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不同，南北有别，无形中孕育着富有地方特色的学术流派。中华学术的承传和演进，与这些风貌各异的地方学术流派自身的发展密不可分。
    学界研究相对沉寂
    浙东学派是中国古代地域色彩鲜明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尤其是自南宋以来，其影响力逐渐增强。近百年来，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梁启超、何炳松等学者对浙东学派史学成就的阐扬，助推了研究的热潮。改革开放以来，浙东学派的“事功”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诠释。然而，与热闹的“经史”和“事功”方面的研究相比，对于浙东学派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浙东学派的核心组成部分金华学派，“自白云（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到明初已基本完成由“学派”向“文派”的转变，其文学创作实绩本应受到特别的关注，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却相对沉寂。
    细究其因，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我们仍深受20世纪初由西方引进的现代纯文学观的影响，以是否主情来品评古代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对明初浙东诗文的评骘与其自身价值并不匹配。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承担着包括抒发感情在内的多种功能，可谓是典型的杂文学，无法用此标准来绳衡其长短。若抛却此种成见，回归明初的语境，对浙东文人创作的诗文略作寻绎与辨认，则不难发现其价值，儒士的郁勃心音透过历史的尘埃传达出来，这也给我们重新体认明代的主流文学提供一个窗口。笔者近年来在宁波、绍兴、嘉兴、台州等地访书发现，位于过渡期的“明初”是浙东学派的文学创作较为辉煌的时间段。明初浙东文人的创作，具有卓特的生气和命脉，现举其要者如下。
    首揭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大纛
    其一，首揭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大纛。文学复古贯穿着整个明代，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走向。前后七子的主张在明代掀起了复古的风潮，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文人士子习学路径的抉择。对此，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付诸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和郑利华的《前后七子研究》堪称此领域的典范之作。然而，开有明一代文学复古先声的浙东一支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派的多数成员则对宋代诗文青眼有加，可谓是与时俗迥异。号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有感于生活时代宗唐浪潮的高涨，写了著名的《论诗绝句》，其一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此诗生动地点出了明初复古风气之炽，并肯定宋代诗文的价值，昌明宗法两周的文学主张，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方孝孺的文集刊刻，在明前后七子生活的时代即有明成化十六年（1480）郭绅刻本《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附录一卷》、明正德十五年（1520）姑苏顾璘刻本《逊志斋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明嘉靖二十年（1541）蜀藩朱让栩刻本《逊志斋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明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刻本《逊志斋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等数种较为流行的版本。推崇宋代诗文的方孝孺的集子反复被刻印，无形中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前后七子诗文复古宗尚系统的参照。正如郑利华所言，在晚明，曾被前后七子“极力鄙薄的宋代诗文”，“在此际相对开阔的文学境域中得到重新审视”，从中或可见到浙东文人于明初大力倡导的文学宗尚的独特审美及其贡献所在。
    歌抒国家的文化制度之美
    其二，歌抒国家的文化制度之美，增强民族自信力。元明易代，朱元璋定鼎金陵，开始了文化领域的重建，以塑造明王朝的士风、学风和文风。作为主流文学的诗文，其价值愈发凸显，鸣国家之盛的抒情功能受到士林普遍重视。文人士子纷纷以横溢之才华，书写国家的日新月异，勾画有明一代的礼乐文化图景。此等努力奠定了明文初兴的气象，也肇启了华夏之邦新一轮的文化崛兴。古文这一古老的抒情载体，在对明初社会生活多个层面的表现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元亡明兴，亟须实现在文化上的重建，以礼乐制度辅佐一代之兴。作为明代开国文臣、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拈出台阁、山林二体，适时褒美台阁之体，重新抉发自浙东学派黄溍等人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赋予新义。后世之人常抓住台阁体的美政特点不放，对其颇有微词，以至于其价值遭到遮蔽。考其原委，可能因其与历史上的溜须拍马之作有类似之处，然而相似原非重复。发而为诗，形之于文，多是真诚的歌吟，不应与史上的拙劣、阿谀之作简单类比。作为文坛领袖的宋濂，其诗文集被大量刊刻，仅在明初被刊刻的便有明洪武十年（1377）郑济刻本《宋学士文粹十卷补遗一卷》、明建文三年（1401）浦江郑氏义门书塾刻本《宋学士续文粹十卷附录一卷》、明初刻本《潜溪集十卷附录二卷》、明初刻本《潜溪后集十卷》等多种版本流行于世。他所倡导的台阁之文，在士子中有着深广的影响，仅有明一代，其集子便有40余种刻本传世，其后的“三杨”等人更是把台阁体发挥到了极致。一时之间，美政之风，极为盛行。
    对民风民俗建树的价值
    与此同时，宋濂、胡翰、方孝孺严明华夷之辨，为明代战死的功臣雪冤，并为大明王朝文化上的重开国运奠定基础，其功绩彪炳史册。被目为舂容和缓的“三杨”之作，亦是自家心灵的深远寄托，自有一段清光。正是赖有他们，一代明文而能实现传承赓续。正如黄宗羲《〈明文案〉序》所云：“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可谓是别具只眼。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明初浙东学派的诗文对民风民俗建树的价值。仅宋濂一门弟子方孝孺、楼琏、郑楷、郑干、郭浚、王绅等，均较为注重移风易俗的思考和实践，写出了不少谱序文章和具有树立良好家风家规的诗文，代表性的有方孝孺的《族谱序》《重谱》《睦族》《尊祖》《宗仪》等，至今仍有其社会价值。方孝孺更因十族被诛而凛然不屈，为士林所敬重，深深影响着明代的士风，是我国古代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是古代士子心灵史浓墨重彩的一笔。愈是到了时局艰困、民族危亡之际，其价值便愈发显得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