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跟原著比，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也许还能打个60分，但要以原著为参照，原著长篇小说若能打95分，电影版大概只能得50分了。这个看起来有点触目惊心的落差验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对古老的文学艺术，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浩大、复杂与深沉，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电影艺术时常会遭遇挫败和无力感。虽然长篇小说改编电影并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显然本片并不位列其中。
    刘震云是极少的保持频频“触电”的作家，其作品的影视改编，由电视剧《一地鸡毛》（1995）开始，到后来的《手机》（2003）、《一九四二》（2012），今年更是迎来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的集中爆发。可以说，刘震云作为一个作家的大众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影视的助推。不仅如此，从《甲方乙方》（1997）开始，他甚至还经常在各种影片中以一个刻板木讷、不合时宜的银幕角色出现，包括在这部《一句顶一万句》中，他也一以贯之地以这种形象“本色客串”，这在作家群体中几乎是唯一的。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0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分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大致以民国为背景，讲述后来更名吴摩西的河南农民杨百顺的故事。他在各种营生之间辗转，在家乡延津及周边漂泊，最后被迫带着继女巧玲外出寻找跟人私奔的老婆，在遗失了继女之后，离开家乡从此再未回来。下部《回延津记》以当代为背景，讲述被拐卖到山西的巧玲，多年后其子牛爱国的故事。他在经历一系列情感挫折之后，同样被迫外出寻找私奔的老婆，阴差阳错地回到了故乡延津，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
    刘震云的小说，不论是从叙事方式还是主题角度看，其实并不适合影视改编，《一句顶一万句》同样如此。就像《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那样，刘震云的小说虽然看似有一个主人公，但他往往被镶嵌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当中，网络中的每一个主要节点人物都各有其前史和当下故事，像《一句顶一万句》中有名有姓的角色便超过百人，他们所有的故事，与主人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种不断旁逸斜出、枝蔓丛生，人物、时间、情景频繁变更，细密琐碎的叙事方式，对于以场景为基本单位的影视艺术可以说是灾难，却是文学艺术中独特的个人风格。
    而刘震云真正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成就，是他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对于新写实小说来说，“诗和远方”是靠不住的，“眼前的苟且”才是生活的本质，出走后的娜拉要面临的是真正严峻的考验。刘震云小说所写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蝇营狗苟、琐屑不堪的现实存在，是对于利益、权力的精细算计，对于面子、虚荣的细心揣摸。刘震云是通过形而下来写形而上的大师，所有那些细碎甚至苟且的生活，最终折射出来的却是普世性的作为人类的共同困境，身处文明时代的人类，仍不能摆脱其生物本能和作为社会动物的脆弱性。不论何种阶级或社会位置，不论是机关公务员（《一地鸡毛》）、知识分子（《单位》）、官员（《官场》），还是市井、乡土社会中的底层（《一句顶一万句》、《故乡天下黄花》），不论是在历史还是在当下，喜怒哀乐，世故人情，人人如此，古今皆然，没有不同。
    刘震云用简洁的白描，写出了那些被掩盖的幽暗面，以及幽暗之下掩盖不了的温情和温暖。这种对于人性、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使他的小说在其形而下的外表之下，藏着悲天悯人的形而上情怀。而这种在道德与价值判断上的含混与模糊，对于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善恶分明的叙事法则来说，同样是一个大忌。
    《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同样掩藏在一以贯之的形而下外表之下，它讲述的是人类的孤独感。为了彰显它的普世性和寓言性，小说甚至有意将所有时代性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抽离，显得人物和故事似乎发生在时代的真空当中。除了那些生存的利害与个体的尊严，小说故事与人物的焦点是“说”——健谈，口拙，说人，被人说，有权说，没权说，说得上，说不上，说得来，说不来。朋友、婚姻、亲人，都在这个范围里打转。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杨百顺/吴摩西，牛爱国都不善说，都渴望找到能够跟自己“说得上”的交流倾诉对象，然而兜兜转转到最后仍不可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生指南，而人类注定是孤独的。
    按刘震云的说法，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将原著中的“100头骆驼”减少到了两头，集中讲述下部中牛爱国与庞丽娜的情感故事，同时以牛爱香和老宋的故事为副线，作为改编电影来说做减法是必需的。然而吊诡的是，当这几个人物从那“100头骆驼”的庞大故事背景中脱离出来之后，却显得极其单薄而无趣。刘震云作品最擅长的是将人物放在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从人性、利益、权力、面子/尊严的角度去细腻剖析背后的关系和心理的变化，他的作品绝非言情小说，倒更像是社会政治小说。所以，当影片故事完全简化为牛爱国戴绿帽及其抗争的心路历程之后，原著中那些丰富的寓意与意味便都消失殆尽，显得无力甚至做作。就表现婚姻情感的复杂性、生动性和内在张力而言，别说导演期待追赶的《一次别离》，本片离冯小刚的同类作品《一声叹息》都还差得很远。
    影片虽尽力保持了“说得着说不着”这个原著中关于沟通的主题，但在片中它的表现是无力而生硬的，难以引发观众感同身受的触动。原著中牛爱国与章楚红的一段婚外情其实最具反讽性，他自己也成了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经历懦弱和逃离，这才验证了人的脆弱性，以及小说中关于沟通之难这一主题的普适性。然而在影片中，牛爱国只是彻头彻尾无辜的受害者，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审判者，这无疑极大地弱化了影片的批判与反思的力度。
    事实上，刘震云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不少，但真正成功且有影响力的，全都是冯小刚导演的，这显示了冯小刚对刘震云作品的深刻理解，以及将之电影化的改造和二次创造力度，《一九四二》的改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我不是潘金莲》也同样如此。从此意义上说，冯小刚与刘震云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作为一部文艺小片，这部聚焦小人物情感，人物还算扎实的影片，较之那些徒有靓丽外表的IP电影或许还是更胜一筹的。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大电影处女作而言，结果或许并不算太坏。它的不好，是以小说为参照而言的，磅礴的大海变成了温吞的小溪，小说有多好，电影就有多不尽如人意。
    本片结尾，在火车站撞到出逃的妻子，在接受了一番声泪俱下的告白之后，牛爱国收起了杀人的心思，给她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这句他从章楚红那儿听来的话，似乎成了本片最终揭示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名言。然而，这样一句心灵鸡汤的台词，在那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情感电视剧里可是一抓一大把。相比于原著揭示出来的关于交流与隔膜的人类困境，这句鸡汤真顶不了一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