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不是抬到最高的时候，摄影干事抓拍了这张照片。严歌苓穿军装跳舞的照片没留下几张，那时有严格的纪律，除了正式演出，不能随便穿演出服装照相。能看出来，当时的严歌苓二八年华，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她在军队待了13年，从1971年12岁入伍一直到25岁部队裁军退伍。整整跳了八年舞，演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她演过喜儿；演出舞蹈节目《边疆女民兵》《草原女民兵》《女子牧马班》，扮演英姿飒爽的女民兵；表演藏族歌舞《洗衣歌》；《小常宝请战》（《智取威虎山》）里演边唱边跳的小常宝……然后做了两年编舞，再成为创作员，与笔墨打起了交道。 从军经历伴随了严歌苓整个的青春年华。当她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这段经历成了她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灰舞鞋》《白麻雀》《爱犬颗韧》，都以部队生活为题材，但多是以一个作家的客观视角来为那个时代的军人塑像。而她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芳华》则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是以第一人称描写她当年亲历的部队文工团生活：隐藏在西南部都城的一座旧红楼里、某部队文工团的内景中发生的军版“才子佳人”的故事。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严歌苓：写部队文工团我一直没有停过，写我的军旅生涯。这段生活对我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一个人心理的构造，其实是在你的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应该说这段人生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过不多久我就会想到我们团里有哪个人物，所以我基本是以人物来构思的小说。 当然这个机缘也是在几年前小刚导演跟我说你写个文工团的故事，我也是文工团出来的，他说我们那时候的爱情、我们那时候的那种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没有经历过，特别有激情想做这样的电影。我想也不能没有故事硬写啊，我就想到我们团里的一些人物、一些故事，这样就开始构思了这么一个小说。 这本书应该说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也有原型，里面有很多我对于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 严歌苓近照 Photo by 周鹏 您说的自责和反思主要是指什么？ 严歌苓：主要是书里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看起来是当时的英雄人物，在这当中，我们对那样一个英雄，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最后没有一个人把他当真正的活人的去爱他、给他女性的爱。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好像是很不负责任把所有荣誉都给你，谁让你做好人？你做好人到最后就是一个人，在女性眼里他是没有用的，你把他推到荣誉的高端，一切都是空的，他跟你要一点点爱的时候，没有人给他。这是我对这样一个男主人公的反思和自责。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何小曼这个小姑娘。我们也是给她种种的侮辱和欺凌，最后她得到荣誉的时候，她的心理已经承受不了荣誉，被荣誉给毁掉，最后她疯了。这个疯倒是真实的故事，这个小姑娘后来到部队当卫生院，结果她的表现恰恰非常英勇，最后把她提拔成战斗英雄模范，她经受不住，因为一生都没有人给过她尊重，太多的尊重把她给毁了。像北京的大白菜放在外面冻太久，猛拿到温暖的房间肯定会烂成水，一个道理。 刘峰这个男主人公，他有原型吗？ 严歌苓：其实都是有原型的，但是有很大的虚构的成份。在那个时代，我们认为他就是活雷锋，做尽了好事。有一次他去跟独唱女演员（算是明星了）说他爱她，我们一块回北京。把这个女演员吓的大哭，她觉得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她在我们面前猛哭，就像受了惊吓和屈辱。 还有一种就是幻灭，你这么一个人，已经像石膏像上走下来的人忽然对你说爱你，这是特别大的荒诞、特别大的惊吓，所以这个女孩被吓哭了，就是这么一个很荒唐的事。 很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这件事他是不是特别丑或瘸、瞎？没有，他就是稍微矮一点，人也长的蛮端正。大家在这个事情上，我分析了很多为什么，他要去爱一个女人，或者摸了一下她的手，就造成对他那么大的颠覆性认识。 严歌苓近照 Photo by 周鹏 在这本书里您反复书写到底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凡人，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平凡，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忽然着笔墨写这件事？ 严歌苓：我们那一代，很多时候被误导，它告诉你平凡就是伟大，我们要做一颗螺丝钉，实际上我们需要原子弹，你可以成为更有才能的对人类或者对你自己更有贡献的人，老是不提这个，老是跟我们讲平凡，平凡就是伟大，我们所有的这些接触到的英雄，从张思德开始就是这样的。然而奇怪的是女人并不信这个，女人心理还是有她自己的判断，非常本能的一种判断。 英雄和普通人之间，您是怎样划分这条线? 严歌苓：其实也挺好划的，刘峰应该算得上是模范，做人的楷模，但是英雄是要有大行动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他有一个非常超乎常人能够完成的行为，你才能称他是英雄。我们那个时代，平凡就是英雄，能够非常甘心的做一个平凡的人，把你这个平凡的人做好，那也是英雄。 其实这是很混淆的，在《床畔》里面的张连长和刘峰不是一种人，张连长可能生活当中是很二流子的人，但是刹那之间他救了很多战士，当然刘峰也做了没有什么必要的牺牲，就是让他的胳膊一直流血差点死掉，我对他这个行为的解释是说，他只差这么一个行为就可以成为很完整的英雄。其实这两个小说里面都有很抽象的对这个概念的一种思考，一种分析，一种求知、追问，当然最后的答案我没有给，谁也给不出这种答案。 这个故事跟作家特别近的时候，您会不会反而觉得更困难？ 严歌苓：因为我13年的军旅生活深深的烙在我的命运上，你走进任何一个生活，都不断地在比较，我没有主动的比较，但是潜意识里总在比较，因为要看到美国人这种生活那么娇气，打一次仗、上一次战场就变成终生的心理残疾，我说怎么这么娇。 我们从七八岁开始“文革”，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性的事件，我们怎么都没残疾呢？你总是在做不断的对比，不断的在抽取、抽取，在抽象这个生活。因为从我当年的生活到现在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已经有了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时间，把我从“人在局中”的那种状态拔出来，已经超越那种亲身体验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很多故事一定要有时间的考验，要有一种距离，无论是地理的，比如说中国的故事，我在海外反复地咀嚼，反复地回顾。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比我在大陆亲临事件本身要更好，因为一定要有距离，无论时间、地理上的距离来创造一个东西，不能是身在其中来创造，这是我的写作经验。 您说的文工团生活，具体来讲给您留下的烙印是什么？ 严歌苓：给我的烙印是，比如我是一个小孩，当时跟我女儿一样大，12岁。那时文工团等于是一个小国家，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山东人，有北京人，有河南人，天南海北，组成这样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军队大院里面的非常完整的社会。 作为一个小孩来说，她要幸存下来的话一定要学会去察言观色，一种生命要活下来，一定会很快的适应一个环境，怎么讨人喜欢，怎样对付以男人为主体的那种强大的支配力，这就是催我早熟，在感情上和处事上的早熟。所以我是非常早熟的人。 您之前的很多小说也是围绕军旅生涯这个主体，比如《七个战士和一个零》，还有《我家有女初长成》，再到今天的《芳华》，不断地对战争有一个反思，这本书跟之前的角度，除了刚才所说的那种超越之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想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 严歌苓：人每过一段时间，比如咱们拿十年做一个对比，一段同样的故事，可能你长了十年岁数之后再写，你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就是因为你的阅历在不断地变化，你的感情在不断地变化。 我最开始的一些价值观可能没有变化，但是因为你的阅历，你去了非洲，又去了东南亚，再去欧洲住，每个国家走，我这样的经历不可能不影响我对一个故事的表述方式，我对每个人物的不断地翻来覆去的观察，然后把这个人物刻画出来，我所有的这些经历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刻画方式。 严歌苓《芳华》书照 您之前的很多作品当中有很多意象描写，包括对色彩的描写，特别是这本小说当中的一些情节，何小曼把母亲的红绒毛衣拆下来变成黑色的，从红到黑，你主要想表达什么样的意象？ 严歌苓：我在里面已经把我的意象写到极致，她就是把一个黑的像秘密一样，把红色的变成黑色，完全让它淹没在一个秘密里面，谁也不知道这件红毛衣的来龙去脉、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她一个人从头到尾知道，它是妈妈结婚时的红毛衣，最后经过这么多非常不公道地变成她妹妹的，而且这件毛衣是她爸爸留给他们唯一的线索，这个毛衣如果穿到不是她爸爸的女儿身上，她一定要把它消灭掉变成秘密、变成漆黑。 您在这本书里也谈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之间的感情、爱情，好像比现在更迟缓、更稳重、更节制，您对那个时代的爱情和对现在爱情的看法是什么？ 严歌苓：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我觉得最理想的，你会写情书，两个人要用心去表达，情书都不会写的也没有这种交往，这是不是很大的遗憾？爱情的各种段落，你缺了很诗意的段落，那不很惨吗？现代人情书都不写了，到老了拿出来看看一张张的纸，每张纸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白纸黑字的一种结盟，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你的潜意识里就给你一次一次确认这个爱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享受或者折磨没有经历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爱情怎么谈。我跟我的先生92年结婚之前，我们还经常写情书的，拿英文写情书。所以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 您在自己的青春里面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情？或者是错过什么？ 严歌苓：遗憾就是爱上一个很不值得爱的人，因为年纪小，现在想想这样的人跟我太两极的，我怎么可能喜欢这样一个人。但是在年轻的时候这种代价、这种学费你必须要付的，青春就是充满错误的一段生命，每个错误都将塑造你未来的人生。 如果把这本书的时代因素去掉，您想表达哪些问题？ 严歌苓：我觉得还是人性，我们都是迫害狂，人群里只要出现一个可以把我们的不满、不安，因为有一个人被迫害的时候你一定是安全的，你不跟着大家迫害你可能不安全，这是人性。 弗洛伊德把很多种东西写成是人类从成熟期、幼稚期、退化期，比如暴力，一个人被迫害，你一定要跟安全站在一起，这样你才能保护自己，人性当中永远不可能消失不安感，你要结成集体迫害这个人的时候你转移了这个不安感。人对另外一个人施暴的时候，整个人群都在退化。我读了弗洛伊德说的这段话理解了人性。 为什么您每次写作都有一种非写不可、不写会死的那种使命感和迫切感？ 严歌苓：我是很激情的人，如果没有激情推动的话我就会跟自己说退休，但是我不会的，因为哪怕是特别命题作文的东西，像写电视剧，写着写着自己就进去了，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一个创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运气，你笔下忽然反过来惊喜到你，我没有设计，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其实你当中埋了许许多多的逻辑在里面，到这时候他一定这么说的，他说完以后，这句话或者一个行为反过来让我大吃一惊，这就是你写到最最棒的地步。一旦这种时候很多的话，创作不就是很开心的事？ 严歌苓：我前阶段写一个剧本，最开始写的时候觉得快死了，又在生病，但是后来写着写着乐趣出来了，因为惊喜到我的地方很多。 采访时间：2017年4月18日14：30 采访嘉宾：严歌苓 媒体支持：南方周末、新京报、新华网、北青报 —— ▌上海书展·相关活动 1. 严歌苓新作《芳华》分享签售会 时 间 2017年8月17日 14:00-16:00 地 点 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三楼 嘉 宾 严歌苓（《芳华》一书作者） 陈思和（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 ———— 2. 我为什么选择讲这样的故事 ——从《扶桑》《妈阁是座城》到《芳华》 时 间 2017年8月17日 19:00-21:00 地 点 上海钟书阁芮欧店 嘉 宾 严歌苓（《芳华》一书作者） 《芳华》 | 精装 | 严歌苓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她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讲述男兵刘峰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义。 题图：电影版《芳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