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
    
    
    
    答题者：李佩甫
    提问者：刘雅麒
    时间：2017年5月30日
    受访者简介：
    李佩甫（1953- ），河南许昌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城市白皮书》、《羊的门》、《城的灯》，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2016年凭借《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李佩甫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平原客》于2017年第3期《花城》杂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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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客》是你获茅奖后的首部长篇作品，与之前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相比，这部作品在创作上有何延续与发展？
    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
    我曾经说过，我是写“平原”的，我写的是“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把人当“植物”来写。《平原客》既是我抒写“平原”的继续篇，也是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平原”精神生态嬗变的一种研究。过去，我写底层人物比较多，关注的多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这个作品应该说是对这块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种研究。我研究的是一批“潮头人物”，这些人大多也是从社会生活的底部冲杀出来的，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机遇”，于是，他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如副省长、市长、县长、局长、亿万富翁、号称“天下第一审”的破案高手，以及穷凶极恶的杀人犯等等。我想说的是：“植物”在发芽的时候，都是向着阳光的，可长起来就不一样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它们为什么长成了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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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客》的创作缘起和灵感来源是什么？
    应该说，《平原客》的小说素材得来非常偶然。我说过，平原上的几个县份是我的“写作领地”，我几乎每年都要下去走一走。我下去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找写作素材，而是想与不断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离得近一些，补充一下新的感觉，激活一些记忆中的认知。
    大约十多年前，我跟朋友偶然路过一个村庄，中午是在一个村长家吃的饭。村长告诉我说，本省的一个副省长就是这个村的。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个好人，可他家的“风水”不好，盖房时盖到坑里去了……可就是这个副省长，却刚刚因杀妻案被判处死刑。于是我记住了这个事情。记住了并不等于可以写作。又过去了很多年，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慢慢地发酵。我一直想研究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尤其是多元化时期人们的精神嬗变过程。我为这个想法准备了十年的时间，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生活素材，直到三年前，我找到了“花客”这个“切口”之后，才开始了《平原客》的写作。这个长篇准备时间长，写作时间用了两年多一点。从表面上，这是一部带有“反腐”意味的作品，切进的生活面比较广泛（比如那位审讯专家我关注他的时间就更长一些），所以在素材的使用和剪裁方面就比较吃力。此作牵涉的事件、人物太多，枝节也多，一是怕写散了；二是怕写成一部纯破案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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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己也当过车床工人，但你似乎对乡土题材更感兴趣？中国农民的什么特质最吸引你？
    是乡村给了我一个视角，一种童年才会有的记忆方式。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他的一生。
    是的，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这是一个小城市，我家的所有的亲戚大多是农民。我记得，有一次，天已经很晚了，有两个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进门对我母亲说：姑，没拿啥。他们手里提的是两串用毛草拴着的蚂蚱，就那么用手举着……
    我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样子，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都会背着书包到乡下的姥姥家去。姥姥的村子离城有二十多里路，由于年幼，我常常要走一个下午，到天黑时才会走到姥姥的村庄去，为的是能吃四顿饱饭。那时候乡下也开了食堂，我一个乡下的表姐会把我领到田野里去，就地偷掰一些红薯、玉米，在地里挖一小土窑，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地就吃了，很香。另外，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也都是在乡下的姥姥家度过的。那时候，父母都要上班，没人管我，只好把我送到乡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我就跟乡下孩子一模一样了，夏天里也光身子穿一小裤头，跟他们一块去地里割草……但我毕竟是从城里来的，就比他们多了一个视角。多年后，我给他们总结了十六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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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给你四十余年的创作划分阶段，你会怎么划分？每个阶段的创作特点分别是什么？
    我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写作的。我从1978年发表作品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编故事的阶段，那时候到处找素材、编故事，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所以写得很苦。记得1976年年底，我的一个短篇被《河南文艺》采用了，他们通知我到省城来修改稿子。可我来到省城之后，八天时间里修改了八遍，却越改越糟糕，最后狼狈逃窜。记得当时的编辑告诉我一句话：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咋说你咋改改不好，你得用自己的生活。我记住了这句话。
    我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5年开始的。1985年我写了一部中篇，名叫《红蚂蚱、绿蚂蚱》。这部中篇发表后，先后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后又被收入当年的各种“年选”。这篇小说算是我的成名作，就此我明白，我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就是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只有把故事和人物放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里，你才能左右逢源。
    我写作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1990年，我先后在《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时代生活》发表了三部中篇，并先后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奖、《上海文学》优秀小说奖。就此，我才算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那就是广阔的“平原”了。占有了平原，先是具象的平原，那就是豫中平原，后来就是我心中的“平原”了。一直到1999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之后，我的写作方向才算真正定位了。
    在这个时期里，我给自己的创作总结了三句话：一、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二、语言就是思维（意思是：文学语言不是文字本身，是认识问题。认识大于生活，认识照亮生活）。三、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写作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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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遇到瓶颈时，你会如何面对？
    我这个人写东西有个习惯，就是必须得找到开笔的第一句话。尤其是长篇创作，每每找到了“第一句话”，才能找到整部作品语言行进的方向。所以说，开笔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为这第一句话，有时需要等一个月，有时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比如《生命册》开笔时，就因为没有找到“第一句话”，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言情绪，写了八个开头，最长的写到八万字，都废掉了。
    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命运会发生变化，写着写着他就不听指挥了，写不下去了。比如《城的灯》，我写到一半时，文中的“刘汉香”就不听指挥了，原有的设计和构想起了变化，怎么都不对了。于是我停下来，停了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勉强把“气”接上，就只好按她的轨迹走了。
    第三是“文本”的问题。这不单单是结构和文字的问题，是认识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思维方向的问题。敢称之为“创”作，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家们人人都会遇到的最难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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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自己对家乡河南的感情很复杂，能谈谈这种复杂的感情吗？
    我喜欢读县志。在一些年份里，我发现，从历史上说，这块土地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一个词叫“逐鹿中原”就是很好的注解。由于这里一马平川，最适于人类生活，同时又无险可守，战乱一起，杀气很重，人如草芥。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原始的痕迹了……所以这里既是历史上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地方，也是经过历年战乱后，“羊气”最重的一块土地。所以，我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总结了十六个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择手段、生生不息。这些认知和感觉，我都用在作品里了。
    是的，对家乡，我感情是很复杂的。搞文学创作后，我在省城住了三十多年，傍晚散步时，每当我看到那些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饭的民工时，我就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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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童年时代，姥姥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童年里，尤其是假期，我常常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姥姥家。在姥姥的乡村，我是个“外人”，很孤。那时，几乎对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中年人都要喊“舅”。一个孩子，每天要面对许多个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舅”，那种陌生是很刺激人的。那一张张脸就像是课本一样，一页页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姥姥不识字，眼已半瞎，每天两手摸着做饭，还要挪动着一双小脚上地里干活。可姥姥的“瞎话儿”每晚像月亮一样准时出现在我的耳畔，直至我入睡。姥姥虽然不识字，却知道很多“古今儿”，还会背很多戏文。姥姥所说的“古今儿”里既有很多民间的神话故事，也有家长里短。那就像一条河流，童年里，我就躺在这样的一条河流里慢慢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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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原》杂志的编辑工作对你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
    我在《莽原》当编辑大约有六七年的时间。在《莽原》可以说我有两大收获，一是文字的规范和校正。初到《莽原》时，当时的主编发给我一本《编辑手册》，这本手册后来我已经翻烂了。另一方面，编辑工作让我开阔了视野。有这么一本面对全国的省级文学刊物，你要面对全国各地的来稿，要联系你所分管地域的作家，还必须得知道当代文学的水平线在哪里。从业务上说，对当代世界文学的进程也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每天的阅读量非常大，是好是坏通吃，吃了还要说出个“一、二、三”，所以编辑岗位可以说是作家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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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时候迷上阅读的？不同阶段对书籍的偏好有什么侧重？你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是什么？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往上数三代赤贫，没有识字的。自我记事起，家里唯一有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皇历了。由此，当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已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所以，从童年始，凡是印有文字的东西，能找来的，我都会找来看一看。也正因为家里没有识字人，他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也就没人干涉我，给了我阅读的自由。因为我看的都是大人眼里的“闲书”，正是这些“闲书”丰富了我的少年生活，我一下子拥有了一个极为广阔的世界。到稍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已有了四本借书证：县图书馆的、市图书馆的、工人文化宫图书馆的、地区图书馆的，还有民间的（我乡下一个表姐在乡下四处给我找书，大多是些古书），以及“文革”中被一些学生从学校图书馆偷回家里的……但是，在这段自由阅读时期里，使我养成了许多坏习惯：一、我长年躺着看书。二、读书不求甚解，完全是凭兴趣阅读，看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撂掉了。三、由于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当时有好多字还不认得，所以多年后，我在读音上还有许多“白字”，中学时期也曾被同学笑为“白字先生”。
    后来，由于广泛阅读的铺垫，我成了一个“吃货”，吃着吃着嘴就吃“刁”了，往“高、精、尖”上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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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如何排解负能量？
    吸烟，喝茶，散步。或是先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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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最看重朋友的什么品质？
    我这个人比较传统，还是两个字：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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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忘的梦境？
    早年会做很多梦，梦境五花八门，似乎能看到许多东西。后来出了车祸，左眼受了伤，交叉视角破坏了，就再也不做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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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一个生活中你最享受的时刻/场景？
    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准确的、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表达方式，或是突然涌现出来的好的细节，就会有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很好，很受用。我就会坐在电脑前，点上一支烟，慢慢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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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作为国民精神生活标尺的文学，正一日一日边缘化、通俗化，甚至是垃圾化”，你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一个民族在行进中是需要“灯”的。这是信仰问题，也是国民心理与国民精神走向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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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你现在觉得最难突破的？
    “文本”意义上的突破。我指的不是文字，也不是结构方式，是全新的认知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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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天通常的生活、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未来三至五年的创作规划是什么？
    我写了四十年了。对于我来说，写作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我一般早上六点左右起来，坐在电脑前，点上一支烟，整理一下思绪，开始工作。经过四十年时间的体味，我发现了我的生物钟：一天之中，我的黄金时间是上午。一年之中，我的黄金时间是夏季。
    《平原客》是我的第十一部长篇。写了《平原客》之后，我打算休整一下，写一些短东西。过个三几年，再说写新长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