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挺火。但相伴而来的是，品质参差不齐。是不是把家族回忆信笔写下，就是非虚构写作？多大程度的虚构是被允许的？非虚构写作的力量到底体现在哪里？似乎并没有说清。
    近来，一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生活写作社群”更是受到欢迎。不少网络付费学习平台嗅觉敏锐，纷纷推出由资深媒体人操刀主讲的“写作训练营”。虽学费动辄数百元，报名者依然成百上千地涌来。其学员背景之多元，让人惊讶昔日“青灯一盏下的孤独与静默”竟如此受拥戴。
    如何看待、解释并展望“大家都来写作”这一现象？这一热流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文化风景？《解放周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导师梁永安来做一剖析。
    与80年代写作热差得很远
    解放周一：作为一位以文学研究为终身志业的学者，您怎么看目前这波“大家都来写作”现象？
    梁永安：目前这波现象还兴起不久，我们对这些写作活动参与者具体写了什么、所写内容在用词和文体上有哪些变化、口语化程度如何，还不怎么了解。但不管怎么说，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热爱业余写作的人就非常多。当然，那时写作之所以热，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还不丰富，于是，写作这样一种文学爱好，就在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里占到很大一个比重。
    还记得1984年，我去四川作协交流。根据他们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当时他们全省光在册的写作者就有22万。
    解放周一：当时符合怎样的标准，会被归到“写作者”这个范畴里？
    梁永安：有给当地文化馆投稿的经历，或者经常参加各种基层文学活动，就可以被归到这个范围里来。在当时的体制下，从作协一直到文化馆、文化局，是热爱写作的人参与文学活动的一个主渠道。22万人，就是从这个渠道上积累下来的。
    直至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重心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很多可以写作的人，或者原来对写作很感兴趣的人，也就忙忙碌碌投入到另外一种人生中去了。这跟文学家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也很有关系。
    1990年、1991年前后，我到江阴做乡村文化调查。在这之前，当地如果有一个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是很受尊重的。但后来就不一样了。比如聚会吃饭介绍身份的时候，假如介绍一个人是作家，大家不再觉得怎么样；如果介绍哪个是老板，大概就引人侧目了。
    现在这波热，尽管还是刚刚兴起的节奏，比起上世纪80年代那种写作热还差得很远，但也能算是某种回升。尤其对作为文化活动形式的写作来说，确实意味着一种回升。
    打通隔阂弥合断裂
    解放周一：根据您的观察，现在这波“回升”中的写作，有体现出什么新意或者特别之处吗？
    梁永安：这波回升，我个人觉得可能由很多方面因素构成。首先一个方面，就是写作作为一个自发性和生命感都极强的活动，越来越被当下的我们需要。
    在经济社会里面，在很多一次性的消费文化里面，人是没什么自主性的，对很多东西都是被动接受。比如我们使用智能手机，看似我们掌控着它，但其实它里面有什么、一个程序具体怎么展开，并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握的。而围绕着手机展开的消费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你要通过花钱去获得一种快乐。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一个追逐者。
    可是，写作就不一样。语言这个东西，有自己的生命，写了上一句会有下一句。从真正下笔写开始，语言会让你写出很多一开始你自己都未曾想到的东西。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觉得生命感很强。今天这个社会生活里充满着匆忙、竞争、各种身不由己的东西，这些能量在现实里疏解的空间不大，而写作，会让你意识到、感受到它们，然后在表达中释放自我、发现自我。
    第二个方面，伴随着社会发展，人在交往上的需求会日渐凸显。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中，以往熟人社会的那种彼此深入认知弱了，人和人之间充满了各种“内”与“外”的区隔。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里，人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和一种对交流的渴望。加上人和人之间实际上在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上，有很多群体性的共性，只是你平时没有意识到。这时，写作就很神奇。它能让你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其他人，跟你走在去往一个方向的路上。
    为什么大家愿意交了费去参与写作社群组织的学习？因为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交往，彼此之间除了学习，也获得了一种能够互相看见、互相交流、互相发现的机会。通过写作活动中的互动、交流甚至辩论，可以对话的人之间因陌生而形成的隔阂被打通，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社会发育的一部分。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写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回过头去看，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代，到后来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再到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历史情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三代人之间，无论是人生经历，还是价值理念、生活方式，都差别很大，代际间的断裂很明显。这样一来，代与代之间就很可能产生某种记忆上的空白或者断裂。
    记忆断裂是件很麻烦的事，会让人无所适从，因为找不到自己的来龙去脉。但写作这个方式就很好，可以让人把自己的这部分记忆更好地保留下来。
    解放周一：这就能解释，为何这几年投入“非虚构写作”的人那么多。
    梁永安：对。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写作都会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可以说，肯定不会，但参与到这种写作形式的人多了以后，就会逐渐积累出一些东西。
    文学写作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它不仅仅可以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对我们国家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写作，把历史进程中曾经有所断裂的部分，那些空白的或者互不贯通的部分，一点点地啮合起来。
    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社会生活给人带来的压力和内心挣扎，每个时代都会有，但每一代人的应对、选择会有所不同。如果这个东西不写的话，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把它写出来，大家就可以互相评论、互相体会。展开精神上的相互连接与关照，文学是最合适的。
    写作背后还有人们对生活的重建
    解放周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能不能说，文学的意义得到了再度焕发的契机？
    梁永安：可以这么说吧，人的感受和觉悟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很容易被一些新的东西吸引，因为它们特别亮眼；也很容易放弃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天然，以至于并不会让你产生某种非常珍贵的感觉。可当你在沉淀以后体会到了，正好可以通过写作，把你的那些感受和觉悟记录下来。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对人自身的再塑造、再发现、再敬畏。事实上，当前这波写作热背后，有很多普通人对个人生活方式的重建。这个重建背后更大的背景，则是当前整个社会正在推进着一场价值观上的重建。
    众所周知，之前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一些近在眼前的房子、车子，就能给人以目标，这些目标甚至还会代替人去做一些判断。但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判断过于简单，以至于掩盖住了更重要的价值判断，以及外部世界的整体丰富性。而如今，比之车子、房子，生活中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被发现了。生活条件不再想当然地被作为目标，生活本身的确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觉知。
    比如，有的人在开过很多名车后幡然醒悟，车的意义就是代步工具，生活中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懂摄影的本质，即便是买遍世界上最先进的器材，不会拍还是不会拍；150平方米的房子，并不一定能够比100平方米的房子，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家庭幸福。
    这时，一个关键点出现了。人们开始意识到，很多物质上的丰富，不见得带来生活品质的提高，只要基本功能满足，我们完全可以把房子买小一点，然后拿出哪怕几个平方米房子的钱，去建构一个自己真正热爱的、更有精神追求的新生活。当这方面的能量一点点被释放出来，“大家都来写作”这种现象出现了。
    今天的写作者需要继续给思维松绑
    解放周一：不过也有人诟病这种现象，说过去的精英写作或者纯文学写作大都下笔谨慎，心存敬畏，如今这波写作热却很随意放松，往往跟着自己的情绪、感情走，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大众写作的质量是否就一定弱一些？
    梁永安：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标准的。比如，你写作背后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是新的还是旧的？现在有些人虽然写得多，但他们对生活的判断和追求，依然还在既有的世俗社会体系里，甚至远远还未走出农业社会。
    可实际上，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人们需要在全球化里获得更能体现出自身个性、特性的价值。而不再像以前，讲究共同性，越符合整体的标准越好。
    与此相对应，今天的写作也应该这样：逐渐地，在一片对写作的热爱里面，互相之间能感受到自己的特别性，能够把自己跟这个世界之间那些独有的对话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这种写作不该是闭门造车或者各说各的，而是一个互相倾听、言说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作者先把自己说服，也在倾听和言说之中，进一步发现并表现出自己的特质。
    解放周一：这跟青灯一盏下的孤独写作完全不同了。
    梁永安：对。这可能也是如今这些小组式写作活动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从一个倾听者变成言说者，从言说者再变成倾听者，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在发生改变，然后在改变之中发现共在性，然后再发声，往更高一度的差异提升。这种发现社会、发现彼此、发现差异的过程也非常有意义。
    解放周一：您本身也在高校教授“创意写作”。您觉得今天这些成长中的年轻写作者，同前几代写作爱好者相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梁永安：以前那些写作的意义来源，很多都是来自一些宏观的东西。就拿鲁迅的写作来说，总有一个巨大的、沉重的黑暗在后面。从他的作品里，你很难得到那种类似胜利感的东西，也无法找出一个可以达到幸福的东西。他的这种写法，不同的个体不断被这个“黑暗”吞噬，很符合当时那个时代对于反封建的要求，但这里面其实是缺了一点什么的。
    解放周一：您觉得缺了什么？
    梁永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充满了困顿，但从他的身体里面，有激发出来一种英雄主义的东西。我不是说鲁迅赋予笔下人物的力量不够积极，当然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在面对时代、面对现实的时候，完全可以开启更多种的可能。
    既可以有像祥林嫂那样的，也可以想象另外一个“祥林嫂”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逃走了。或者，她在庙里捐了门槛以后，发现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悲苦，于是一下子醒过来，展开自己的另外一段人生。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写作一定要给人松绑，让我们既有的那种整体的、模式化的思维有所松动。要让读者看到，人不管遇到什么生存困境，其实都可以有更自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