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策   尹丽 摄
    
    
    
    
    张策部分著作
    “不像警察”的著名公安作家
    采访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策,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办公室十余平方米,不算大。最显眼的是四个靠墙排列的书橱,里面的书籍整齐地摆放着,它们大多都出自公安作家、诗人笔下。
    “前几天刚整理过”,见《法制日报》记者感兴趣,张策说：“多出来的书,邮去了边远地区的几个派出所……”
    或许是因为眉眼温和,说起话来亲切中带着淡然,许多人评价张策“不像警察”。在公安文化圈里,熟悉他的人称呼他为“策爷”。这是北京人之间的一种习惯性称呼,透着一种亲近。
    多年来,张策创作出《无悔追踪》《刑警队》《派出所》《新闻发言人》《档案》等诸多公安题材小说。同时,他还涉猎影视编剧,与《永不瞑目》《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编剧海岩并称为“国内公安题材编剧两大腕儿”。
    因此,请张策为书作序的作家不在少数。他总是有求必应,并且习惯从作品写到作家,娓娓道来,诚恳亲切,并时常提出一些创作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1992年,张策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发表后,即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是公安文学创作的突破。彼时,还少有作家把目光从人性角度聚焦到警察个体命运和社会生活的碰撞上。
    《无悔追踪》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偶遇一个神秘的教书匠冯静波,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追踪。1995年,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由王志文、刘佩琦、孔琳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由此,更多人认识了作为电视剧原著作者、编剧张策。
    近几年,关于《无悔追踪》的文学评论还在继续,有人称赞这部小说是“警察生命美学的诗性叙事”。提及这些评论,张策笑言：“其实我写完一部作品后,别人如何评价,我并不是很在意……”
    在张策看来,文学创作是一个永远不能停歇的思考过程,而在当年,《无悔追踪》起到“校准了创作思想”的作用。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打印文稿递给记者,这是他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作为个体,警察无疑是渺小的,只是普通人群中的一员。但他只要穿上警服,他就成为了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他将和这部机器一起经受激烈的震荡和高强度的运行,并在这个过程中被束缚,被磨损,甚至被熔化……”
    特定环境、时机下的英雄壮举固然可贵,但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又何尝不伟大呢?张策笔下,许多故事的主角,就是这样充满着生命韧性的警察——正如《无悔追踪》中的肖大力。
    《无悔追踪》之后,张策的《无梦生涯》《命运之魅》等作品也陆续问世。在创作生涯的积淀过程中,个体命运逐渐成为他最关注的内容。同时,他也强调,一个人的命运,是离不开社会的。
    如果从命运的角度来看作家张策的人生,自然也是“随着时代更迭而变幻着色彩”。
    出生于警察家庭,使得张策自幼便对于警察的忙碌习以为常。“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学校教育几乎停摆,但庆幸的是,那时北京的胡同里,“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大把的时间,被他用来去邻居家借书看。
    高中毕业后,张策原本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与大学校园失之交臂。他先是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做了三年的水暖工,后来阴差阳错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
    值得一提的是,与警察生涯相比,在故宫的日子确实短暂,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张策的人生观。一方面,故宫深厚的文化氛围大大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故宫当年那种等级森严、区别对待的管理方式,让生性敏感的他迅速有了阶层的概念,也让他在思考后选择“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
    从2004年年底开始,张策多年担任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一职。他不仅热衷于写作,也扶持别人写作。在各地公安文学活动上,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脑海中仿佛有张详细标注的地图,不论提及哪位公安作家,总能迅速地调取他或她的经历和作品。
    如今,虽已退休,但张策仍在为公安文学忙碌着。退休前,他总是早上七点左右就坐在办公桌前,利用上班前的宝贵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现在,他只要来办公室,还是这个老时间。
    采访时,立夏已过,窗外那棵核桃树浓密的叶子,正奉献给人满眼的绿意。张策从书橱走到窗边坐下,给记者倒了一杯水,然后微笑着开始了他的讲述。
    公安文学过去 现在与未来
    记者：今年年初,您推出了中篇小说《档案》。从《无悔追踪》到《无梦生涯》,再到后来的《命运之魅》《档案》等,是什么原因让您把目光投向了警察个体的命运?能分享一下您创作多年的心路历程吗?
    张策：命运不为人所控制却又左右着人的一生。人能做到的,是顺应命运,争取最好的过程与结局。而个人的命运,是离不开社会的,在社会的大舞台上,个人的命运才会被人关注,才会构成一幕活剧。
    现在回过头看《无悔追踪》,关于命运的思考是有了,但偏于简单,偏于泾渭分明的黑与白。与《无悔追踪》相比,《档案》的内容要复杂而厚重,但创作思想一脉相承。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命运对人心灵的启迪与震撼,是倾注在故事中的情感血脉,也是我的长期思考和人生感悟。在时代的更迭中坚守不变的,是人对既定目标的不懈追求。如同我在小说中所写,这种追求不一定能装进人的档案袋,却一定能镌刻在人的心底,镌刻在历史的墙壁上,成为永不磨灭的档案。
    记者：作为公安作家,您如何把警察的职业追求体现在作品中?
    张策：举个例子,《无悔追踪》其实有三种结局。
    小说的结局是：特务冯静波后来去了海外,给警察肖大力写来一封信,承认自己的身份。当然,时过境迁,他并未得到任何惩罚。改编成电视剧时,因为需要画面感,所以对这个结局进行了改编,写的是冯静波晚年去公安机关自首了。第三种结局存在于我的脑海,最终没有使用,但却是可能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冯静波的身份最终都没有败露,肖大力却为了追踪他而坎坷一生。在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身为重要投资商的冯静波来到肖大力儿子所在的城市。肖大力的儿子也是警察,他在雪夜里为父亲追踪了一辈子的对手站岗……可以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第三种结局,正是职业使然。
    只要在警察岗位上,就会受职业的价值观影响。相比一些作家,公安作家有的话不会说,有的事不会做,在创作上自然也会有体现,不会总想着如何让作品惊世骇俗。
    记者：近年来,公安作家越来越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公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张策：最早期的公安文学,基本就是描述如何办案,很少写到公安人员的生活,更极少涉及人性。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公安文学逐渐从人、人性的角度,不断接近文学本真,由此有了较大的跨越。《无悔追踪》之所以能够引起许多人关注,也是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这样写。
    记者：2016年,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18位公安代表出席,创下历届参会公安代表人数之最。身着深蓝色警服的公安作家,成为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这也是政法界的一道风景。请您介绍一下,公安作家群体是如何形成的?
    张策：首先,重视文化工作是公安机关多年来的传统。其次,相比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工作人员基数大,这也是形成比较大的公安作家群的一个客观条件。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倾诉。警察工作往往都在基层,贴近社会,贴近人情世故。因此,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倾诉的愿望也很强烈。其中一些有文学天赋的公安人,由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记者：除了公安作家之外,近年来,公安诗人在诗坛上表现突出。在您看来,公安诗人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张策：近年,我们在有意识地向社会推介公安诗人。就文学类型而言,在公安系统内,公安诗人水平确实相对比较高。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一点就是,警察职业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充沛的灵感和强烈的情绪。情感充沛正是公安诗歌的特点之一。另外一个特点是,公安诗人的作品关注现实世界,价值观正确,很少有无病呻吟的现象。这其实也是受到了职业的影响。
    记者：公安作家、诗人受到职业的影响而写作,反过来,写作如何影响公安人呢?
    张策：喜欢文学的人和不喜欢文学的人,确实是有区别的。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很多地方单位,感受很深的是：那些重视文化建设的单位,工作人员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带着一点儒雅的感觉。由此,你会感觉到文学乃至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
    举个例子,在一个交警支队,我看到支队党委要求交警们要多读书,要“懂点艺术,会点哲学”。他们还提出一个口号：我们疏导的不仅仅是交通,更是一个城市的情绪。虽说艺术和哲学对于思想素质的提升作用不会立竿见影,但在长期的影响下,会使人养成习惯,养成道德标准,肯定会对执法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
    记者：现在不少公安作家的作品已经走进了大众视野,如《法医秦明》《心理罪》等。您如何看待作品“走红”这一现象?这是否是判断作品价值的重要参考?
    张策：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当下,对于文艺作品而言,“红”还是“不红”,背后的原因也很复杂。
    如今,文学界逐渐开始认可公安文学的价值。我们也成立了全国公安作协,努力为公安作家保驾护航。但是,公安文学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长期以来,公安文学重视作品的政治性和宣传性,但欠缺对文学主体的关注。当然,这一局面近年来已经有了改善,“走红”的作品与作家出现,与此有关,这是好事。其实,在公安作家队伍中,优秀作家相对还比较少。不过,金字塔形的作家队伍分布,也是正常的状态。有不少公安作家从全国范围来看水平并不算很高,但他们在地方文学活动中很活跃,不少还在当地作协担任职务,在一方水土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与公安文学相关的一个词是“法制文学”。在您看来,它与公安文联有怎样的关系?
    张策：以前我看到过一个观点：“法制文学”是随着国家法治进程而出现的,以宣传法制为中心思想的文学。
    现在可能也存在“法制文学”这样一个概念,但我觉得这个提法可能会慢慢消亡,因为当下的现实题材作品可能都离不开法律了。随着法治社会的完善,法律与法律执法者已经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比如,《秋菊打官司》是否可以说是“法制文学”呢?按照它与法律的关系而言,肯定是,但少有人这么说,大家更关注它在文学上的成就。其实法制宣传的意义也就蕴涵其中了。所以,我认为,文学与“法制文学”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记者：如果说“法制文学”曾肩负着某种使命或者说被赋予某种功能而诞生,那么,您认为公安文学是否也有其功能所在?
    张策：在向市场妥协的环境下,宣扬正能量的公安题材文学作品似乎成为了“小众”作品。但如果文艺不能够引导受众,而是一味迎合受众,一切向“钱”看,那将是文艺最大的悲哀。文艺必须要有引导、教化功能,不能媚俗,否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记者：您如何看待公安文学的未来?
    张策：未来,公安文学将越来越融于中国文学的大局之内。过去,公安文学一度是游离的,那是因为创作思想不明晰和创作水平低下。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公安作家是按照文学的规律在进行创作。李晓重、吕铮、刘少一、程琳等,都是公安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个名单,我可以给你开列出更多。
    记者：那在融入文学这个大家庭的过程中,公安文学如何保持自身的特点呢?
    张策：用文学性把警察职业写透。比如作家田耳的经典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就把一位尽职尽责的老警察的心理状态写透了。这部小说也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警察这个职业,永远有挖掘不完的故事内容和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