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旺：青年小说家，“80后”，在《青年文学》《长城》《青春》《西湖》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万字。短篇小说《去上庄》入选“2013年河北小说排行榜”。出版小说集《春风理发馆》。现供职于河北作协。
    桫椤：评论家，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现居保定。
    桫椤：你是作协的工作人员，从事行政工作，但是怎样走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来了？其中有什么机缘吗？
    孟昭旺：谈到创作机缘，我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学期间教我们写作课的李华秀老师。她是一位很有学识和魅力的老师。我记得，那时我写了一篇名叫《岁月断想》的小文章，大致写了一个少年的幽怨和感慨，李老师对那篇文章很赞赏，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还领着我去报社投稿，那个稿子后来发表在《河北科技报》副刊上，我得了15块钱稿费。那是我真正感觉到文学给我的喜悦。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高校从事行政工作，期间发表了一些小说。因为那是一所工科院校，写小说算是个另类，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后来我到省作协工作，虽然还是从事行政工作，但毕竟我不算另类了，我们成了同类。
    桫椤：你的业余写作对本职工作有什么冲击吗？或者它们二者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你的小说中非常重视人物之间的关系，开个玩笑：你是否从行政工作中获得一些启发呢？
    孟昭旺：哦，它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我靠工作来养家糊口，写作带给我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行政工作对我的写作没有任何帮助，不过它倒是给我创造了一个适合写作的条件，至少让我填饱了肚子，不至于在写小说的时候，饿得肚子咕咕叫。
    桫椤：《春风理发馆》的出版是对你创作的肯定和鼓励，你自己认为呢？
    孟昭旺：很惭愧，真的很惭愧。《春风理发馆》出版之初，我很开心，毕竟，那是对自己创作的一个总结。但是，短暂的喜悦过后，我很快就陷入对自己的怀疑。我认为它是不完美的，虽然它很真诚。我是一个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很苛刻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所期待的高度，我离那个高度有多远。
    桫椤：《少年心、大海针》，这篇后记写的情理并茂，可以看作是关于那些入选篇目的“创作谈”。这其中你谈到故乡对你的影响，你写了故乡的人物，你的乡村生活经验给你创作这些人物提供了模板吗？或者不该谈论客观真实与文学真实这个问题，我作为读者，还是想明白，在你和你的主人公——比如“孟毛”之间，你怎样建构一种你与“他”或“他们”的关系？
    孟昭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很感激我的故乡，乡村生活是我写作的重要依托。我身边的朋友看过我的小说，几乎都会问我，“孟毛”是不是你？他们这么问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忐忑。我只能这么说，“孟毛”好像我的影子，它投射在地上，并且已经面目全非，你觉得那是“我”吗？
    桫椤：评论家孟繁华说，传统乡村文明目下遭遇了严重的溃败，而新的城市生活尚没有形成稳固的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你的作品也写到乡村传统遭受外来文明的冲击时，人在新旧交替之际呈现出的矛盾心态，《风中的祷词》《火灾》《远方信函》等作品中都有所表达。你熟悉农村，又寄居在城市，看起来你还比较擅长处理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的问题。
    孟昭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的父亲母亲生活在农村，我熟悉那里的村庄、河流、田野和牲畜。后来上大学、工作之后，我便来到城市，现代文明。我和城市保持着距离，但又无法回归农村，这是一种矛盾的情感和心理。你提到“寄居”这个词，很准确。确实是“寄居”，我把身体寄存在城市，我的灵魂在遥远的乡村。我的一些作品里，就是讲述这种游离状态的，这是一种不错的状态，写起来很有意思。
    桫椤：《春风理发馆》里的大部分作品带有鲜明的成长特征，你在写作时，对《小镇少年》《春风理发馆》《毒药》等篇目里的强烈成长意识有自我感觉，还是它们是作为一种无意识存在于你的思维之中？
    孟昭旺：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视角，从我个人创作来讲，我更喜欢把自己的写作与回忆结合起来，一边回味着过去的时光，一边讲述着与它相关的故事，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少年时代的我比较内向，沉默寡言并且有些自卑。我不知道这种自卑的来源，但这是真的，我经常被一些大孩子欺负，因此我不怎么跟他们接触。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导致我在很长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自身的关注上，包括身体，也包括心理和情感。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它客观上帮我认识了我自己，让我成为了“这一个”。
    桫椤：你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本体论者吗？在作品中看到了你太多的对身体的关注，比如性意识的启蒙，男女之间身体的交流，对身体本身的描写，以及对残疾人物身体的强调。你又如何看待身体与欲望的关系？
    孟昭旺：我相信，欲望是人的本能之一，它与情感、生存、交往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关于身体和欲望的关系，我认为应该顺气自然吧，不要无端放大，也没必要刻意回避。每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欲望。因为我写的是少年，这方面的意识可能更突出一些。假如写一个成年人，或许会涉及到情感、命运、金钱、婚姻等话题。至于作品里的残疾人或者精神病患者，我觉得，这是我写作的一个个人偏好吧，残疾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悲欢爱恨，但他们身上也有与常人不一样的东西，或者，很多在常人身上很平常的事情，在残疾人身上就变得不一样。我试着探寻其中的奥妙，探寻的过程就像寻宝。
    桫椤：你笔下的人物充满对生活的向往，因而他们在生活中表现出坚韧、执著，甚至固执的性格，但是也有的人物精神之中充满幻灭感，比如《毒药》里的徐美丽，《火灾》中的索尊池，你在写作中如何处理生活困境与内心焦虑之间的关系？
    孟昭旺：我还想再次强调一下，我的生活经历。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因为家庭变故，父亲9岁时开始独立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出生时家里摆满月酒，父亲朝村里人了借50块钱。父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经常鼓励我，人穷但不能志短，自己在背地里吃再多苦，也要把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不能让人看不起。父亲对我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我的小说里那些贫穷来自亲身体验的话，那么人物在面对贫穷时展示出的坚韧和执着大都有着父亲的影子。关于的内心焦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内心焦虑，每个人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比如孤独、恐惧、紧张、猜忌等等。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小说就像在做心理测验，我喜欢把谜底用小说的形式悄悄地告诉你。
    桫椤：你提到《马拉之死》和《寻找雷刚》写于10年前，受到先锋写作的影响。其实不只这两篇，《鲶鱼案》《远方信函》也同样有先锋写作的影子。显然，在这些作品中，已经看到你对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先锋”这个词或许与青年写作不无关系，在你身上，我也看到来自“先锋”的强烈影响。其实“先锋”是个过程性概念，没有哪个“先锋”可以永远是“先锋”。
    孟昭旺：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包括比我们早一些的作家，比如“河北四侠”里的刘建东、李浩，他们在谈到自己创作的时候，很多都提到“先锋写作”的影响。“先锋文学”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认识到除了主题、中心思想、人物性格、心理描写之外，文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我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第一句：“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放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一个很棒的开头。当然，随着阅历和阅读经验的增长，我会逐渐淡化这种刻意强调文本本身的写作，我需要为自己不断地打开一扇一扇的门。
    桫椤：探寻事情的真相，是你作品中的主题之一种，而所有的真相都身处迷惑之中，非努力而不得真。你的创作在谋求对沉潜于表象之下的现实真相的剖析，这完全不同于当前流行的类型化写作的方法，你考虑过“文学性”与“可读性”的关系吗？你怎样看待电子时代的“纯文学”写作？
    孟昭旺：嗯，我完全明白你的所指。的确如你所说，我的小说，大都不同于当前流行的写作。我几乎从来不考虑我的读者，因为坦白讲，我并非为读者而写作，在写作时，我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内心。当然，这并不代表我排斥读者，恰恰相反，我非常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有一些固定的读者，但最好不要太多。《春风理发馆》在淘宝网上销售，总共卖出去两本，其中一本是我一个好哥们自愿购买的。两本，这个数量让我感动，也让我自豪。我不觉得“可读性”强或者读者多的作品就是好作品，文学是寂寞的、安静的、接近内心的东西，太喧嚣了反而不好。当然，你也可以用四大名著或者现当代文学名篇反驳我，但你知道，我说得不是那个意思。
    桫椤：在阅读你的作品时，时时感受到你在叙事中的谦逊和规矩，以及在感情表达中的节制，你为那些人物设置了非常好的“对手戏”和命运发展史，他们超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小说的格局和架构开阖有度，充分显示了你对叙事的掌控能力。作为一个写小说时间并不长的青年作者，你怎样在创作中培养技术性能力？
    孟昭旺：谢谢你的夸奖。我认为我的小说还没有达到你说的高度。不瞒你说，面对写作时，我始终是谦卑甚至自卑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我离好作品的距离有多远。谈到技术性这个问题，我记得作家刘建东曾经告诫我，写作要一定要精致，要试着慢下来，假如作品中某一段或者某一句话读者可以跳过去而不受影响的话，那句话就有问题，那个故事的节奏就有问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比较注重“陌生化”，就是让作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这有点儿跟读者较劲的意思。
    桫椤：对你产生影响的经典作品有哪些？
    孟昭旺：我的阅读其实很有限。但我喜欢的作家，会一直追着读，找他的全部作品来读。格非、余华、荆歌，别的好像没有了。
    桫椤：你经常关注当代同辈作家的创作吗？
    孟昭旺：嗯，算是比较关注吧。我要给自己确立一个标杆，就像同班同学，考试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名次。
    桫椤：未来，你的创作有什么规划吗？
    孟昭旺：可能会写一些关于家乡的东西，一个人物系列吧。至于再远的规划，目前我还不敢想，包括长篇创作，有个朦胧的念头，但还需要长久的沉淀，技术上、情感上、阅历上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