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自觉意义上的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自觉包含文化自觉，更包含政治自觉。
    “人民”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概念，可以说是属于20世纪的，在20世纪的中国，它才获得了它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并且延伸到了21世纪。葛兰西曾批评意大利文学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文学缺乏人民性。而我们在今天则需要这个词在很多意义上重新成立，既在民族国家的实体意义上，也在一种抽象的社会意志的层面上；既在维持共同体的统一、稳定的意义上，也在批判性的政治动员的意义上，比如“反腐”。
    无论在抽象还是具体的意义上，“人民”这个词都不会有它的单数格，它一定是在复数的意义上成立的，而作为个人，我们难免会思考个体性在其中的位置：既然人民是普通而无名的多数人的集合，那么在这种集合即历史主体形成之时，每一种个体性便无限地悬置而延宕了，或者说，个体的意义在历史主体性的意义上才得到了最终的完成。这看起来仍然延续着晚清以来“个”、“群”关系的讨论，比如鲁迅所说的“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经历了20世纪100年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思辨不能不把革命与后革命时代的种种历史环节，以及新的症候纳入进来。1990年以后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新工人文艺”、“富士康诗人”等等的文学现象，几乎每一次都会引发对于“文学性”的再讨论，其意义还在于能否思考和想象一种劳动者的文化实践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讨论归结为：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谈到了专家怎么与无产阶级结合的问题，他以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为例，讨论了作者怎么进入到一种生产关系之中，而这种生产关系能够成为专家与无产阶级，或者说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本雅明谈到，个人写作原本是一种资产阶级机器，无论多么强调利用这座机器来达到精神性的目的，最后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关键在于打破这种机器，更新生产工具，在更新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作家才能成为生产者，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也将在这个意义上被打破。这让我们想到20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和共和国文化的脉络中，赵树理、丁玲、柳青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对于写作与群众动员、以及与自我改造相结合的强调。文学意义上的生产工具、语言和叙事、意象和风格，新时期以来，我们将其归结为“文学性”，重要的是，“文学性”不应该是“人民性”的对立面，而恰恰是要以历史分析的方式，建立起两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在今天的大众文化、网络自媒体的条件下，写作、阅读、批评和传播这些行为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混杂，更是需要我们重新想象文学与种种环境、结构之间的关联。
    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也存在着人所共识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最近20年剧烈的社会变化，文学却没有创造出更多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拿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学来说，甚至我们仍旧在追问到底有没有城市文学，实际上是没有创造出人与城市在当今条件下的关系，其中包括城市中的空间关系、阶层问题、家庭、教育、性别和伦理问题等等。在我看来，一种自觉意义上的人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自觉包含文化自觉，更包含政治自觉。不过，如果不满于现有的评价机制，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别的什么，那么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的评价机制呢？困难在于，任何一种历史上已有的标准都很难被简单地挪用，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人民，应该是在讨论乃至创造一种新的形势下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今年是文学革命100周年，100年前鲁迅、周作人等人提出了“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快就落实为“庶民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历史上我们有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也有过“文学是人学”的争议。今天又有了新的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所谓新的形势和社会条件，是指中国之所有，也是指世界之所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历经了全球革命、全球化、全球市场等等冲击，仍然没有失效，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反而有着强化的趋势。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梦，其核心是否是对这些新的形势的一种创造性的回应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其中必定需要包含着一些新的空间的想象，就像我们曾经在若干次历史的转折关头想象“新人”一样，还有许多新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体的存在没有得到表述，而这样一些被新的社会条件所生产出来的非主流的、亚文化的存在，它们在“文学——人民”的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是我们将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