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欲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理应葆有其自身的特性，而它的外在标志和内在底蕴就是这个民族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文化趣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新近推出的《探寻中国趣味》一书，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别具一格的“中国趣味”进行了深入探寻。在他看来，循着这些“趣味”行进，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某种“密码”。
    深一脚、浅一脚
    读书周刊：在《探寻中国趣味》的后记里，您写道：“收录在这本论文集里的28篇文章，大致记录了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这些学术道路上的深一脚、浅一脚，是否也就是您探寻中国趣味的足迹？
    郭英德：是的，我的40年学术研究历程中，始终贯注着对中国趣味的一腔热忱。我是78级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在学术道路上，我大体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古到今、从内到外三个层面的探索，即从沉浸于中国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扩展到涉猎中国历代诗文作家作品研究，从关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延伸到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现代的展开方式，从梳理中国文学史自身的历史进程拓展到浏览海外汉学界的研究状况。但在整体趋向上、在内在精神上，我的学术研究从未偏离“探寻中国趣味”这一主题。
    读书周刊：这样长久地执着于“探寻中国趣味”的道路上，您还记得最初的出发点吗？
    郭英德：我很早就有一个信念，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足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历数千年而不绝，肯定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值得学人不断探寻。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对象，考察、发掘、阐释、传承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是我们应该承担和必须承担的使命，这也成为我数十年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趣味的出发点。
    读书周刊：为此您走过了怎样的路？
    郭英德：“条条大道通罗马”，每个学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进行选择和定位。我选择的是以文学文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我认为作为文学史的遗留物留存下来、并为我们的意识所能直接把握的，仅仅是历史上文学活动的结果； 而在所有结果中最可信赖、最贴近文学活动本来面目，而且能够直接面对的，就是文学文本。
    研究文学文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而我在研究时，努力贯彻人的主体性原则，强化历史逻辑的关联及其展开过程，坚持以审美为中心进行多角度阐释，尽可能深入地揭示文学文本的内在含义。我坚信，在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内在含义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国趣味，也可以说，浓郁的中国趣味就隐含在文学文本之中。文学文本，是我们探寻中国趣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不是遇见，而是发现
    读书周刊：循着这些“趣味”行进，今天的读者是否可以遇见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某种“密码”？
    郭英德：当然可以，不过不是偶然地“遇见”，而是自觉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密码，我们可以从中解读中国人的生活观、处事观、世界观等等，从而对中华文化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这恰恰是我数十年乐此不疲地探寻中国趣味的动力所在。
    比如，才子佳人戏曲小说横亘明清两个朝代，绵延一个半世纪之久，由好几代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思想感情、艺术能力等各不相同的作家所创作。但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做整体宏观的研究时，我们不难发掘出其由一定时代、社会、阶级的审美理想所决定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实质上表现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即歌颂世俗的享受和欢乐，向往个体人格的自由与平等。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这种审美理想在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其的追求最终无法超越古代意识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不可避免地复归古代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在这一意义上，才子佳人戏曲小说可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一个典型样本，为我们提供深刻的文化启示。
    读书周刊：21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认知，超越“想象中国”的樊篱，进入“表现中国”的疆域。其中一个类型是——带着强烈的求知热情和浓厚的“中国趣味”，“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海外学者的“中国趣味”，与中国学者的探寻，是一种殊途同归吗？
    郭英德：“想象中国”和“表现中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观建构的“异域他邦”来看待，后者将中国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来审视。海外汉学家“表现中国”有多种类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类型就是，带着浓厚的“中国趣味”，“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即力图在比较文化的视阈中，探寻中华文化足以启发、滋养人类文明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智慧，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共享、共建和共荣。这种追求，当然与中国学者的探寻殊途同归，两者都指向人类终极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
    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海外汉学家更多地采用“由外而内”的视角，从比较文化视阈中讨论中国问题；中国学者更多地采用“由内而外”的视角，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讨论中国问题。
    跨时空的一种“存在”
    读书周刊：古典文学学术史作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散发着怎样别具一格的中国趣味？
    郭英德：在书中，我概括地阐释过这一问题。我从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历史演进中，抽绎出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比如，我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原始思维方式，具有开放型的结构。
    古典文学学术史几乎将古代一切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排他性，而强调文学的包容性、根本性，从而为文学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据。往深一层看，这不也是当今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所展示的独特的文化风貌吗？
    即便是对纯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学者也从不采取封闭式、内敛式的研究方法，而是偏好开放式、外向式的研究方法，把文学文本和作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打成一片，融会贯通，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这种“文化整体性”观念，不也具有相当鲜明的“现代特征”吗？因此，所谓中国趣味，绝不仅仅是一种过去形态，还是一种现在形态，甚至是一种未来形态。
    读书周刊：同理，您认为，“文学作品具有一种跨时空的特殊功能，它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直接诉诸现代人的审美感受和文学体验。”所以，今天的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不是隔着时空面对那些遥远的文字，而是跨越时空延续有温度的体验。
    郭英德：这恰恰是古代文学研究独特的魅力所在。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不同，古代文学研究面对的对象，是一个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学文本。作为一种“存在”，这些文本是跨时空的。今天的读者和历代《诗经》《文选》、李杜诗、苏辛词的读者，阅读的是同一个文学文本。这些文本不仅“活”在古代，也同样“活”在当代，以鲜活的生命力激发当代读者的审美感受。
    例如，当我们读到《史记》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我们不是冷静地分析陈胜、吴广的时代背景、政治抱负、人际关系等等，而是首先热切地感受到一股强劲的生命律动，由此提升我们的人生志向，充实我们的生命价值。
    在古代找到未来
    读书周刊：在书中《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一文中，您认为汤显祖悲剧性的文化意识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份文化遗产里，“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在古代找到未来？
    郭英德：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一种线性时间思维，它割裂了人类精神生生不已的传承与延续。其实，人类精神中往往杂糅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复杂因素。我们探寻中国趣味，就是力图在这些复杂因素中发掘出更多的属于未来的东西，引导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文学中之所以蕴含着指向未来的价值，是因为古往今来，人类始终追求超越时空的存在，追求更高、更好的文明，这种追求常常借助于文学加以表达或展现。因此，古代文学文本中对未来世界和超越精神的诉求、憧憬、想象，不仅存在于过去，也不仅启发着现在，而且还指向未来，成为人类建构未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
    汤显祖悲剧性的文化意识，根基于极力寻求社会和人生的出路而终究无路可走的两难心理，洋溢着汲汲不息地探索追求却终究归于失败的悲剧精神。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如此广博精深，不是足以成为我们面对现在、追求未来的精神力量吗？在古代找到未来，就是要借助于文学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体悟其中蕴含的文化憧憬和超越精神。
    读书周刊：《探寻中国趣味》意在“引领读者在新鲜的阅读体验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历史探索和文化思考”，对这个急着往前赶的时代来说，这种探索与思考具有什么价值？
    郭英德：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急着往前赶的时代，行履匆匆，焦虑浮躁。有多少人还想到要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方向、找找曙光？而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探寻中国趣味，汲取中国智慧，这应该是我们寻找人生方向、辨清文化走向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对于文学经典，我们要多读、多思、多疑、多悟，用自我的生命体验直接与文学经典所展示的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沟通，将其真正消化并融入自己的血液，滋养我们的精神。我想，这应该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历史探索和文化思考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