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文学就是那条河：不同时段天气，呈现不同面貌；在这变化之下，却又隐含不变，使得时光更替，岁月流转，都不至于无序和幻灭。文学精神，就是这静止恒定之物。”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作家任晓雯对于文学的理解几乎是一段诚挚、长情的告白。无论外在如何变化，她始终恪守着这份感情，然后化作文字一点点流淌出来。
    然而她又是无法被标签所固定的，“美女作家”、“才女作家”等称谓只能让她感到尴尬，她只是凭着个人兴趣和关注重心的转移，从小我写到他人，从现实当下写到历史深处。《岛上》虚构了一座充满人性恶的小岛，《她们》勾勒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一批女性群像，《生活，如此而已》展现一个年轻女子前半生的精神困顿，仍在延续中的《浮生》系列则工笔细描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小人物……她无意依靠一部作品留世：“我不是‘一部书作家’，我以后的人生里，也许有几十年要以写作为生，我没有兴趣把自己有限的阅历拿来一遍遍书写。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绵延无尽。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每周写作六天，每天写作三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被各种社交网络诱惑，写作时把手机放到很难够到的橱顶——在写作这件事上，任晓雯态度认真得像个学生。她对于文字的态度也认真得近乎苛刻。近几年的写作中，除了陆续见诸报章，收获了赞誉的《浮生》以外，她一直在写一部横跨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穷尽一个女人毕生悲喜荣辱的小说。2015年，在改了三稿以后，小说中部分片段以《药水弄往事》为名发表在《花城》杂志，随即入选《2015年中篇小说选萃》等选集，并获得了当年《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她并不满足，因为“文字没能让我自己满意”，于是再改——前后总共写了五稿之后，这部名为《好人宋没用》的长篇小说终于尘埃落定，近期由《十月》杂志推出。
    “我要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在这里，国家和时代只是这个小人物的背景色。”
    记者：作品虽名为《好人宋没用》，但“好人”并非寻常意义上贡献于他人的好，名字的“没用”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两种看似有些矛盾的设定却恰恰是主角宋没用身上最突出的特征，可否解读一下这个人物？
    任晓雯：《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一个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想我是塑造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身上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在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明白。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的光芒。
    回想中国现当代长篇，几乎没有以小人物命名一部几十万字长篇的。有《张居正》，有《李自成》，但是他们已是留名于历史的大人物，文学书写似乎只是锦上添花。
    记者：所以你希望关注的是那些被时间掩埋、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
    任晓雯：我的确很想探寻一下，普通中国人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回应苦难，如何看待死亡，他们灵魂深处有什么秘密。所以我要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在这里，国家和时代只是这个小人物的背景色。
    宋没用就是这么个小人物，被历史遗忘了名字，被时代筛漏了生命。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她属于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妇女。这个群体让人联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等词汇，这些词汇却也使得她们形象浑浊。她们是生活的配角，往往也是文学的配角。现当代中文作品中闪闪发光的女性，多是鲜活多汁、泼辣生风、敢于冒犯禁忌的。而我想写的“中国传统妇女”，并非所谓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多年来，一位老太太在我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执拗、敏感、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太年轻，没能怀着体恤之心去爱她。我虚构了宋没用，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
    记者：小说用了很长篇幅描摹宋没用的一生，可以说，她的一生既未经历高峰，也不曾彻底坠入深渊，只是在时光流逝里慢慢生长，被时代洪流席卷着身不由己地漂泊，又一点点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生命力。她既是一个人，又像是很多人——很多在历史中被遮蔽、被淹没的个体。在选择这样一个书写对象时，基于的是什么考虑？
    任晓雯：宋没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她是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两千字意犹未尽，便写成了长篇。我以前写过激烈的故事，以后也还会继续写激烈的故事，但这次就想写个最普通的小人物，其实这很难写。我很喜欢福楼拜的一个中篇，叫《淳朴的心》。我每年都重读，每次都被小说中的文盲村妇费莉西泰打动。高尔基说：“为何我熟悉的简单的话，放到描写一个厨娘‘乏味’的一生的小说里去，就这样使我激动？这里隐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这是对小说家的至高赞美，也是《淳朴的心》反复激动我的原因。其中有技巧的力量，但不仅仅是。费莉西泰的故事，是一个用爱抵抗苦难的故事。直至很久以后，我才能真正读懂，为何福楼拜将这位普通农村老太太鸡零狗碎的一生，与圣徒（《朱利安传奇》）、圣人（《希罗底亚》）的经历并称为《三故事》。卡尔维诺认为，“《三故事》中的三则故事几乎是福楼拜所有作品的精华”，我是完全赞同的。在我看来，宋没用的人生还不够平淡，至少比费莉西泰曲折多了。我其实很想试试写一场完全没有波澜的人生，可惜在中国的每位老人，都经历过巨大变动。因为苦难太普遍，所以我们习以为常。如果愿意搬个小板凳，坐在老人面前，说：“奶奶，你经历过什么，告诉我好吗。”可能会收获非常精彩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机会这么做了。
    “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记者：在你近期的作品中，包括陆续刊发在报刊专栏上的《浮生》系列，以及《好人宋没用》，可以看出作家关注重心的改变：从当下回到过往，从现实场域回溯到上世纪整整百年里的各个历史场景。对你而言，并非直接接触的现实，而是需要大量采访、资料搜集和案头工作下才能形成的过往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其实都有历史，也都有当下现实。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与现实同在的。也许因为历史细节与我们的经验有疏离感，所以才让人印象更深刻吧。写完这两本作品，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掌握了运用资料的方法，“写什么”不会再成为我的问题和障碍。我不是“一部书作家”，我以后的人生里，也许有几十年要以写作为生，我没有兴趣把自己有限的阅历拿来一遍遍书写。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绵延无尽。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记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上世纪70年代生的作家多多少少曾受国外译作的影响，不少作家据此形成的写作风格一直沿袭至今。在你的写作中，却可以看到近年来在书写风格、表达方式上逐渐“去西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改变？
    任晓雯：我也受了国外译作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学的阅读，形成了我小说写作的底色。语言的变化是一步步的。我先把繁复的欧式长句消化干净，然后融入文言，最后再是沪语。目的是想让语言和人物及氛围融为一体。我写的人物多是上海小市民，用“英译中”的叙述腔调难免有点隔。所以力图简洁，准确，中国化。但是这还不够。在叙述历史故事时，我把语言做旧，以此制造年代疏离感。就像用老镜头拍老电影，让镜头蒙一层淡淡的昏黄。其实《好人宋没用》前后的语言有细微差异。开篇是1920年，因为年代久远，所以语言更紧凑些，富含古典意味的字词用得更多，虚词用得更少，年份也以天干地支为计，比如“丁卯年”这样。从50年代以降，中国人的生活境遇与语言习惯变化非常快。我从1920年写到1995年宋没用过世。如果描述90年代时，语言还是如此古朴，未免有些做作。所以我随着书写年代的推移，渐渐减少古语字词，同时增加虚词以舒缓语速，并且在1949年以后，改为以公元计年。
    记者：所以在《好人宋没用》的语言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短句、白描、口语化叙述都是经过反复磨砺才呈现出来的。
    任晓雯：对，在上述语言习惯随着年代变化的基础上，有一些从明清小说里习得的字词用法，我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动词的用法。名词决定了描述的丰富，动词则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往往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所欠缺的。比如《水浒传》中，好汉让店小二多拿些吃的，店小二便“铺”下一盘牛肉来。简单一个“铺”字，让人即刻想象画面：盘子大得豪放，几欲盖住桌面，牛肉在上头满当当摆开着。
    而沪语的融入，也是为了让我的笔下人物更生动。我从来有个习惯：只有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起来了，才敢动笔。当我把上海话放进来，头脑里的人物突然有了不一样的鲜活度。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噼里啪啦说话时，带有口腔气息的唾沫向我溅射而来。《好人宋没用》里，最早的方言不是沪语，而是苏北话，比如“小把戏”这种称呼，就是来自苏北。沪语里面很多都是外来语，融合了英语、浙江话（主要是绍兴、宁波话）和江苏部分方言（苏州、扬州话等）。宋没用从阜宁到上海，正是苏浙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年代，里面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外地人。所以在《好人宋没用》最早的章节里，各种方言和洋泾浜英语都有。写到晚近年代，才是我们当下日常的上海话。
    “写作是艰难的。我满怀问题意识，却又必须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
    记者：对于写作者而言，生存与死亡永远是最终极的书写题材。因为横跨70余年的时间长度，《好人宋没用》中写到了许多人的死亡，有的缓慢痛苦，毫无尊严；有的突如其来，猝不及防。而生存，则像宋没用说的：“活着这件事，好比饭菜端到面前。再难下咽，都得吃光。”你如何看待写作中的生存与死亡命题？
    任晓雯：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就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我用“在我看来”这样的措辞，是因为宋没用是我，又不是我；是每一个人，却又是“这一个”。宋没用不是观念的传声筒，她拥有自己的体验、智识，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写作是艰难的。我满怀问题意识，却又必须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像尊重一个真正的生命那样，尊重笔下的人物。像重视一切工作本身的逻辑那样，重视文学的逻辑。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不过是一根提引着我的隐形之线，让我不至于迷失在中途。
    记者：除了表达方式和书写语言的节制以外，阅读中，常能感受到写作者在情感上的克制，比如书写苦难。穿越动荡岁月的人难免历经苦难，作品中每个人都曾亲历苦难，至少也见证了他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在书写上却极少对于这种情绪加以铺张，反而隐而不发，从细微处见波澜。
    任晓雯：我认为高级的艺术都是节制的。好比优秀的演员，一个眼神或者动作，就能把角色的痛苦欢乐表达出来。那种永远在大哭大笑大叫大闹的演员，是令人生厌的。
    记者：此外，不少青年作家会选择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领域进行创作，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有较高的辨识度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落，而在你的创作路径中，却拥有一条持续生长的轨迹，很少在某个阶段停留。你似乎并未定性，也不愿意给自己定性，而是努力探索着写作上更多的可能性。
    任晓雯：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两点要求：坚持写，永远不满意。我没有刻意改变风格，只是每写一本，都对自己提出更多要求，作品就不知不觉有了变化。我作为青年作家写到了中年作家，以后还要再写成老年作家，老是一个调调多无聊啊。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不停重复，那我就不写了，因为我的想象力和写作事实上已经死了。
    记者：相对于以前的书写而言，《好人宋没用》在情节推进上更为缓慢、叙述绵密，是在书写难度上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这样的写作必定是漫长而耗费心力的。
    任晓雯：一天一天写，每天把规定的时间写足。想想自己正做着喜欢并且擅长的工作，不用熬夜，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不用搞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就很快乐，完全感觉不到什么“漫长”、“耗费心力”、“挑战”之类。所有工作都是不容易的，要感恩，要知足。
    记者：在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之后，近期是否有其他创作计划？
    任晓雯：今年《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都要出版了。目前在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已经完成半本，写完短篇集再会写个短点的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