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使命，而讲好农民故事、传播农民声音，更是中国当代文学所要担当的重要职责。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方针指引下，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自我意识大幅度提升，农民自发写作的文学现象蓬勃发展起来。例如，重庆滴翠文学社已坚持了30多年，出版长篇小说13部、个人专集50余部，吉林省榆林市的农民作家数量已占到全市作家的30%，云南省农民作家已超过500人。层出不穷的农民写作者中，除了被媒体热议的余秀华、范雨素，还有在工地上用手机写作的马慧娟、买不起书就通过听收音机提高文学修养的姜兰芳，以及在废弃的学生作业本上写作的周春兰等。
    文学创作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让农民自己言说自己是共和国文学史上一个响亮的号召。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就说过，“乡间的农民……不仅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是很好的诗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力扶持，都是农民写作繁荣的外部条件，而对文化传统与乡土文学资源的继承与发展，则是农民原生态写作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与通常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些农民写作者靠务农、开小店、干建筑、当保姆等体力劳动谋生，是真正的农民自己开口说话的“我手写我心”之作。想农民所想、愿农民所愿曾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优秀传统。例如赵树理就曾立志做一个“文摊作家”，柳青为写《创业史》举家在陕西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但自20世纪末市场经济转型以来，这种经验性写作伦理在乡土文学创作中被逐渐淡化，创作者住在城市高楼大厦中，靠新闻媒体、道听途说、流行语铺排的“二手”乡土书写与日俱增。文学艺术中的乡村要么成了专事“乡村爱情”的插科打诨所在，要么与苦难、残酷、暴戾、阴郁同行，成了滋生负面情绪的文化土壤。农民鲜活的生存现场被理念化想象所遮蔽，乡土文学变得不那么“乡土”了，这也是不少乡土叙事最遭人诟病之处。
    然而，身处乡间的农民写作则与前述情况很不相同，沉甸甸的生活本身就是他们天然的文学资源，这种原生态的“在地”感受完全不同于文人俯下身子的低姿态，或采访报道的刻意行为，是本色、本真的自然流露。在这之中，像陕西农民侯永禄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是从10岁时就开始写日记的文字辑录，对60多年来农村变迁进行自然记录，为农民生活保留了一份可贵的原始档案；安徽农民郭道学的《我家的土草“窝”》，写尽了一个老农经历中的我见、我闻、我思、我感，没有文人修饰与功利性目的，庄户人家的日子自然、自为地流淌于笔尖。
    农民写作犹如野花野草般存在于文坛，写作者没有多少文学专业训练，对文化热点、文学动态也不甚了解，只是凭着本能书写身边人的喜怒哀乐。例如，马慧娟的《和解》细致刻画了乡村母女间爱与怨的冲突及最后的互谅互助；刘富琴《山沟沟里的女娃》则集中书写了面对弃婴时乡野社会复杂人性中透出的温暖与朴素。在这样的文本之中，更多的是苦乐相生的农村日常生活本身，并时时透露着身在其中的乡土人的乐观与旷达，而非当下文化圈所流行的对乡村凋敝的感叹。马慧娟的《行走在春天的风里》中写道：“风沙让我无处可去，沮丧的我只能信步游走在风中，转过一条街到另一条街时，眼前突然一团粉红，居然是一株盛开的桃花……”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犹如阳光般明朗的劳动人民底色；姜兰芳《从设法逃离到不愿离开》中对土地的眷恋和精神自足，则是对乡野大地的深情回望，与“农民工进城”等逃离性乡土叙事大异其趣，体现了农民写作自然、自我的一面。
    艺术审美方面，农民原生态写作多是采用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没有多少花样翻新的形式实验或另类、先锋、新锐的现代主义气息，更多的是鲜明的传统印记。这些农民原生态写作以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戏剧性情节、讲故事的方式，弘扬真、善、美，书写困苦中的理想、信念、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彰显出社会的正能量。例如，周春兰自传体小说《折不断的炊烟》没有留恋于太多的情感纠结，更不是在幽闭、偏执、自恋的女性主义基调上做文章，而是瞩目于乡村文学青年的苦难史与奋斗史，有鲜明励志价值；李勇坚的《温暖》以拙朴的白描手法描写广东农民战胜禽流感疫情的故事，给文坛带来了久违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余秀华的诗歌，“光阴不够平整，被那么多的植物分取/被一头牛分取，被水中央的鸭子分取/被一个个手势分取/……母亲用这些零碎凑足了一头白发”，以自然主义笔法写出春到农家的盎然与哗然……应该说，以朴素的乡村伦理，将被现代主义的残酷叙事摒弃的美与爱、情与义拉到文学现场，农民写作在有意无意之中续接了有担当、有温度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农民写作在当代能够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与各级政府、作协的扶持以及新媒体对文学传播的积极促进分不开。“百位农民作家、百部农民作品”、农民作家扶持计划、农民文学奖等中国当下各种公益项目的启动为农民作品的发表、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而博客、微信等大众媒体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与发展，则对农民写作从个人零星行为到呈潮流之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余秀华、范雨素等农民作家在这种大众文化语境中“自下而上”地引发社会关注，新媒体为农民写作的普及化、公众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农民群体摆脱千百年来被代言的尴尬，以“乡下人写乡下事”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其文学与文化价值无论如何不能被低估。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