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祭》，党益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36.00元
    我的许多战友长眠在了高原，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谁来写？我有责任告诉读者高原上发生的一切，也以此告慰战友们的英灵。在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没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现高原军人的平凡与非凡。
    “我19岁进藏，修建青藏公路，西藏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掩埋着我们许多战友。我深爱这片土地，深爱那里的自然风物和人文环境，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先后进藏40余次，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些公路像多情的臂膀，将西藏紧紧拥抱，又像一条条搏动的血脉，联结着内地与西藏。”
    关于西藏，党益民写过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和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还出版过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但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川藏线、新藏线，也包括中尼公路，而西藏的另外两条重要公路——青藏线和那昌线没有涉猎。“不是不想去写，而是一直没敢去触碰这块在我心里最柔软最敏感的地方。”党益民说，西藏是他生命中难以磨灭，不能忘却的记忆。每当他打开地图，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激动不已，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时隔二十年，才写这一段西藏往事？
    党益民：我一当兵就在海拔四五千的青藏线唐古拉山修筑公路，我们先后有一百多位战友牺牲在那里，掩埋在山下的格尔木烈士陵园。部队后来转战到了藏东高原的那昌线，也先后有多位战友牺牲在那里的雪拉山上。我亲眼目睹过战友的牺牲，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的场面，一想起来就让我肝肠寸断，浑身战栗。我不忍心去回忆，所以一直没敢动笔。
    后来上级将我调离高原，交流到了零海拔的辽沈地区工作。站在海边，呼吸着充足的氧气，想起高海拔地区发生的事情，恍若隔世。我曾对驻扎在海边的部队官兵讲：你们在这么好的地方当兵，要知足，要珍惜。与艰苦的高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你们起码不用住帐篷喝雪水，起码有充足的氧气可以呼吸，起码不会担心因为一场感冒而丢掉性命，起码不会担心雪崩突然从天而降。就是这种零海拔和高海拔强烈的反差，让我突然决定写这部书。我的许多战友长眠在了高原，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谁来写？我有责任告诉读者高原上发生的一切，也以此告慰战友们的英灵。
    中华读书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一而再地将它混淆为纪实文学。这种真实感，大概缘于无比生动饱满的细节。既有亲身经历，又有多次入藏采访的深入体会，是否《雪祭》的写作相对轻松？
    党益民：一点也不轻松。我的叙述语调看似很平静、很节制，但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一直在翻江倒海。平静是高原军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在艰苦的环境里，高原官兵已经习惯了忍耐，见惯了牺牲。我用平静的口吻讲述这些故事，符合高原官兵的生活常态与品性。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煽情，不喜欢故弄玄虚，也不想在叙述中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将对战友的深情转化为一种尊重、理解和体谅。
    我用叙述人称与时态的变化，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用刻意的疏离保证叙事的真实。书中的人物不是现实中的“那一个”，是重新组合过的“这一个”，但故事是真实的，细节是真实的，这就是您为什么有“纪实”之感的缘故。小说本来就是弄假成真的艺术，何况我有高原亲历作为创作基础。小说创作的难度，是站在令人信服的真实之上的独特和与众不同。制造真实的幻觉，表达想要表达的东西，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写《雪祭》的过程，我想可能对您来说在情感处理上是一次挑战。因为您既融入了对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又有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能谈谈您的创作状态吗？
    党益民：三年前，我在大连一个海岛部队“蹲点”时，突然产生了创作《雪祭》的冲动。后来上级安排我去“零海拔”三亚疗养，再次勾起我对“高海拔”的怀念，那种浓烈的情感无法抑制，于是便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写起来很顺手，几乎是一气呵成。当时我的感冒还没有好利索，一边咳嗽一边写作。我最怕感冒，一感冒就咳嗽，而且很难痊愈，一般都得折腾一两月。这是高原给我留下的“纪念”。我在高原得过几次重感冒，几乎死掉——高原感冒引起肺水肿而导致死亡并不稀奇，我的肺部受过伤害，留下了后遗症。咳嗽着，回忆着，痛着，写着，这种状态很符合对高原生活的书写。
    英雄主义在和平时代已经被冷落了，总得有人回望与坚守。在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没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现高原军人的平凡与非凡。他们不是不想追求个人享受与家庭幸福，但是职责让他们选择了奉献与牺牲，他们之所以能在巨大痛苦里表现出忍耐与平静，在大难临头时表现出从容与淡定，是因为他们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经历过太多的生死劫难。高原现实中的“死亡”比书中写到的还要多，但我实在不忍心让那么多“战友”死去，所以在最后修改时，我又让赵天成“活”了过来。
    中华读书报：作品以第一人称破题做引子，随后却转入第三人称讲述——在作品结构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党益民：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是由题材决定的，我觉得这个结构适合这个题材。第一人称是为了让读者感到“真实”，况且现实中的我就是从高原走来，带着冰雪的气息。后面转入第三人称叙述，包括倒叙、插叙、自述等多种手法，我认为这种多视角叙述，更能体现故事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复杂多义性。
    中华读书报：开头第一句话：“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既然已经死了，怎么讲述这个故事？
    党益民：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亡灵叙事，而是设置了一个悬念，小说最后给出了现实的答案：当众人以为连长赵天成在执行任务中已经牺牲，战友们为他建起了衣冠塚，他却并没有死，只是被雪崩冲下山谷暂时掩埋，在葬礼即将结束时，他在“满天飞雪中，正一瘸一拐地朝这边走来”。我在创作每部书时，都在极力寻找属于“这个故事”的叙述模式、腔调、句式。只有另辟蹊径，敢于创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创作。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特别精彩，每个人物都让人过目不忘。炊事班长兰洲为改善连里官兵生活，抓雪鸡被冻死；城市兵牛大伟怕苦装病想通过打小报告和行贿改善处境；赵天成对战友兼同乡刘铁手足般的情谊……还有赵天成的妻子、女医生黄雪丽。这些人物不同性格的碰撞非常精彩，栩栩如生。您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写这些人物的？有没有觉得不好把握的人物心理？
    党益民：这些人物是我过去战友的一个或多个的重组，他们想些什么，有哪些喜怒哀乐，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所以没什么不好把握的。在阿里无人区，我遇见过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肺水肿长眠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车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
    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这些平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是有缺点但却令人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个兜”（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但是他们都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一步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