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列出无数条理由和名人名言证明批评的重要性。这里暂且不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其不重要，依附性甚至是卑微的一面呢？借用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一开始就反复提出的问题，即：“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随着自己的批评生涯进入晚期，我经常在此问题上越陷越深，有时难以自拔。
    前不久，重读特里·伊格尔顿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其中提到20世纪中期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对弥尔顿的批评事件。T.S.艾略特何许人，他被雷纳·韦勒克称之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最为重要的批评家”（连“之一”也没有用），并解释说：“为促进感受的转变、脱离‘乔治时代诗人’的趣味，重新估价英国诗史上的主要时期和人物，他的努力超过任何一位。”而F.R.利维斯呢，在气质和处境上虽然存在种种障碍，“他还是成功地确立了本世纪继艾略特之后最有影响的英国批评家的地位”。（以上评语均见雷纳·韦勒克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2年版，第278页、第373页。）就是这两位英语批评界一等一的高手，以弥尔顿为靶子，展开了几近毁灭性的批评。
    利维斯的批评论著《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虽未见中文译本，但其批评弥尔顿的文章则可以在1992年出版的《弥尔顿评论集》中读到。利维斯生来咄咄逼人，又擅长文本细读。他评价弥尔顿的语言不在特别的表现力上下功夫，而是生搬硬套、虚张声势、拘泥陈规，他的遣词在最糟糕时，佶屈聱牙，迂腐卖弄，尽耍小聪明，冒失的符号飞扬跋扈，把对“知觉、感觉或事物”的那份关注招揽到自己身上，而培育这些东西才是它的本分。弥尔顿枯燥而做作的话语表明，他的媒介切断了与言语的联系———言语属于实际生活的情感和感官肌理，并与神经系统共振同鸣。利维斯的批评沿循的是艾略特的提示。不管是从过去还是从今日来看，两位的批评都是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批评性事件。结果呢？弥尔顿依然是弥尔顿，文学史地位未见动摇，而两位大师级的批评渐渐地被人淡忘。
    七嘴八舌的批评，表面上很有声势，其实逞的是一时之强。20世纪90年代初叶，当右翼批评家指责德里达诱人沉溺于永远没有结果的玄想，无视世界的不公时，德里达的回答是，这个 世界果真像来自左右翼的批评家所希望的那样清楚明白吗？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应了他的大量批评者，这些人嘲笑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和他对流行的无神论的拒不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些庸人嘲笑我的蒙昧主义和我信奉的倒退的基督教。这些愚蠢的人甚至不能想象我已表达的对上帝如此根本的否认……在整个欧洲，人们再也无法为无神论找到如此强有力的表达了。因而，我并非以一种天真的方式信仰并承认基督，我的毛病只在我通过怀疑的熔炉后才出现。”作家的回应之所以有力，那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作为后盾。而某些批评家的言说呢，有的只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自以为是。在某些人的眼中，真理就像地铁 经过的站台，准确而不能有误。
    以上的一些举例还停留在如何对待已被认可的经典之作。更为糟糕的还是那些同时代的批评。如果你批评的是三、四流的或者是根本不入流的作品，那么，批评肯定会随着作品一同被淘汰和遗失，哪怕你的批评写得再好也无法独立传世；如果你评论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经典，那么你的评论也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得无足轻重，并且被日后源源不断的新批评所淹没。难怪本雅明在其评歌德的《亲和力》一文中断言：“同时代的批评无论怎样高屋建瓴，把握住的只是作品的流动不居，而不是沉静的真理，只是短暂影响，而非永恒存在。”本雅明的断言基本在理。想想马尔科姆·考利在1945年写下《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一文时，正值“福克纳的书没有多少人读，也就常遭贬抑”。考利的评论为克服当时这种普遍的不理解和不受欢迎的局面是有贡献的。但当1973年在此篇收入自己的论文集时，已今非昔比，不止福克纳的文学地位已确立，而且对福克纳小说的各方面评论“像密西西比河洪水那样的泛 滥”。考利为此文的重新刊登写下说明和后记，不得不修正自己原有的某些论点。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本雅明1936年写下的《讲故事的人》，原本只是对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的评论，但今天看来，凡从事这一行当的，你可以不读列斯科夫的作品，但作为经典的文论《讲故事的人》不可不读。对此，有必要重复一下，这只是一个例外。
    让批评生来处于劣势和地位卑微的还有很多。比如，一个作家最终以作品说话，他可以坚持自己的美学主张，张扬自己的美学趣味，他可以为一种风格坚守一辈子。而批评家则不同，倘若他以一种风格去排斥、否定其他风格就会犯错。巴尔加斯·略萨排斥幽默手法，他甚至公然地表示“我一向对文学中的幽默手法是完全无动于衷”。这并不影响动摇其伟大作家的地位。但是，一个批评家因此去否定文学史中的幽默手法，那无疑是开玩笑了。
    都说批评家是诗人和艺术家的镜子，他在反映他人的思想的同时，也反映了自己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诗人或艺术家的思想正是他思想的反映。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诗人和艺术家作品中的思想并不那么简单明了与清晰可见，即便如此，思想也不是可拷贝可复制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同是写上海的《繁花》和《朝霞》， 其实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是有着诸多差异的。就算镜子被拟人化，成了目击者，它本来也只能从另一面镜子里才能看到自己。这是一种令人目眩的扑朔迷离状态，导致的结果也只能是分不清彼此。
    不过，镜子说也揭示了批评的依附性地位，批评总要依赖于对象作品和文学现象。甚至他必须面对的是有着不同思想、美学主张，且风格迥异的对象。但再怎么样，一个具体的批评家其丰富性总会受到个人的局限。法国的大批评家圣·伯夫在当时可谓如日中天。欧文·白璧德 在《法国现代批评大师》中这样写道：“圣·伯夫的作品把广度与丰富和多样化结合起来的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没有别的作家能写出50多卷书而绝少 重复的，或绝少低于自己的最好的标准的，即从开始到最后都差别不大。伏尔泰的书也非常多，但到处是重复，并且常常是因年老而造成的重复。圣·伯夫避免重复自己的秘诀是更新自己。他在自己参加的不少于‘十种文学运动和探索’中卓然超群。”圣·伯夫当了四十年的专栏作家，日复一日地评论新的出版物。作为批评家，他留下了几乎囊括当时法国全部文学的评论。也就是这位批评大师，因直到巴尔扎克生命的终结，也拒绝承认这位小说家对整个时代的压倒性影响，最终遭到新思潮的唾弃。
    我的感觉，批评既伟大又渺小，既重要又不重要，既存在又不存在。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观念，如同休谟消灭了心灵与贝克莱消灭了物质同样的灵验。归根结底，批评所操弄的总是“二手货”，它是一种对于人生认知的认识，对于生活的体验的体验。批评的宿命在于，它好像什么都知道，其结果经常停留在略知一二；它从事的事经常是好为人师地指导他人如何写作、如何判断、如何鉴赏、如何阐释、如何评价，结果呢？很可能是毫无收获。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讲的批评，是指针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而非广义的批评。尽管此等批评有着许多无奈和遗憾，有着卑微的前程，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一行当的热爱，几十年了，我的批评作业依然干得有滋有味。
    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打开无数的窗户供人赏析、给人以启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不同、语境的变迁，许多打开的窗户也会随之关上，但这丝毫不影响伟大作品的历史地位。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否认曾经打开过的窗户，其存在与不在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