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 “四点希望”，鼓励大家要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总书记的四点希望，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连接着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人民的选择与意愿。就文学而言，欲筑就新的高峰，也离不开我们文学的优良传统，而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学，正是我们重筑文学高峰的基因宝库。
    新的文学高峰应植根于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传统。在此次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成就，一个重要方面便体现于文学。中国文化是连续的，中国文学也是连续的。中国文学自有其优良的传统在，不能弃绝与割裂。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于一脉相承的语言和文字，还体现于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观念。文学作品是民族精神传统的重要载体，中华儿女在各个时代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耸峙起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文学是民族精神的一种情感表达，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在于追求家国理想与人文关怀，强调”文以载道”，关心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每逢民族危难之际，文学往往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利器。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爱国歌》、严复的《天演论》、陈天华的《警世钟》《狮子吼》、李辉英的《万宝山》、田汉的《卢沟桥》、茅盾的《炮火的洗礼》、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等。这些作品将爱国主义情怀的民族精神深深渗透到文学中，体现为一种汹涌澎湃、沸腾燃烧的热情。这也是今天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是再筑文学高峰的基础。强调传统，并不意味着排斥异质文明。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此番再度强调，“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越需要平等的对话与互补。文学是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窗口，也是展现自身文化的窗口。
    新的文学高峰应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人民主体传统。中国文学的传统，既强调“缘情”，体现个人情感；也重视“言志”，表达政教理念与家国理想。个人与集体之间，得到完美的结合。我们的祖先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而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学能够反映政治变迁与时代发展，并能对社会和人民产生积极作用。《礼记·乐记》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唐人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也说：“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文与政通”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理念，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能反映并影响社会大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文学不但要“补察时政”，还要“泄导人情”，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元稹、张籍等主导的新乐府运动，便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事，体现人民的喜乐与疾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在此次讲话中也强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脱离人民的文学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这也是南朝一些宫廷文学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作家本身便是人民的一分子，文学来自个人的心理体验和审美情趣，更来自于作者所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学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正如鱼不能离开江河湖海。欲谱写出反映时代强音的乐章，需要我们赓续中国文学以人民为本位的传统，书写人民故事，彰显民族精神。
    新的文学高峰应植根于中国文学的勇于创新传统。强调传统，并不是意味着一味的复古。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同时强调：“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们的祖先强调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一味模仿前人。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强调创新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针对当时复古风气的流弊，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指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叙小修诗》）中国文学自古以来注重创新，不断革新内容和形式，在继承中发展，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学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此次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浪漫瑰丽的楚辞，磅礴绵延的汉赋，气象万千的唐诗，豪放婉约的宋词，诙谐率真的元曲，所谓“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虞集《李仲渊诗稿序》），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时代的变迁。“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文心雕龙·议对》）中国文学注重创新的传统在当下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鼓励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而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现状。
    新的文学高峰应植根于中国文学的德艺兼修传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种“立德”高于“立言”的价值取向，确立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德”关系的基调。孔子也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中国的文学传统极为重视作家的人格问题，注重道德评判。文学是人格的体现。所谓“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叶燮《原诗》），“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文学能够反映作家的精神面貌与道德品性。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气节，他的文学成就也会大打折扣，因为文学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组织，更是精气神的流露。这也正是屈原、陶渊明、鲁迅备受我们推崇，而潘岳、钱谦益、周作人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因此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正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忧国忧民、忠贞不阿、正道直行、安贫乐道是作家的基本道德操守。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反复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在国家面临转型期的当下，作家需要面对各方面的诱惑，更需要有坚定的毅力与勇气。有道德的心灵，才能书写出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字，从而影响到更多的心灵。
    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并非本文所能涵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希望，正是与中国文学的传统相契合的。中国的文学并非一座座孤峰，而是绵延的山脉。要重筑新的文学高峰，需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迎接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