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追溯到40年前。
    20世纪70年代末，当《文学评论》编辑部找到丁帆，希望他能选择一位作家进行跟踪评论的时候，丁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贾平凹。他说，贾平凹是一个鬼才，这个人将来会有出息。
    此后，他很快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论贾平凹的文章。一路跟踪至今，依然在关注贾平凹，也依然是在《文学评论》，丁帆再次发表关于重读贾平凹《废都》的体会，作为文学史的二次筛选。他认为，《废都》写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裂变、精神的分裂，是用性的外衣包裹着的作品。任何国家的文学的高度，都是由它的长篇小说来决定的，而长篇小说的好坏就决定于它对这个时代的脉搏把握是否准确。
    这篇评论稿尚未刊出，就已传到贾平凹处。贾平凹说，他读得很快，停不下来，手一直在抖，他读得很激动。
    “我觉得写得好，一是他站得高，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从中外古今的文学中来展开论述，立意高，故有极强的说服力。二是文章本身充满激情，无枯滞和硬写之痕，很有雄辩味道。三是其中许多观点是20年来评论《废都》的文章中未出现的，独到深刻。此文虽是评我的《废都》，我读出了对我的诸多启示。”贾平凹为此感谢丁帆，也由此认识了这样一个大评论家、文学专家的真正厉害。
    其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丁帆还有作为学者的“厉害”。从1970年代末开始学术生涯，近四十年，关注学术界与现实社会中的变迁，他的个人思想和情绪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一直维系着学术与现实之间的亲和感，既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新鲜感性经验的敏感，又保持学术研究饱满的激情和开放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钻研学问还是率性的随笔，丁帆的文章都有一个“真实”的“我”在。他的随笔写作和学术研究互为表里，体现出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和人生智慧。
    年轻的丁帆热衷于诗歌和小说创作。1978年，丁帆写过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英子》。如果发表了，丁帆肯定会走上创作道路。但是因为当时《北京文学》杂志的主编认为调子过于灰暗被毙掉，从此转向学术研究。
    中华读书报：作家走上创作的道路并非都是一帆风顺，退稿也属正常，为什么对于您来说，退稿有如此大的作用，竟然中断您在文学创作上继续前进的可能？
    丁帆：我下乡插队时就开始做文学梦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既是多元的，又是分裂的，一方面是红色经典的熏染，像“三红一创”、《三家巷》《苦斗》《铁道游击队》这样的国产化的小说成为正统的的主菜单，但是比这个档次更高一些的红色经典则是苏联的二战题材作品，无疑，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英雄主义作品，我们的“英雄情结”就是在“战歌”声中形成的。还有一个让人习焉不察的“英雄主义情结”汲取渠道就是中国传统话本小说的滋养，《水浒传》《三国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江湖侠客气，却是在这样的话本小说中偷来的。
    而另一个启迪我们的文学意识的作品是欧美名著，《牛虻》《红与黑》《茶花女》《名利场》……是我们插队期间的精神主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营养，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价值观的分裂与悖反。
    开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是在插队期间，后来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时还创作过中篇小说，不过那时我的价值观尚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一方面是要迎合时代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又得想写出一点与众不同的小说，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我拿到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时，上面刘心武的《班主任》让我感到十分吃惊，于是又开始写那种“灰色基调”的小说了，把六年插队生活浓缩成了一部“苦难+恋爱”的短篇小说，投向了当时有名的《北京文学》，当然，这之前我写过许多小说投过各个省的文学杂志，换来的都是编辑一顿赞扬而不用稿的谆谆教导。而这次《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来信告诉我二审通过，只等主编终审了。那时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但是最后等来的却是终审判处死刑的通知。于是万念俱灰，便下定决心结合现当代文学教学做研究工作算了。
    去南京大学进修一年，一年期间我天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读了大量的资料，也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投给了顶级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可见当时的野心有多大了。谁知道在编辑的反复修改意见督促下，文章竟然在1979年的第5期上发出来了。近四十年来，每每回想起这段文学历程，真的是十分感慨，倘若《北京文学》发表了那篇如今看来是十分幼稚的“灰色作品”，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不知能够走多远？但是，自那一篇文学评论处女作发表以来，我则永不回头地走到了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的尽头，虽然我始终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二流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坐标位置上，但毕竟在这条道上坎坷不多。历史往往是十分吊诡的，我不知道如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自己有着怎样的前程。
    中华读书报：您是1979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评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及贾平凹小说的艺术描写等等，那个时期您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风格？
    丁帆：那个时期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时间节点上，南京大学人文学科也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潮的涌动之中，我每天都与董建老师在教研室里讨论着许许多多文化和文学的思潮、现象。我很快写就了《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寄给了《文学评论》，没有想到的是责任编辑杨世伟先生亲自南下到南京大学来与我谈修改意见，让我十分激动，文章发在第5期，那时的《文学评论》只有不到一百页，薄薄的一本杂志犹如千斤重。那时我对布封的“风格即人”的观点十分激赏，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各种悲剧美学理论，包括尼采、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加之以前上课学习的马克思悲剧历史观，虽然只是皮毛性的理解，但是毕竟有所启迪。总的批评风格大抵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
    中华读书报：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就提醒自己规避有“术”无“学”的学术研究，恪守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这在当下文坛似乎很难做到。您是怎么要求自己，又是如何做到的？
    丁帆：所谓的“有术”就是对形式层面工具性和器物性的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光有这样知识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是远远不够的，而“有学”则是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将其重新锻造成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批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成为有自洽性的逻辑体系，这个高度十分艰难，但是，这是每一个批评者的目标，尽管我做不到，可是我努力地接近它。
    中华读书报：2014年，您当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丁帆：做这个会长是勉为其难，我何德何能？但学界各位同仁对我的信任，让我不得不考虑为大家做一点实际有效的工作，所以，任职以来，我规划了每年一度的中国现代（含当代）文学的研究分析报告，与我的助手（学会的副秘书长赵普光）一道撰写分析报告，这样的分析报告有助于学界同仁站在一个高度来反观自己的学术研究格局，以利于适时的调整自己的研究路径。最近我们又进一步做了关于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立项项目研究的分析报告，旨在为同仁们提供一幅全国研究格局一盘棋的鸟瞰图，这些工作我们将不断进行下去，我的脑子十分清醒，一个学术团体的存在方式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研究和交流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上的负责人要做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丁帆：急功近利、浮躁肤浅、趋名趋利是学界的普遍现象，这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界存在的弊病，也不是个别学者的行为，反躬自省，包括我自己在内，似乎再也回不到80年代那种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治学境界当中去了。这种可悲的现象让我们的学术质量普遍下滑。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是空话。
    丁帆认为，走向城市已经成为人在物质生存状态中的必然选择。作为一首对农耕文明礼赞的无尽挽歌，作家能够看清楚这种文明的颓势，将会给一种新的文明提供一次进步的机会，就是文学理念的巨大历史进步。
    中华读书报：中国乡土小说研究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是一个重头项目。您持续在这一领域中钻研，最大的收获和发现是什么？
    丁帆：我始终认为，要真正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你一定要深入到农村去体会，才能从感性的经验中获得理性的归纳。六年插队的生活让我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这块土地上。看乡土社会的沉浮，就能够测出中国社会的温度，而百年来许许多多描摹这块土地上人和事的作家，究竟能够在思想和艺术上将它写得有多深刻，如何将此上升到哲学批判的高度，应该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打开这扇重门的钥匙。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我在这块土地上收获的是一个人文学者应该持守的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能够用一双内在的眼睛穿透一切艺术形式看清何为伪乡土文学的本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现代作家中乡土小说写得最好的有哪些作家？
    丁帆：从1912年到1949年，最好的乡土文学作家是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吴组缃、台静农、卢焚、李劼人、周立波等，1949年以后，应该是赵树理、柳青、刘绍棠、高晓声、古华、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路遥、余华、阎连科。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作家在乡土小说写作上的成就和不足？
    丁帆：中国当代作家的优势和劣势是一种二律背反的吊诡现象，一方面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过乡村生活，丰厚的生活积累成为他们在题材选择上的天然优势；但是当他们没有另一种文化和生活作为价值观念的参照系的时候，他们的写作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对生活的直接描摹。只有他们走出了圈养他们的那块土地时，才能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翱翔。生活与视界是乡土文学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只有同时获得这两种资源，你才能成为一流的乡土作家。
    中华读书报：当代作家中，不同年代的作家对于乡土小说的看法和写作均有变化。孟繁华有一个论断，认为随着乡村文明的崩溃，“乡土文学的理念已经终结”。您以为呢？
    丁帆：不同代际的作家对乡土题材的处理当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所接受的主导性的文化密码是不同的，也就是文化基因是不相同的，当然写出来的东西也就不同。同样，生长在不同的空间中，也会造成他们的差异性。但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并不能够充分证明“乡土文学的理念已经终结”。毫无疑问，乡土经济的溃败已经是中国社会不争的事实，农村宗法社会秩序的解体，也是显见的现象。然而，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它的隐形统治方式还在延续，只要乡与土还在，只要那个顽固的意识还在，乡土文学就未终结，我们盼望着它的终结，到了那一天，鲁迅的思想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丁帆认为，当下的批评环境并不乐观，尤其是消费文化的魔指伸进了批评界，许多评论文章就显得十分暧昧与可疑。作家对评论认可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家失去了批判的锋芒，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因为对知识分子问题上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和坚守，那么您做为批评家的时候，是否更为严苛和尖锐？
    丁帆：当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就是所有人文知识分子所应该秉持的价值立场，这是一个十分高的标准和要求，正因为我们太缺失了，所以，有坚守者就十分不容易了。作为一个批评家就应该面对一切文学现象做出最公正的独立判断，包括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别林斯基对果戈里的严厉抨击就是知识分子良知的显现，他以公正的价值观彰显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应有的立场。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批评家最难做到却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我想清理自己几十年来的学术，究竟哪些错误是值得批判的，这样才能完善自我，只有不断完善自我，才能去担当批评的职责。所以，这20年来我提倡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否则第三次启蒙就是一个虚妄的词语。
    中华读书报：您的评论所关注的领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您认为做评论最难的是什么，对评论形成干扰的因素有哪些？
    丁帆：我所关注的作家作品领域，因着作家创作和思想的变迁，许多作家落伍了，许多作家变异了，许多作家先锋了；我所关注的批评领域和文学史领域，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分化。现在还不是总结的时候，只有待到暴风骤雨过后，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人和事的本相。
    中华读书报：不同时期对同一部作品的认识是否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您又是如何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
    丁帆：不同时期对一部作品的认识是在变化的，因为你和作者都受着那个“时代统治思想的统治”（马克思语），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
    判断一篇作品的优劣主要是看一个批评家的学养积累和价值观的正确，而非主要依傍方法的新奇。我始终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只要不离开人性的母题，你的价值判断就不会出大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评论工作40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丁帆：作为一个批评家，最好的状态就是与作家保持距离，最好是不要交朋友，批评家最自由的状态就是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去批评，不受外界任何干预，但这在中国很难做到。
    文学史从现代和古代的划分，分水岭是在民国的1912年。1912年到1919年，这7年到哪里去了呢？丁帆的《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的这七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成为热点。
    中华读书报：您的《新旧文学的分水岭》被《新华文摘》转载。这种大文学史观在学术界有何具体影响？
    丁帆：是的，这篇文章反响甚大，这种断代方法其实是十分守旧的，回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依傍政治社会史的方法，按照朝代更迭纪年划分文学史断代，虽陈旧，但是也不无道理，因为每一个朝代更迭，都会有新的文学元素的植入的，尤其是民国进入现代社会后，其现代性触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共和国文学的确立则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模式。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观点而已，你不能强求别人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有争论学术才能有进步。
    中华读书报：您对新时期文学地图的描绘分为三种形态，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成为中国梯度型的文学地图，这样的分法，其合理性在哪里？
    丁帆：这是20年前写的文章，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版图格局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仍然有效。从表面上，这是一个经济发展梯度的不平衡状态，其实也是文化和文学观念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这样的一种文化地理版图的模型，主要是让大家宏观地把握三种不同的文化语境对作家和评论家的影响，让大家的对话当中，清楚自己与对方的位置，有助于沟通和理解。
    中华读书报：您还主编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可否具体谈谈其价值和出版的意义？
    丁帆：这部文学史是我与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在本世纪初就完成的一个课题项目，尤其是马永强担任的工作最多也最繁重，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严谨的学者，因此，这次我们专门去西部进行了考察，并对原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增删。此书出版十几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对当下西部文学的创作和评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修订再版此书，也是因为看到了它的学术含量和社会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