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电影市场，涌现出不少“来势汹汹”的新导演作品，如张嘉佳导演的《摆渡人》、周拓如导演的《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这些电影都因有大牌导演担任监制而赢得关注。然而，许多影片口碑不尽如人意，引发了大众对“名导任监制”这一现象的争议。有些人甚至质疑监制一职的合理性。人们不禁在问，“电影监制”究竟给影片能带来什么。
    身份模糊的监制
    “在行业内部，监制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指称。不同监制之间的职能和目的是不一样的。确实存在一些有不做具体事情的，出于营销目的而挂名的监制，但也有做实事比较多，甚至意志体现超过导演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的话，道出了“监制”一职的复杂多义。
    据了解，监制起源于香港电影产业，此后被引入内地。早期香港电影的监制类似于项目发起人的角色，提出创意，找人执行，比较有名的如徐克，由他监制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等都是港产片中的经典之作。引入内地后，监制的职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香港导演北上拍戏，无论是偏主旋律的，还是偏家庭伦理的电影，为了能更好地适应内地观众的观影习惯，可能都需要有优秀的内地导演来把握大局。如近期的《湄公河行动》，再往前的《智取威虎山》《亲爱的》，都由黄建新担任监制，事实证明也很成功。”索亚斌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中国内地电影监制的职能更偏向于“监”而非“制”，这也是其和制片人区分开的一大特征。“习惯上讲，制片人是主管，对商业成败负主要责任，而监制更多还是对艺术创作负责。”饶曙光透露，每个剧组的监制具体发挥多少作用则取决于个人，因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师徒传承”
    近期因监制问题争议最大的作品，自然要数王家卫挂名监制的《摆渡人》。《摆渡人》无论从主题立意、演员选角，还是后期营销，都更近于王家卫的风格。这在抬高观众预期的同时，也隐含了一层“师徒传承”的意味。
    “最理想的状态是王家卫能把自己的风格经验和艺术体验，通过对年轻导演的监制而成功转换出来，但这次的完成度似乎并不高。”饶曙光说，《摆渡人》更像是一个混合体，杂糅了许多种风格，但没有形成完整的作品。当然，一部影片的成败不可能都归于一人，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好的导演也未必能胜任身份复杂的监制工作。
    事实上，年轻导演在创作中更可能受到各方面的掣肘。因此黄建新曾提出，愿意为年轻人当监制，“帮导演挡住来自投资方的各种无理要求”。索亚斌也认为，名导演任监制事实上也有“代际传承”的意味在里面。“一方面，许多资深导演年龄渐长，培养优秀人才之心逐渐迫切；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当下的创作困境：老一代导演没有新的表达意愿，年轻人则尚未独当一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青黄不接。”
    当然，电影界也不乏“陈国富+乌尔善”这样的成功组合——年轻导演的才华借成熟导演的市场经验得以完善，最终创作出《鬼吹灯之寻龙诀》这样脍炙人口的电影。不过如此“理想”的监制作品，在近几年的国内电影市场还并不多见。
    明确监制的职责
    其实，为监制“正名”一直是电影界多年来的努力方向之一。知名导演冯小刚曾多次呼吁，将如今电影流行的“挂名监制”去掉，给真正的监制以应有的地位、名分及报酬。然而从今天的状况来看，监制的职权分工仍然不甚明确。
    “好莱坞是没有监制这一说的，因为制片人涵盖了监制的功能，并通过助理制片人、协作制片人、顾问制片人等进一步细分明确职权，从而让每一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衔接。”索亚斌介绍，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赋予制片人从构思筹资到销售发行的权力，使其成为影片“主管”。
    反观国内，由于电影生产的机制有别于其他国家，制片人职能的落地也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不少业界人士坦承，最理想的状态是监制消失，由制片人承担其职责，但因为大多制片人在商业规律精通之际却缺乏艺术直觉，于是才出现了监制，作为对制片人的补充。
    “从某种程度上说，监制是比较懂专业的制片人。”索亚斌说。
    在饶曙光看来，这同中国电影整体还处在初级阶段，工业体系和流程尚待规范不无关系。相比于制片人中心制，导演中心制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利于作者发挥，但也导致个人的因素占比太大，产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在电影市场愈加庞大，制作流程越来越繁复的今天，明确监制职权和责任显然是一大趋势，其中关键正是“工业化”以及相配套的培养和任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