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的缝隙和褶皱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似乎是盛文强一贯以来的创作思路。 盛文强 吕萌 摄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野生”作家盛文强的故事。 红岛 红岛，本名阴岛。上世纪60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期，阴岛改名为红岛，这个名字沿用至今。红岛位于胶州湾北岸，三面环海，下属的17个行政村均为渔业村。 上世纪初，红岛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日军侵华时期，日本人在红岛的北部修盐田晒盐，逐渐淤积起泥沙。如今，红岛变成了半岛，与陆地相连，乘车便可抵达。 盛文强在这里出生，小时候推开自家院子的门，就能看到大海。以至于在长大以后，盛文强经常把“内地人”挂在嘴边。问他什么人是内地人，他想了想说，“一出门看不到大海的，都算内地人。” 1997年，盛文强小学毕业照 和岛上大部分居民一样，盛文强的父母也是渔民，以出海打渔为生。在上学前，父母每天都带着他出海，早出晚归。一艘4米的小船，构成了一家三口在海上的避风港湾。 海岛上的一切都与海洋密切相关。村里人喜欢吃海鲜，尤其是蛤蜊（当地人称gala）。在盛文强的散文集《岛屿之书》中，他回忆起岛民吃蛤蜊的盛景，“从海滩上挖来，取海水浸泡，令其吐尽淤泥，随后下锅水煮到开口。蛤蜊出锅时，以铁盆盛放，端至炕桌，蛤蜊在盆中冒出了山尖。” 岛民们吃蛤蜊，一盆接一盆地吃，一吃就一下午，吃得颈椎疼。如果走在村子的小巷里，听见谁家传来咔啦咔啦的声音，那可能是蛤蜊壳撞击铁盆时发出的清脆声响。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这些制作出奏鸣曲的贝壳残骸，被岛民倾倒在弄堂里，“这些贝壳在落地之际，居然有碎瓷般的脆响……断碴之处银光闪烁。”之后由专人收集，垛在村口，堆得很高，像延绵起伏的群山。当地人称之为“贝丘”。在暴雨之夜，贝丘在雨水的冲刷下，会轰然倒塌，发出惊天动地般的巨响，唤起沉睡中的岛民。在那之后，会有新的贝壳残骸，形成新的贝丘。这个过程，像是日复一日海岛生活的绝佳注脚。 盛文强在这座海岛上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他曾经看着自家院子里一只拇指大小的毛蟹举起两只巨螯，从上至下连点三下，像是某种神秘的求雨仪式。在那之后的不久，暴雨如期而至。他曾在月圆之夜，开始一次环岛的徒步旅行，身披月华，他望见海水、星空和云雾的粘稠混合物将岛屿包围。他曾在初秋的夜晚，盼望父亲的船快点归来，那时天上的北斗七星，大如鸡蛋，照亮脚底的路。他经历过海水侵袭的时刻，“黑暗中闪着亮的釉质海水从墙角、树根冒出来，村口的低洼地带瞬间被抹平”，一种安全感的瞬间丧失。他也看过搁浅的鲸，二十多米长，浑身呈现出石灰岩的白色，牡蛎在眼睛周围连成一片，像某种皮癣。再后来，那头鲸被岛民切割食用，煮着吃，他记得肉肥脂厚，油腻得很。 海岛将经验、想象以及一种特有的“语言”赋予了盛文强。这种语言不限于文字，它可能是一个鹦鹉螺上的复杂但有序的花纹，可能是梭鱼腹部银光闪闪的鳞片，可能是小小毛蟹半透明外壳下深色肚肠，可能是黑暗中海上阴沉的礁石，头顶浓郁的月亮以及夜半时分坠入海面的星辰，还可能是岛民们围炉夜话时、或者母亲恐吓顽皮的孩子时从口中冒出的那一个个面目骇人的海怪。纹理、图案、色彩、味道、声音和口头描述，都构成海岛“阅读”和“语言”的一部分。正如盛文强在《岛屿之书》的后记中所写：“记忆，语言，命名，所有这些力量都被召唤出来，为文本的生发提供了契机”。 《岛屿之书》 盛文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年7月 除了阅读海岛和海洋，盛文强也阅读历史。他的姥爷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跟着长官起义，那时有个词叫“弃暗投明”。姥爷喜欢读书，受他影响，盛文强从小就在家里看姥爷的藏书，《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等。姥爷在家总喜欢说“你们共军”“我们国军”云云。 在姥爷身上，盛文强早早接触到了一种不同于后来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学到的历史视角。 成年以后，海洋和历史，这两个在童年时代便深深嵌入盛文强生活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重回他的脑海，构成他写作的主要路径。 滨州 滨州市，山东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西岸，黄河贯穿全境，西邻德州市。当地人经常戏称“走出滨州，冲向德州”。 2003年，19岁的盛文强考取了滨州师专，告别海岛，走向“内地”。从师专毕业后，他在一家企业里打过工，也当过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2007年底，他进入当地一家报社，先是做美编，后来转记者，再后来，成了副刊的编辑。 盛文强 吕萌 摄 在盛文强眼中，这个他如今已经居住了近15年的城市，充满了魔幻感。 2013年，滨州发生了“电死外星人”事件。经营海产生意的李某，常在黄河边铺电网捕野兔。3月9日凌晨，他在河边查看电网时，看到一个类似于UFO的不明飞行物悬挂在黄河滩边上，从上面下来了五个外星人。据李某描述，其中一个外星人被电死了，另外几个乘坐飞船逃走。李某将被电死的外星人带回家，放入冰柜冷冻。 这个事件当时惊动了全国各大媒体，迅速成为了门户网站的头条。盛文强任职的报社，距离事发地点不到十公里。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住在事发地点附近，晚上下夜班后，不敢回家。后来，在鉴定专家和警察介入后，李某承认，他口中的“外星人”是用硅胶伪造而成。 除了此类荒诞的新闻，在报社工作的七年里，盛文强也充分见识到一个地方基层单位中的对于人的异化。有一年，当时的市委书记来报社视察，一位年轻同事因为坐在门口的位置，被拍到一张和市委书记的合照，上了报纸头条。盛文强说，这个同事的个人条件不太好，此前一直找不到对象。但头条事件后，他很快就找到对象，“这件事震碎了我的三观”。 还有一次，盛文强抱着一箱刚从网上买来的书进了报社的电梯，电梯里有传媒集团的一把手和一个女同事。领导看到盛文强怀里的书，和他闲聊起来。盛文强注意到身边的女同事大气不敢喘。后来领导下了电梯，女同事长出一口气，对盛文强说：“你真了不得，敢和他说话。” 除了这种几乎疯狂的官僚崇拜之外，在做副刊编辑的过程中，盛文强也接触到了许多滨州当地的“作家”和“诗人”。有自创一个诗歌流派的卖大米诗人，也有发明了一套“宇宙全息诗学体系”的“蜂蜜诗人”，还有一位农民，洋洋洒洒写了五十万字的《新道德经》，里面充满了愚忠愚孝思想。 接触更多的是当地的老干部诗人。曾有一位老干部作过一首名为《参观计生站有感》的诗，其中两句是：“今日参观计生站，育龄妇女真好看。”另有一位老干部诗人的诗歌在诗歌《吃火锅》中写道：“雪花飘飘，火锅烧烧，羊肉涮涮，汗水浇浇。”还有一首《上鹤伴山》（鹤伴山是滨州当地的一座山）：“远上鹤伴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当地开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鼓掌称赞：“好，好，学古人学出了新意，强于古人。” 可能正是因为白天要面对这些听上去像天方夜谭里走出来的人们，盛文强更需要一个疏解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写作。在报社的七年，盛文强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不放过任何碎片化的时间。他的工作和写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仿佛只有徜徉在那些和海洋有关的志怪、传奇故事中，只有沉浸在曾经的海岛时光中，他才能忘记白天的种种荒诞，忘记他眼中那个充斥着虚与委蛇、蝇营狗苟的现实世界。 大概从2011年开始，盛文强有意识地收集关于海怪的各种资料，着手进行《海怪简史》的创作。在这本利用上班闲暇时间完成的关于海怪的作品里，盛文强记录了一种叫做“飞头獠”的海怪。 《海怪简史》 盛文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 “飞头獠”又作“飞头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多出没于南海海域。最早见于干宝《搜神记》，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以及张华的《博物志》也均有记载。这是一种怪异的生物，白天正常，到了夜晚，则头身分离，以耳为翅，飞到海边寻找虾蟹进食。等天将拂晓之时，飞回家中，头身再次结合。醒来后仿佛做了个梦，有饱腹感。盛文强对于“飞头獠”进行了再阐释，创作出一个悲伤又黑暗的自传性故事。盛文强在文中写道： “他白天为人佣工，被呼来喝去，心中暗自气恼，而他的同伴们则唯唯诺诺，毫无不平之气，甚至越受苛责，越存敬畏，这令他大为不解。这都是些什么人——他心里想。他哪里知道，他和他们并非同类。直至夜间，他才重获自由，摆脱了肉身的羁绊，完全忘记了在尘世间的身份，开始了海上的遨游。” 海岛，又见海岛 当一位来自海岛的年轻人开始远离海洋，踏上内地，他所遭逢的不适、冲击、震撼以及“世俗上的种种失败”促使他思考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思考海岛和农耕区的差异，更进一步，思考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 渐渐地，盛文强开始明白，那种“官本位思想、体制思维、狭小格局、熟人体系、道德绑架以及盲目排外的小圈子”，其实是有原因的。那种看似狡猾、算计或者貌似忠厚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实则是几千年农民生存的艰难处境。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可以不择手段。但农耕文化的优势在于稳定。“中国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就在于这种自耕农的稳定，除非有大灾出现，要改朝换代。但在那之后，仍然自耕自种。只要勤快点，没有灾荒，是可以活下来的。” 反观海岛，则是极其不稳定的。在农耕区，有二十四节气歌，这意味着生产和生活周期，是按年计的。而盛文强小的时候，烂熟于心的则是潮水时间歌。它非常复杂，并且每天都不一样。因此，渔民是按天过的，每一天都是个全新的周期。 除此之外，盛文强认为相对于农耕区，海洋区的居民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海上的物种太多了，一个打了一辈子鱼的老渔民，照样有不认识的物种。所以他潜意识里相信世界的多样性。” 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加深了盛文强对于海洋的热爱和兴趣。盛文强也十分庆幸，自己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离开海岛，正是这种空间上的疏离感，让他打定主意，开始系统性地思考海洋问题。 盛文强 吕萌 摄 在大学期间，他零星写了一些不成系统的关于海洋的文章。毕业后，盛文强着手写和海洋相关的散文，集结成《岛屿之书》。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在海岛上度过的少年时光，那里有一再被讲述被提起的海怪、有搁浅在岸任人宰割的鲸、有铺天盖地沙沙作响的“虾暴”、有纠结缠绕而后坠入海中的群星。 滨州和红岛之间大概需要四小时车程。在屡次往返间，盛文强思考着海洋的意义。再后来，他不仅时常回到自己生长的那个海岛渔村，也把目光延伸向更多更远的渔村。在报社工作的七年多中，他利用业余时间，踏遍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海岸，探访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海岛。 在探访中，盛文强格外注重民间艺术和民俗。在舟山（舟山有一千多个岛，其中最大的岛叫舟山本岛，现在叫舟山市。大一点的岛是县级的，小一点的岛是乡镇，再小一点的岛可能就一个村庄。）盛文强曾见过一种渔民画，画的都是和海洋渔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内容。盛文强在一个渔民家里曾看到过一张菩萨的画像，是渔家姑娘的打扮，身穿一条捕鱼常用的高达胸口的连身皮裤，当地人称之为“皮裤菩萨”。 他也曾探访过舟山黄龙岛的绳结博物馆，里面有各种绳扣。当地有个老渔民会打几百种绳扣，每一种绳扣都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其中有一种叫碰头结，是由胳膊粗的缆绳打成的，像一个巨大的中国结。它的用处是挂在船舷两侧，防止两只船靠近的时候互相碰撞、以及船只在停靠码头的过程中遭到损坏。在探访过程中盛文强意识到，这些工艺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都在慢慢消失。如今，碰头结派不上用场了，渔民们改用了橡胶轮胎。他感慨道：“ 海洋、渔业有大量的传统，是我们这个农业国家不熟悉、不了解的，而且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消亡。” 对于绳结等渔具的关注，促成了《渔具列传》这本书的诞生。与盛文强的其他作品类似，《渔具列传》也很难被定义。这本书中汇集了来自各种渠道的材料：有“数年间多次往来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访求渔具实物、收集渔具故事”得来的资料，有在传奇、野史、志怪中寻寻觅觅求得的历史碎片，也有从学术著作中得来的看上去繁复难解的方程和公式，更少不了弥合上述各种材料的丰富大胆的想象力。 《渔具列传》 盛文强 著 漓江出版社 2015年12月 书的扉页，是一幅《广渔具图谱传序》，叙述者为“枕鱼斋主人”，此人是清末民初人，父辈为渔户，早年奔走于科举之路，后迫于生计，以贩鱼为生，晚年归乡，于潦倒中写就此书。这本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枕鱼斋主人为一本名为《渔具图谱》、今已佚散的古书做的图赞。在此基础之上，盛文强进行了二次创作，植入大量新文本。如此一来，《渔具图谱》—《广渔具图谱传》—《渔具列传》便形成了一个不断裂变、不断更新的谱系，它们相互关联，相互缠绕，又相互独立，相互区别。全书遵循枕鱼斋主人的分类，分为六卷。《舟楫列传》写到了承载与担当，以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网罟列传》包藏祸心和贪嗔，人心不足，难免鱼死网破；《钓钩列传》涉及重重欺骗和反欺骗的游戏；《绳索列传》讲的是衔接黏连之术；《笼壶列传》充满奇趣；《耙刺列传》褒扬原始的膂力。 在读罢全书之后，读者会在后记中与盛文强再次相遇。这一次，他和盘托出，坦白本书所写的一切，包括那本今已佚散的古书，那个枕鱼斋主人，那本他在书的开头在胶东渔村考察时在某户中偶得的《广渔具图谱传》，全都是莫须有之物。虚构，对于盛文强来说，“已经突破了狭义的文本界限，就连插图、考释、采访、甚至作者身份，也都可在虚构之列”。 为了虚构出扉页的那张《广渔具图谱传序》，盛文强花了不少功夫。他从四库全书中挑选出这篇序言中需要的文字，并且在严谨考证之后，确定了如今这种三比二的长宽比，确定了九列的格式，从字体到格式到措辞到文风，都符合当时那个具体年代和地区的特征。 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的缝隙和褶皱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似乎是盛文强一贯以来的创作思路。《渔具列传》之前的《海怪简史》是这样，最近出版的《海岛奇谭》亦是如此。这和盛文强所秉持的历史观有关。在他看来，鲜有面目清晰的历史，历史总是以模糊的姿态出现，留给后人一片废墟。被淹没在历史废墟中的、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则需要后人或凭空、或根据一些打捞上来的残留碎片进行拼凑。这时候，想象力登场了，想象能够填补历史的空白之处，“历史的空白之处，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海盗，亦是海道 2015年的五一前的一天，在报社工作了七年多的盛文强认为时机成熟，是时候离开了。那天他起个大早，打了一辆车，像完成一个期待已久的仪式，高高兴兴地去单位向领导提交了辞职报告。至此，他的职场生涯划上了休止符，他成了一名全职写作者。 这一刻，盛文强期待了太久。从工作伊始，他心里就有着对于职业和事业的明确区分。盛文强将写作视为自己的事业，他坦言在写作中获得的愉悦，是做别的事情所无法替代的。对他而言，写作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事业，而职业只是养活自己的方式，“二者是截然分开的”。 盛文强也不欣赏总是在寻找借口的写作者：我得顾及家庭，我得工作，我得养家糊口，我上有老下有小……“这么说好像别人没有家庭，好像别人不吃饭喝西北风一样。关键是看自己的态度，你是否沉迷其中，是否真正用整个生命热爱写作，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工作之余耍两下。” 但全职写作者的道路也不是从开始就很顺遂。刚辞职的那半年比较困难，因为一切尚未步入正轨。那时候他手上有已经完成的《渔具列传》和《海怪简史》手稿，在寻找有意向出版的出版社。由于《海怪简史》的题材问题，盛文强辗转近三十家出版社，有的出版社对这个题材十分感兴趣，却遭到出版社领导的阻拦，认为谈海怪是封建迷信。再加上渔具、海怪这样的题材比较小众，很多出版社主观认为市场较小，不敢冒险。 到2016年初，《渔具列传》和《海盗简史》相继出版，盛文强的职业写作道路，算是慢慢步入了正轨。此时，他也体会到了职业写作的好处：可以更加专注于写作，效率也大大提升了。 最近，随着新书《海盗奇谭》的出版，盛文强认为自己“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走向了一个新的维度。如果说《渔具列传》关注的是器具，《海怪简史》侧重讲述精怪故事，那么《海盗奇谭》则转向了对于人的关注。这延续了对于历史边缘、缝隙的探寻。在古代，海盗亦被称作海寇、岛寇、洋匪、澳贼、艚贼。从此类名目繁多的表达中，可看出海盗大抵被视作叛逆之人，不能被写入正史，“仅有的一些踪迹和传闻，也都碎做四散的残片”。 《海盗奇谭》 盛文强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7月 这为《海盗奇谭》的写作增加了难度，但与此同时，也打开了更多想象和虚构的可能性。盛文强所做的工作，是从古代文献中“打捞”那些四散的残片，“杂取志怪、野史、方志等文本的体例，重构中国古代海盗故事。” 于是在书中，我们读到杀人如麻心狠手辣但却爱好读书写字的传奇海盗郭婆带；读到在大鱼降落之夜出生、并且之后的命数也和鱼类密切相连、能让咸鱼起死回生的乌石二；读到在福建出生、十八岁往来于东南沿海、在澳门接受过天主教洗礼、在日本娶妻、半商半盗、叱咤海上的郑芝龙。 盛文强从古代传奇中学会了一种异常现代的叙述方法——选取个体生命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断面，而非对于生平事迹的线性陈列。“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生命当中发现了一个格调与俗流迥异的事件，非常耀眼，非常夺目。” 除了回看历史，从中打捞，盛文强也将目光投向当下，关注当代的渔民个体命运。 从2010年开始，盛文强就在走访海岛的过程中，陆续进行渔民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他关注过胶州半岛的一群老渔民，当年国家号召他们去非洲捕捞非洲带鱼。这是个非常赚钱的差事，但合约一签就是一年。有的渔民是新婚的时候就去了，为了赚钱，待了两三年才回来。 他关注过七十年代江苏吕泗的巨大海难，死了上千人。当时死里逃生的亲历者，如今都八九十岁了。他找到当年的幸存者，听他们回忆当时的惊心动魄和死里逃生。 他拜访过辽宁獐子岛的一个渔民。当时尼克松访华，国宴里有鲍鱼，于是这位渔民被指派下海摸鲍鱼。那时候是冬天，鲍鱼都在深海，他穿着皮衣皮裤下去摸，手脚都受了冻，落下了病根。在当时，他被称为“勇士”。 盛文强还见过一个船老大，做了一辈子船老大，也晕了一辈子船，到现在上船还吐得稀里哗啦。盛文强问他为何非做船老大不可，他说因为那时候靠种地养不活人，只好出海，只有在海上才能活命。 《造渔船是长久的劳作》盛文强绘 这些口述史项目，让盛文强接触到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在角落里暗自存在的生命，可能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洪流、国家的话语以及一句句催人奋进的口号里。盛文强打算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在海洋中的挣扎以及不屈的生命力。 文学之岛 如今，盛文强不疾不徐地过着专职写作者的生活，他一边写书，一边为一些报纸杂志撰写海洋文化相关的专栏文章。他的收入比在报社时候翻了十倍，再加上是“拆二代”的缘故，已不必为了生存而去仰人鼻息。他一年有两个月时间在北京上海宣传新书，剩下的时间，一半在青岛，一半在滨州。 盛文强 吕萌 摄 接下来的一年，盛文强还有几本书准备出版。 其中一本叫做《对虾养殖手册》。继把渔具看做一种文本之后，盛文强又从父亲曾经养殖过的对虾身上发现了一种文本。对虾是一头一尾，全身伸展开后分了六节。盛文强从对虾的身体结构中获取灵感，决定在书的目录上手绘一只伸开的对虾，让它横躺在目录底下。依照对虾的结构，书的内容分为六节，分别对应着虾的六节。 书的内容也和对虾有关，有一处写到，在对虾养殖池中，出现了一种吞食对虾的海怪。如今渔业工具发达，出现了高科技雷达探鱼器。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声波反射在探测器上形成的亮点，判断对虾的存在和密度。而海怪经过的地方，在探测器上留下了一片空白。他们吞食对虾，但是探鱼器却检测不到海怪的存在。这时候，当地人又转向磕头烧香拜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故事中，盛文强想探究当下技术的发展与民众思维之间的不对等。 盛文强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做一个“野生”的专职写作者是比以前容易的。倒退二三十年，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离开体制就无法生存。如今，只要自己有能力，靠写作就能实现精神和物质的自立。 对盛文强来说，“野生”的划分并不绝对。有的人身在体制外，却心系体制内。有些写作者，一心想着在体制内刊物上发表文章，想着到省里“跑动跑动”，想着找领导运作一样，削尖了脑袋，想获得体制认可。这种人不能算“野生”。 相比身份上的体制外，盛文强更加注重精神上的体制外，也就是思想的独立性。盛文强坦言，在基层写作，受制于生活的场域，能冲出来的人是很难的。当一个地区作协主席都自费出书，身边的人都自费出书的时候，久而久之，人们可能会认为出书就得自费，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盛文强记得滨州当地的一个老同志，有一次来北京，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了他的书，很惊讶，回去张口就问他：“你找的谁？”在当地写作者的眼里，出书卖书都得靠关系，因为他们目之所及，都是这样的情况，因此他们不知道图书正规发行渠道是全国发行，也根本理解不了。 就这样，盛文强过着双重边缘的写作生活，一方面，他不同于当地大部分自费出书靠关系的写作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混主流作家圈子。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写作和考察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这个体系足以支撑他即使处于边缘状态，也能自给自足。 盛文强说自己会一直保持这种边缘的写作状态，并对此十分满意。“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变得枝叶丰茂。”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盛文强：这个问题很难讲，很难分出一个最来。我喜欢的国外作家特别多，其中对我个人的写作方式影响比较大的，叫热拉尔·马瑟，一个法国当代作家。他有一本书叫做《量身定制的幻想》，是一本很不起眼的、很薄的小书，教会了我一种叙述的方式。他讲述的方式新异，充满诗性和各种细节，总是能体现出自身的遭逢际遇，哪怕是写一个别人，也像是在写自己。这种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他也是特别跨文体的，有的作品可以当小说看，有的可以当散文看。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盛文强：当代的中国作家我很少看，最欣赏和最喜欢的是唐代写《酉阳杂俎》的段成式。 段成式是一个贵族公子，他父亲是宰相，他的先祖是开唐的名将。他的文本异常华美，也非常阴暗。现在看来，段成式的志怪在文本上有一种现代性，跟魏晋的志怪有很大区别。魏晋的志怪是纯粹记录一个逸闻，一个奇闻，主观色彩较淡，在文本上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段成式这里开始有自觉的意识，他的文本是有意识地在经营，内容无所不包，记录道术的章节名为“壶史”，记盗墓的章节名为 “尸穸”，记鬼怪的章节叫“诺皋记”，读来令人目眩神迷。 界面文化：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盛文强：我有固定时间，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周末和节假日一般休息。晚上我一般不写，看看书，或者看需要看的资料。我现在是作息很规律的人，原来在报纸工作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得熬夜，辞职也是为了不想熬夜，这样我就可以在白天把写作的活儿干了。查资料我会放在闲散的时间里完成，比如周末休息的时候。在我的意识里，查资料、找资料不是工作内容，更多的是日常休闲。当做工作内容的仅仅是纯粹写作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出产的时段。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盛文强：除了写作阅读，我比较爱好书法。我从小就写，后来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写书法的时间就很少了。但我日常还是看一看，晚上和周末会写一写。有时候即便不写，出差或者晚上的时候，兜里可能揣一本字帖，读帖的过程中能够吸收一些气息，这是无形当中的审美训练。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作家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盛文强：我的社交圈里没有很多作家朋友，即便有个别的写作者都是比较边缘的。我认为写作圈子最好还是不要进，有太多近亲繁殖的倾向。一堆人在一块玩，写的东西都一样，没什么意思。写作是个体的行为，肯定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说一帮人理念特别相近，玩儿得特别好，你会怀疑他们理念上太不独立了。 另外在这种小圈子里，尤其是这种混圈子的作家，更多的还是乡村的、熟人社会的做法。大家一块儿喝酒，你说我好，我也说你好，咱俩就都好了。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小圈子构成的。这就是一种井底观天的格局，这种人的格局是非常小的，一般这种观念出不了县城。亚马逊森林有一种猴子，用自己的尿画一个圆圈，坐在圈里称王，你要进这个尿圈，人家就会扑上来撕咬，我不太欣赏这种。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盛文强：影视更多偏向大众，虽然影视也有小众的文艺片，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影视还是一种商业行为。影视和文学在表现上也是不一样的，镜头语言和文学语言肯定是不同的。影视我将来也想做，海盗的题目可能会改成影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影视作品还是非常少的，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是海盗，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中国古代唯一的拥有海洋文化政权雏形的，就是郑氏父子。影视和文学主要还是载体不同。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境或部分？ 盛文强：我可能更在意文本，文本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在这之下才能谈到技巧、风格、结构，这些都是皮毛。我看一个小说，会看它有没有文本。如果一个小说腰封上写着，比陈忠实的《白鹿原》还要厚重，那我就不看了，我觉得这是年轻作家没有出息的表现。要看一个作者的文本在哪里，如果说文本和别人一样，或者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那这个作品就没有文本，这个作者就没有独立的文本。比如汪曾祺的小说，就有独立的文本，和别人的小说不一样。 当然文本和文体是不同的，文本的范围更大一些，文本是非常独立的东西，比如《哈扎尔词典》这样一个词典体的小说，它就是自己的文本，别人跟风，就非常尴尬了。这种东西只属于他自己。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书，只属于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的性格、身份、生长环境才符合。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本，一个作品才立得住。从文本上能看出独特性，很难被替代，也很难被模仿。别人只要一模仿，谁模仿谁尴尬。因此，文本是风格，是架构，是独特的语言方式。 文体则更多的是国内的分类，中学语文的分类，散文、诗歌、小说等等。我的作品就很难分类，一般有人问我，我的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我都说不知道。因为只有中国分类分成这样，十分僵死，是为了基础教育，为了做一种可量化的、标准化的普及，所以才分这样一些概念，定了很多条条框框。 比如小说有六要素，散文要形散神不散，这都是很扯淡的。如果真的到了创作层面还在讲这个，就说明这个人还是在中学的功底当中没有拔出来，说明他中学毕业后再也不读书了，知识再也没有更新。从创作的层面来讲，只有在宽泛的范围之下，而不是一招一式的架势里，才能出现一些新的可能。所以我对文体分类是非常排斥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盛文强：我一般都不想读者的。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隐藏在时代的褶皱里，很难按照一个标准把某个特定的读者群抽出来，这不太现实。我的读者可能分散在各行各业，比如《海怪简史》《渔具列传》，都是多次加印的，但是从读者的分层来看，从评论区来看，可能是青年学生，也有老同志，也有公务员，也有学校教师。所以你不知道读者是干什么的，也很难完整地按照职业做一个呈现。他们分散在各个行业和各个维度上，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也不需要去考虑大众阅读的感知，去迎合他们。我还是做属于自己个性的东西。我觉得买我书的读者，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精神上的同类。虽然他们这个群体在我们这个全民浮躁的时代特别稀少。但毕竟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哪怕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盛文强：我们无时无刻不跟政治发生关系，即便我在家，专职写作，也是和政治发生关系的。但是我很少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时代，一旦谈论政治，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聪明人，那种特别会考试的人，会把自己的愚蠢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吃惊。我也会把这些问题反映在作品中，但是我会反映得非常隐晦，而不是像他们一样高声叫骂，那样就成了骂大街，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文学主要还是呈现，而不是下结论。我们把某一类人的愚蠢行为呈现出来。在山东，官本位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新书《对虾养殖手册》里，写到一个渔民创办了一个对虾协会，自封主席，一帮人为了当副主席各显神通。在对虾养殖组织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中，人们呈现出对于当官的狂热。虽然这是一个虚衔，但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混到这个组织里来。只要我通过文字把这个情况呈现出来，我精神的同类就会感知到这种讽刺的力量。我不作任何评价，我绝对不会在作品里说这种行为很愚蠢。作品就是呈现，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些人可能是一个样本，存在于我们身边。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作品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盛文强：这个趋势很难预测，每个时代的文学读者都是非常少的。比如唐朝给我们的感觉是全民读诗，其实没有。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如果靠大众读者来阅读文学，是不现实的。当然，我认为有这样一个趋势：当我们把全民挣钱的浮躁时代稍微沉淀一下，会有更多的人回归到阅读上来，把阅读当做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趋势这两年挺明显的，独立书店越开越多，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更重视孩子的阅读。这都是很好的趋势。一个浮躁的时代不会维系太久。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和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盛文强：是应该保持距离。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评论家，更多的是从体制层面界定的。怎么说一个人是评论家呢？他可能得是个博士，在学院体制内是副教授以上，如果还是在一个名校里，那我们可能就会说他是一个著名评论家。 绝大多数人对评论家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呈现一个事实。他们这些人可能特别擅长考试，获得了评论家的入场资格证，就像旅游专业考了导游证一样。然后就可以做评论了，做评论的时候，更像他们在中学、大学、考研时候做的论述题一样。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哪里找得分点，但是这样的答法是非常无聊的。他只是在答题，而非在做评论，而且有很多公式可循。原来有一个评论家在评论我的作品的时候说，体现了对故乡的思恋，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这类东西就是中学语文里中心思想的传承，很难说这种人是评论家。 现在很多作家极力地和评论家拉关系，这还是出于一个体制思维，好像让某个评论家一评，自己就厉害了。这怎么可能呢？你写的还是那样，哪怕找一万个人来评论，也是一样，对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提升。还有的作家和评论家勾肩搭背，在一起喝酒，沆瀣一气，认为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他们虽然进了城，虽然是年轻人，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摆脱旧时的熟人社会的影响。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为人处世的社交方式，还是旧式的，把自己限定在这样一个小圈子之内，这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不该和评论家保持这种非正常的关系。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 盛文强：我希望在文本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我对出版、装帧要求特别高，我希望出版的书在装帧上、在品质上也越来越高。因为我的作品主要是以出版为主的，所以这些都在期许范围内。出版的细节也是在整个文本之内的，甚至连一个页码的格式，都是和文本有关的。如果说更大的期许，当然不敢奢望什么。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枝叶丰茂。个体精神和写作随着岁月的增长是要不断增长的，而不能递减。 盛文强，1984年生于青岛，作家，海洋文化研究者。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海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兼及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著有《渔具列传》（2015）、《海怪简史》（2016）、《岛屿之书》（2017）和《海盗奇谭》（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