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小说作品
    在上海时，姚鄂梅的住所没有电梯。这是快递员最不喜欢的，他们不是唉声叹气往上爬，就是没好气，甚至火冒三丈，只有一个脖子上挂着各种数据线、戴眼镜的小伙子，每次都像豹子般一口气冲上来，双手将快递递给她，再一溜烟冲下楼去。他似乎从不觉得累，也从不觉得烦，相反好像有点享受他的工作。有一天，快递员告诉她，那天是他最后一次送快递，因为他找到了新工作。他还说，自己一直都知道，快递员只是个过渡，说不定现在的工作依然是个过渡。
    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无数梦想在熄灭，也在绽放。“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伙子，而那几个唉声叹气的快递员，依然满脸不高兴地在陈旧的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喜欢有梦的人，哪怕这个梦很小，就像一只鸡，穷其一生，也只飞到矮树上。”姚鄂梅说。而这些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快递员，最终触动她写下最新长篇《贴地飞行》。这部近期发表在《钟山》长篇小说专号上的小说，用作家自己的话来形容，是“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
    “姚鄂梅的小说经常关注平凡人的梦想，究竟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碎至齑粉的。她把一个荒蛮的时代切开一个个口子，深挖下去，直到观察到它的毛细血管，然后撕开伦理的面纱，打破各种笼罩的幻觉，不断用故事碰触情感的极限，把七零八落、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重演一遍给人看。”青年评论家项静曾这样评论姚鄂梅的写作。在《贴地飞行》里，作家继续从细微处窥见一个时代的痛处，在日常里道出最深刻的人心。
    记者：《贴地飞行》以几个底层人物为主角展开书写，自然可以归入底层书写的范围。底层书写是近年来的写作热点，但热点也容易造成认知的模式化。然而，在阅读中，这部小说的人物设置还是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比如说主人公杨粒，曾经的乡村教师身份让他有了与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不同的精神底气，也成为他在逆境中不断前行的推动力。但正因如此，主人公会有比旁人更多的骄傲，更深的失落，更痛的感悟。为何会为角色设定这个背景？
    姚鄂梅：在《贴地飞行》中，我写了几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痴心妄想。我认为他们是一个新的群体。最初进城做流水线的那一代人，可能仅仅满足于挣钱，然后寄回去养家，城市对他们来说，跟山里的煤矿没有太大区别。《贴地飞行》里的主人公们则不同，他们是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几乎是农村的精英，但农村不能为他们提供舞台，农村没法留住他们，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需要更多养料，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地跑进城里。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有点暧昧，一方面慷慨地接纳他们，一方面又在暗暗地嫌弃他们，但是，正如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一样，他们的人生也是没有退路的，家乡对于他们来说，既不是归宿，也不是加油站，仅仅只是出生地而已，除非实在待不下去，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城市的。如果他们对一个城市不满意，可以毫不犹豫地跑向下一个，一直跑下去。正因为如此，和城市上班族相比，他们的流动性更强，更加不稳定，甚至可以说，他们更加缺乏责任感。
    记者：从小说的命名来看，一面是轻盈的飞行，一面是与深厚土地的无限接近，所以才是贴地飞行。书中的人物无一不想逃离自己的原生状态，但又无一不是被自己的曾经所累。这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困境么？
    姚鄂梅： 这个小说从酝酿到最终形成，耗时一年，对一个长篇来说，不算是很长的时间，因为我对这样的人群很熟悉，我和他们经历相似，从农村到小城，从小城到大城，不同的是，我比他们早几年到达城市，并且非常幸运地成了一个证件齐全、拥有身份的城漂。这些证件令我在缓慢往前爬行时有个最低保障，有时我觉得我就是杨粒们从老家出来的大姐姐，我猜杨粒们也一定很希望生活中能有我这样一个姐姐，姐姐等于是他们在城市这个庞然大物身上钻下的一个口子，没有这样一个口子，他们对城市的了解可能永远止于皮毛，永远只能在城市的表面行走，即使服务一辈子，也无法真正融进城市，我觉得这才是杨粒们的人生困境，他们可以在城里献出一切，但城市对他们的一切并不稀罕。从这个意义上说，《贴地飞行》里的“地”就是城市的生态。城市是高傲的，不单单对杨粒们，对各个阶层都是如此。只不过，杨粒们更加脆弱无力，因而体会到更大的压力。
    记者：女作家难免会被冠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在以往的写作中，你也塑造了不少成功的女性角色。在这部小说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袁圆这一角色。她在与旧家庭决裂之前的形象，和热播电视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有重合之处。在“重生”后，她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都市或乡村女性的性格。你如何看待这个人物？
    姚鄂梅：袁圆这个人物最初并没有这么重的戏份，一开始我只想写一个在城里左冲右突的男人，如何为了生存而不是出于寻找激情的原因，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焦头烂额的故事。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等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一部传奇，但表面上他们特别简单，他们的人生是分段规划和计算的，缺乏整体性，盲目，不计成本，从这一阶段到下一阶段，很多衔接被他们快刀斩乱麻一般粗暴切断。
    当我写到袁圆用极端的手段制造自己的“重生”时，我一下子爱上了她，她从家庭的压榨中觉醒过来，走上了反抗之路，她是有能力设计新生的，可惜她碰上了跟她一样有着强烈欲求的男人，当她想要利用他时，反被他利用，像袁圆这么聪明的女孩，应该去跟一个高段位的男人过过手，接受关照的同时还可以学个一招半式，可惜种种因素制约着她，她没有机会碰上那样的男人，这正是袁圆们的悲剧，她只能碰上杨粒这样跟她同样目的的同类。
    记者：这是一个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但无时无刻不弥漫着乡村的气息。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生活在城市里，却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是小说家无论穷尽多少故事都言说不尽的。在当下热火朝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你会如何认识乡村和城市的关系？
    姚鄂梅：城市化是一条不归路，也是一条血腥之路，多少人多少梦想在这条路上被辗为齑粉，这一点不仅乡村体会强烈，城市也一样经历着烦躁不安辗转难眠的痛苦。乡村被切割，人被大批大批地赶往城市，城市的空间被挤压，被侵占。城市别无选择，只有向更大的空间发展，而拓展更大的空间，势必造成对乡村更大力度的切割，这是一个梯级推进的过程，城市的核心圈里依然只有城市的原住民，外来者游移在圈外，更新的外来者游移在更边缘的圈外，城市化首先是从地理上的城市化开始的，真正做到人文意义上的城市化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记者：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几个形容词来固定某位作家的公众形象，但是，从《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真相》到《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1958：陈情书》，成长，女性，历史，金融，家族，乌托邦……你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出人意料的转折。
    姚鄂梅：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只有一个原则，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自己自认为可以去完全了解的事物。
    我最初的写作全凭直觉。从这点来说，写作跟数学很相似，它们都是从直觉开始的，比如几何，你就是觉得这个角和那个角是相等的，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找出证明那两个角相等的定理。小说就是那个求证的过程，后来，写得越多，直觉反而越迟钝，这时就需要理性的思考来帮忙，但理性的东西不好直接进入小说，得有一个化的过程，把理性感性化，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是生硬，就是过了头。
    我比较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个小小的乌托邦，比如《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西门坡》，除此以外，《真相》里那个女孩的特异功能，《一面是金，一面是铜》里那个酷爱滑板的男孩，《1958：陈情书》里的小尼姑慧德，其实也都不能算是特别现实主义手法里的人物，与其说他们身上有何种现实意义，不如说他们身上有一种象征主义。
    记者：你似乎一直在游走，生活过的城市有宜昌、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在不同气质的城市生活，对你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方式可有产生什么影响？
    姚鄂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气质，这个气质决定了你如何观察事物，什么样的事物能让你有反应，跟地理倒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我是个对细节感兴趣的人，有时，跟人聊天，或者听别人聊天，会突然被几句话打动，我会把它存在心底，等它发酵。
    我非常赞同你“不同气质的城市生活，对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方式会有影响”的说法，当我们置身一个城市，在我们熟悉那个城市的语言和路名之前，我们最先了解的其实是这个城市的细节，有了细节就有了可以引路的感觉，有了探索下去的动力。到目前为止 我写过的地域性比较强的小说只有《白话雾落》，当时我认为我是在跟故土告别，现在来看，我真是太浅薄了，人永远不可能跟他的出生地告别，那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难以清除，你可以掩盖，可以假装它不存在，但总有一刻，不经意间，它会冷不丁地冒出来，所以无论你到了哪里，到过多少地方，你的出发地永远不会从你生命史上消除，它会像登记表上的祖籍一样伴你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