武侠小说的套路，所以知道他写的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没时间，我只看过他全部作品中的几部，但能感觉到他的小说寓意比较深，需要深入研究。金庸这个人有见识、有思想。」
    从金庸谈起，我们慢慢谈到香港文化，后来谈到许先生的另一位好友饶宗颐先生。许先生与饶公交往已近三十年。2006年，他受邀参加饶公九十华诞典礼。在那次典礼上，许先生郑重致辞，称赞饶公是「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家」，是「香港的骄傲」、「中国的骄傲」，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和智慧的骄傲」。他说：「我们从他的学术生涯甚或哪怕一篇论著中都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中所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领悟到作为一位学人的生活真谛和生命价值。今天，我们学习、宣传和弘扬先生的这些精神，尤其必要而紧迫。」
    2009年，饶公获颁「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许先生亲临凤凰卫视直播现场，向观众讲述心目中的国学大家饶宗颐；2014年，饶公荣获山东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再次发去贺信；2015年，在饶公百岁庆典活动开幕式上，许先生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演，高度赞誉饶公的为学与为人。这些，都是两位先生友谊之树长青的最佳见证。
    
    国学大家饶宗颐
    许先生回忆说：「饶先生生于1917年，今年正好100周岁。五年前，他95岁那年，我在友人的陪同下再次去看望他。他那时刚刚从敦煌考察回来。他一生数次去敦煌考察，那年95岁，又去了一次。这么高的年龄还孜孜不倦地为学术研究而万里奔波，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还讲到一个令人莞尔的细节：「饶公看到我，伸手过来要和我握手。一边说：『准备好了吗？』忽然一用力，我忍不住『哎哟』一声——95岁的人了，手还那么有力⋯⋯」我听的忍不住笑出声来。饶公「忽然一用力」，是一种风趣；许先生眉飞色舞的讲述，是另一种风趣。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想象许先生这种身居高位之人，能有这样的活泼谈吐。
    因为专业关系，许先生曾长期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直属国务院，是国家的文字改革机构。
    在任职国家语委主任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位学者，就是周有光。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许先生算是名副其实的「同行」，又同在一个单位，因此两人有机会长期接触。「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周先生已经年过80，还热情地向我介绍自己『换笔』的过程。他说：『连我都用计算机写作了，你应该用得更好。』我是在他的感召下才开始接触并使用计算机的。我曾对许多人说，周先生是我走进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启蒙老师。」忆起往事，许先生动情地说。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笔耕不辍、淡泊名利、谦和平易、宠辱不惊，这些都使许先生十分感佩。「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周先生确实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许先生还讲到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合肥四姊妹」之一，民国时期的著名闺秀。她喜欢昆曲，对周老体贴入微，这些都给许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允和是『无锡一枝花』，大家名媛。那时候我每次到他们家去，都是她给我沏茶倒水。她文静，贤淑，笑容可掬，不多说话。尤其对周老的客人，她不打扰，说完了，退出。东方淑女的典型代表。直到周老去世，他们都住在三间简陋的小房子——那是七十年代国家语委分给他们的——但知足常乐，这夫妻二人是人间仙侣，让人羡慕。三间小房，一曲绝唱。」
    
    许嘉璐院长在中国文化院主办「第二届两岸四地茶文化」演讲
    中国文化担当：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许先生以训诂学名世，传统训诂学以解释语言文字为主，进而阐释古代文化，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所以，对中华文化的高度关注，自然而然成为许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
    许先生的文化学研究，注重提高民族文化，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注重探索人类文化的前途与走向，以宏观分析、微观透视、综合比较等方法，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发展与重构进行统揽全局的深邃思考，发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精辟见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中国文化要有自己的担当。」许先生说。
    
    许嘉璐院长在「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发表演讲。
    要有文化担当，先要有文化自信；要有文化自信，先要有文化觉醒。在许先生看来，中华民族的觉醒先后有四次。第一次是武王伐纣，第二次是秦统一中国，第三次是19世纪列强入侵中国，第四次正是当下。「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文化觉醒：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排出自身机体里西方『传统文化』及其变种的激素。」许先生认为，中国的这次觉醒，正好与西方文化自我否定的浪潮相遇。在这样一个格局演变的大形势下，我们其实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纵横交接的重大历史时机。中国的学界（包括人文社会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应该充分认识到这场巨变，顺应大势，迎头赶上；并且掌握主动，引领潮流。
    在〈世界格局巨变与中国文化担当〉一文中，许先生这样写道：「世界正在发生甚至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巨变。宣告必然、必须要发生这一巨变的，是遍布于全球的、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机（或曰『风险』）。环境急速恶化、局部冲突不断、核战的可能性、贫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频发、不平等的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警觉：地球怎么了？人类怎么了？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未来的路在哪里？中东的乱局、欧洲的『难民潮』、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分裂』⋯⋯不过是事情的表像、危机的序幕。人类身陷其中的种种风险，通常容易被人割裂开来，分别关注；有的人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又时而指责诅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平和所学专业的局限，也因为在相关报导和分析的论著中充斥着专业术语和『行话』，妨碍了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和关注。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被一片蒙蒙灰雾覆盖下的人们中，有人逐渐警觉，有人发出告诫，有人苦思对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戏，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险后果。这时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社会如《庄子．逍遥游》里面的巨鲲，化而为鹏，『怒（鼓足力量）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俯瞰下界，究其蒙蒙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寻人之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本应具足的和谐共生之路。应该由谁负起这副重担？学人、政府、民众，不分学科专业、部门高低、城乡差别，都应以清醒的头脑、明察的眼睛，坚强的双肩，勇敢地担当起来，由所有民族共担重任。」
    「未来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样建立？」许先生认为：「『路就在脚下』——就在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文明史中，就在人类自己的『一念』之间——是继续沿着彼此对抗，唯物质享乐是求，以战争、屠杀、压迫为乐事的旧路走下去，依然如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所说，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少数富人』（转引自乔姆斯基）这一套路去管理国家和世界？还是改弦更张，走上包容、和谐、互尊、互鉴、互利，为多数人、为世界、为永续的康庄大道？」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是后者。许先生说：「我们本着对万事万物规律的认识，目睹全球混乱、污浊、残酷的现状，也从不悲观。我们坚信，大乱之后必是大治。历史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终结的只不过是曾经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制度。」许先生认为，我们对内要学会向广大民众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众素养，唤醒民众心底深藏的中华文化优秀基因，「塑造中华民族之心」；对外，要学会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使中国人的智慧达到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之处。」可以说，〈世界格局巨变与中国文化担当〉一文，凝聚了许先生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文化问题的深长思考，是他近期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2017年5月14日，也就是我此次叩访许先生的前两天，习近平同志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强调：「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为许先生的论断一锤定音。
    「在这样一个格局大演变的形势下，中国文化要有自己的自信与勇气，要敢于『亮剑』。」许先生说：「我们要敢于坦率批判西方价值体系，敢于直面对抗美国霸权主义，提出具有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许嘉璐院长中国文化院主办「第七期海峡两岸大学生体验营 — 运河文化之旅」开营式演讲。
    一带一路：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的交流通道
    2016年，许先生大病一场，至今尚未完全复原。虽然现在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但老当益壮，仍然争分夺秒，为中国文化建设尽心尽力。
    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参加了在湖北武当山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对人类思想瑰宝「中华之道，中华之德」进行深刻解读，认为知难而进，向不了解东方文化的人们介绍中国智慧，供其探索自己和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责任。
    同时，为响应当前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理念和倡议，许先生正在主编一套大型史料书系《一带一路文献丛刊》。该书系由饶宗颐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并题签，潘耀明先生特邀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历史典籍」、「名家名作」、「名著名译」、「历史人物」、「人文地理」等多个板块，首批选目两百种，是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体例最精、编选范围最广的一套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献汇编。
    许先生说：「去年我生了一场大病，至今还在休养中。虽然医生再三叮嘱节劳，但我说，〈世界格局巨变与中国文化担当〉这篇文章，我必须得写；《一带一路文献丛刊》，我必须得编。我是学者，我想尽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除此之外一无所求。假如说真要求个什么，那也是但求『心安』而已。」
    我问：「昨天和前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在北京举行。请您从文化的角度，谈谈『一带一路』对世界的影响。」许先生说：「『一带一路』是国家级顶层战略，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外延的世界性理念和倡议。从实用性角度看，它是商贸经济的往来，而其本质也是为了迎接和应对世界格局的大改变。」
    许先生说，「一带一路」不但是经济合作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有文化的无障碍交往、心与心的相连，经济的往来才能开创出互尊兼容、合作共赢的局面。『一带一路』跨越文化差异，连接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深入对话的文化通道。习总书记所倡议的『亚洲文明对话』正是『一带一路』的灵魂，也是人类回归命运共同体的起点。」
    在联合国2001年制定的《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同文明对话应争取全球范围的参与且向所有人开放。」许先生认为，不同文明对话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学者、宗教领袖之间的对话固然重要，但是只有当对话成为亿万人关注的事情之后，这种对话才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影响力，产生阻拦战争、促进和平的威力。
    
    「一带一路」已成国际热话，官方和民间不断举办相关活动， 例如中国文化 院和百仁基金就主办了「中华文化快镜（2017）── 一带一路文明的沟通」短片拍摄比赛。
    许先生还指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开展好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他说，开展好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是「一带一路」成为一条众多国家兴起之路的关键，同时也将为世界文明对话树立榜样。他解释说：「当前，伊斯兰世界因二战以来持续的中东乱局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但伊斯兰文明却没有得到深入、客观的认识，相反，越来越被『妖魔化』了。伊斯兰文明起源于公元七世纪，当时的阿拉伯部落还生活在原始崇拜之中，战乱不断。在这个背景下，穆罕默德以战止战，创立了伊斯兰教，形成了共同信仰，开创了和平局面。伊斯兰文明以『中道』、『和平』为文化主干，同中华文明『中庸』、『和谐』的核心思想有众多相通之处。中伊之间加强往来、了解与合作，是『一带一路』的当然之义。」
    许先生说，让中华文化服务世界，这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带一路是实践之路，具有丰富而深远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战略，更是一条符合世界文明发展走向、孕育着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道路。这条路上承载着的，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模式，它对全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是有利的。我们要努力在这条路上超越祖先，走得更远。」
    
    许嘉璐院长部份著作
    访问札记
    在访问结束之前，工作人员数次提醒时间已过，请我尽快结束访问。而许先生却兴致很高，能看出来他很乐意和来访者多聊几句，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
    许先生一边翻看我送他的《章太炎自述》等书，一边再次道谢，说：「欢迎再来。」他谦虚有礼，给我很深的印象。这让我不禁想起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所说的一句话：「每一位追求真理的人，都是很谦虚的。」
    许先生对传统文化浸淫极深。席间，他曾讲到唐代三大诗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如果中国文化只有儒家，没有老子、庄子，我难以想象：中国文化称不称得上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学、艺术有没有现在的境界？例如王维、杜甫、李白，差不多同时，一个佛家，一个儒家，一个道家。正好代表儒、释、道三种哲学在当时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这个说法，此前好像没听过，很是新颖。
    许先生博闻强记。他可以不假思索，随口背出李白〈蜀道难〉等的诗句，记录者即便抄漏一个字，他也能马上指出来。一些旧籍、原典，他都能逐字逐句地背出，事后查证原书，一字不错。
    许先生气度冲和。他神采照人，正如明珠宝玉，自然生辉，使人一见之下，便不禁产生一种钦仰亲近之心。
    许先生尝论章太炎有云：「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润而投身革命者，岂可数哉！」观诸今世亦然，我自从走进中国文化院，相与接谈者不下数人，先后有侯军远秘书、中国文化院学术部王智主任、王巍副主任、薛冬梅助理等，皆谦恭有礼，谈吐不俗，后三者年龄介乎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正当奋发有为之人生阶段，而皆受许先生感召。「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润而投身文化事业者，岂可数哉！」
    2017年5月20日
    作者简介
    
    陈志明,金庸研究者，着有《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上下册）、《金庸笔下的文史典故续编》（上下册）等，编有《金庸访谈录》等。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传记编辑室主任，《看金庸》连续出版物执行主编。
    
    《国学新视野》2017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