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作家。1930年生。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花园街五号》脍炙人口。近年来转向文史方面，对历史和古典小说尤其关注，先后出版了《李国文说唐》、《李国文说宋》、《李国文谈红楼梦》、《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等，受到读者好评。
    
    《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160 .00元。
    唐代文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一部记录唐代生活方方面面的奇书。全书分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物革、诡习、怪术、艺绝、器奇、鲸、雷、梦等多个章节，抉择记述，古艳颖异。
    近日，著名作家、散文家李国文先生撰著的《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奇篇异章里，展现出一个文人视角里的鲜活唐朝，这部令人称奇的志异体笔记小说终于重回大众视野。
    和鲁迅先生一样，李国文同样为《酉阳杂俎》的诡丽魅人、参差博奥所倾倒。作为文史类散文大家，李国文曾出版过《李国文说唐》，他钟情于唐朝这个开放的时代：“开放，就意味着不闭塞，不内向，不拒绝，不逃避，那是需要宽大的心胸，博爱的精神，容纳的肚量，消化的能力，正是这样万物皆备于我的勇气，让李唐王朝在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而时代催生其作品，李国文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酉阳杂俎》产生于唐，是偶然，也是必然。
    因《酉阳杂俎》中生僻字、异议字较多，成为普通读者阅读的屏障，从2012到2014年，李国文翻字典、查资料、访专家、找考据，以作家身份做学问家的功课，扫除现代人阅读《酉阳杂俎》的“拦路虎”，不吝气力为这部志异之书撰写评注。然而他又不拘泥于学问家的刻板严谨，注中有评，评中有释，文本与想象相互生发，当下与古昔时空交叠，东方与西方博观约取，以至形成一种交映生辉的互文文本，唐代文人和当代才子错彩镂金的双声合唱。
    访谈
    南都：唐人笔记是非常独特的体裁，篇幅不拘，内容驳杂，信手记录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直到晚近才开始出现，但笔记体的志怪、志异却古已有之。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李国文：我们现在读的小说，严格地说，是属于西方文学概念中的小说，不完全是国货。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以前，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小说，是以章回小说形式出现的，这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而最主要的不同，西方小说的作者是隐在作品后面的，而章回小说的作者则是直面读者，所以每回结束以后，都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还有什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以及“看官需知”等等之类套话。因为西方小说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是面对读者。而章回小说是从宋代的话本演变而来，它的受众，最早为听众和观众，然后，文人介入这些话本演唱者的创作，使其词语进一步雅驯化，唱的部分简化为诗词，说的部分加强为演义，增加文学性，可读性，思辨性，这才有了读者。到了明、清，这些白话体章回小说，得到大发展，大流行，曾经是中国文学的主流。
    而文言文的笔记和笔记小说，千字以上者很少，数百字，数十字，即是一篇小说，在西方文学概念中，根本找不到相对的门类，一是他们没有，二是他们弄不来，这种绝对的国货，比章回小说拥有更悠久的历史。这些出自文人手笔的文学作品，以凝练著称，以志异著称，以展示中国人精神世界弘远广阔著称，人们将其文化价值等同于正史，而被尊之以野史，贯穿于数千年的中国人与世界人的视野之中。然而，由于儒家思想对于晚近出现的章回体小说，以及在历史上被认可的，并且相当繁荣的以志异为题材的笔记，笔记小说，这些在中国文学上不可抹煞的正宗，看得比较淡，不怎么当回事。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言，就可了解在圣人心目中的地位了：“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或如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另一更重要因素，先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咸与维新。随后，五四运动，破旧革新，一切推倒重来。白话文行世，文言文退隐。急于求变，急于改良的先贤们，在西学东渐，全盘照搬的方针下，遂有矫枉过正的不当之处，一是对于笔记和笔记小说，以其表面上的荒诞不经，而无视其真正有价值的内核，而打入冷宫。二是对于风行一时，成为当时中国人精神食粮的章回小说，视为陈旧，不足继承。于是，不幸应了俗话所说，泼脏水连孩子都倒了出去。这就是自张恨水以后，章回小说戛然而止，空谷遗音，顿成绝响的原因；这也是段成式这部《酉阳杂俎》，知其名而不见其书，被冷落而寂寞至今的原因。
    一部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南都：《酉阳杂俎》这部志异体笔记小说，在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冷门古籍，没有引起多少重视。你是怎么发现它并起意对其重新评注的？你在《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的序言里，将《酉阳杂俎》评价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有创世纪性质的作品”，何出此言？
    李国文：正如我在这部书的评注中所说，唐以前，宋以后，是中国社会思潮的分界线，唐以前，人们的思想持开放态度，所以，由上古至秦汉，再到魏晋南北朝，到唐，是中国文学中志异体题材最为发达，最为蓬勃的时期。每个民族其远古时期的神话，无一不具有志异特色，中国人好说文史不分家，通常都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而言，譬如《山海经》，人称神话之渊府，其实它更是中国人自己的《创世记》。譬如从《史记》开始的官方史书和其它私修史书，虽然应该是非常写实的，但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二十四史，其中不乏志异笔墨。到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一出，几乎把志异所能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囊括其中，可谓集大成焉。贡献之大，真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宋以后，程朱理学，礼教束缚，也就是我在书中所说的“三统”(传统、正统、道统)影响，向远看，向外看，往宇宙洪荒的深处去看，比之唐以前那些大度的中国人就相对弱了。如你所言，“一千多年以来”对持“三统”观点的儒家而言，离经叛道的《酉阳杂俎》，自然不入他们的法眼。所以，才“一直是冷门古籍”。因而，由元而明而清，志异体文学虽也有相当发展，但未能跳出段成式的格局，譬如元末叶子奇的《草木子》大段大段搬用《酉阳杂俎》，而少有新的突破。
    不过，值得一提的，倒是清代中叶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太虚幻境的志异描摹和大观园的写实手法，两者衔接得如此自然生动，虚实相映，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传承了。到了民国以后，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后，进步人士以讲科学反迷信的理由，类似《酉阳杂俎》这样的志异体典籍，统统受到排斥，就不是一般的冷门现象，而是彻底被冷藏起来，不为人知，或不大为人知，这种“革命”的过激，也是时代的必然。虽然，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相当肯定了这部书，使我知道了这部书的存在，但找到这部书，却是煞费苦心。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方南生的点校本，才终于一见庐山真面目。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进步的一面，也有否定传统文化的过激一面，所以，几十年来，流通不广，知者寥寥，这部名著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之中。
    直到上个世纪末，西方学者Edw ard H etzelSchafer所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因其内容涉及到唐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开国人眼界。在其所引证的唐代资料和注释中，不断出现《酉阳杂俎》以及其它古籍，这样，才有人对这本冷门古籍产生兴趣。如果读者有时间，找来这部洋人著作一读，便可知道段成式的这部不朽之作，几乎等于一部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唐代诗人善诗者皆善文
    南都：你怎么评价段成式其人和他的文名？他“不务正业”写成《酉阳杂俎》一书，是否也与晚唐政局和文化氛围有关？
    李国文：晚唐，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阉官之乱，节度使之乱，党争之乱，折腾得整个国家可谓昏天黑地。因此，真真“官二代”的段成式，家境优裕，官至刺史，职务不低，因此，其生活比较安定，仕途相对平稳，仰其老子余荫，日子过得要优于另外两位十六，这是他有从容的时间，从事他认为的这部闲书的写作。而且，他曾经在中央政府的秘书省待过较长时间，得以接触许多档案资料，文书秘籍，海量图书，珍贵藏品，这也是他能够写出《酉阳杂俎》，而别人未必具备的条件。
    唐代诗人，多才多艺，专一项而兼及其他，乃常见之事，故而善诗者皆善文，段成式一生，大概笃好志异文学，虽志书不载，但可想而知。从他书中也可看到，在他身边有一群同好，不时进行切磋交流。那是一个开放时代，当然也是时风所及，人心所向。开放，就意味着不闭塞，不内向，不拒绝，不逃避，那是需要宽大的心胸，博爱的精神，容纳的肚量，消化的能力，正是这样万物皆备于我的勇气，让李唐王朝在历史上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大时代，催生大作品。《酉阳杂俎》能在唐代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
    南都：向来为古籍做评注，或为生发观点，或为揭露秘辛，有时评语和原文一样精彩好看。你在《酉阳杂俎》每一段正文后所写的评论，试图与原文构成什么样的对话关系？能否举个例子说明？
    李国文：记得鲁迅在推介这部《酉阳杂俎》时，曾举了书中一则例子。一个很美貌的女孩子，唯一不幸的是两个鼻孔中各长出一块息肉，影响美观不说，一丝相系，碰着就是难忍的剧痛，家长愁死了，求医问药，没有医生敢做这个其实是外科的小手术，全家人生活在愁云惨雾之中。一日，梵僧乞食而来，见状即说，小姐此症，我可以毫无痛苦地将其切割，这真是天大喜讯，而且他在手术时，竟然没有往日疼痛。于是，一滴血也没出，那两块息肉被切断取出。全家人那份感激，恨不能倾家荡产来酬谢。但对方婉谢了，如果你们答应将息肉给我，那就很满足了。这还用得着犹豫吗？那梵僧珍重而去，行疾如飞。不一会，又有一个年青人登门，自称上天使者，说是天宫逃走两位乐神，现查到躲在你家小姐的鼻子里，我们是奉命来捉拿的。主人说，你们来晚一步，刚才被梵僧取走。那位使者，跌足长叹，吁嗟不悦，要不是我们的马不慎踠了脚的话，这无价之宝是不会落到梵僧手中的。于是，在该书第41页，这样评说：自从《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中译本问世以后，《酉阳杂俎》也跟着出了风头，立马被更多的人士关注。终于有人聚焦到这部相当冷门的唐代笔记小说上来，倘不是洋人的鼓吹，段成式和他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继续被冷落下去，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说句笑话，《酉阳杂俎》和段成式的最近行情，很有点类似那女孩鼻中突然被发现具有很高身价的息肉，而著此书的外国人，大概就是那个梵僧了。
    短暂的繁荣，不意味着长久
    南都：你本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小说家，为什么从上世纪90年代起，突然转向随笔创作？
    李国文：我还记得2003年Sars猖獗之际，戴了四层口罩，来到广州，结果发现自己大惊小怪了，很出了一番洋相。这也说明，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适应变化，乃人的一种本能，你问到为什么先前写小说，后来又转行写文史随笔，说到底，也是一种适应变化的行为。
    那次来参加南都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礼，因为《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随笔集，获得年度散文奖。感到很荣幸，遂跑到广州来，以示支持。我自己也很重视中国媒体第一次独力举办的文学大奖，因此，我将此奖的鼓励，视为我写作上尝试转轨的一种肯定。以前，我一直写小说，长篇写过，中、短篇也写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小说正巧赶上新时期文学开始之初，那也是中国读者需要精神食粮如饥如渴之际。但这种短暂的繁荣，不意味着长久的繁荣，认清这一点很重要，这个世界说到底，是以价值规律行事的，没有永远的利市，文学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