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
    
    《丙申故事集》，弋舟著，中信出版社2 0 17年5月版，40 .00元。
    小说家。曾两获郁达夫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2016年曾获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等、小说集《刘晓东》等多部。
    丙申年，弋舟写了五个短篇小说。《随园》是一组辽阔的戏仿，诗意奇崛；《出警》看似写警察的行当，实则写人的孤独；《发生笛》和《巨型鱼缸》是中年人对朴素青春的执着怀念；《但求杯水》则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之邀作文，焦聚人的隔阂、痛苦和企盼。
    弋舟把《丙申故事集》看作自己生命状态的倒影，日常坐在电脑前，伴随夏去秋来，花草荣谢。从《跛足之年》、《刘晓东》、《蝌蚪》到《我们的踟蹰》，他的写作愈来愈回归“常情”，接受“此在”的局限。平淡无聊是岁月底色，但局部依然可以倾心砥砺，构建文学的、美学的奇山异水。
    格非说，弋舟的叙事净省、硬朗而准确，同时也拥有珍贵的密度感，这足以使他跻身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的作者行列。像一个工匠，弋舟对格非所谓“密度感”心有戚戚。他力求《丙申故事集》结实一些，而最有效的方法，无非让小说生长于现实的根基，呼应于生活复杂的纹理，与俗情俗事达成亲密的关切。小说家生活在时光里，是生活的洞视者和代言人。
    在短篇小说《随园》里，女主人公杨洁从恋人那儿学会了一句围棋术语：“执黑五目半胜”。每到生死攸关，这个句子就会天启似地钻入她脑海。对弋舟而言，这几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字眼组成了“铿锵而令人难过的音韵”，胡言乱语却无需诠解，一如小说本身。如果一定问他《丙申故事集》想表达什么，他或者也会这样回答：“执黑五目半胜。”
    访谈
    描述什么，什么就变得“特别”
    南都：《丙申故事集》是你2016年写的小说集。你为什么强迫自己一年写一本书？丙申年是不是特别的一年？
    弋舟：强迫着我的，可能不是“一年写一本书”这样的意图，那看起来更接近一个“励志”的抱负。它不是的。这里面所有的动因，只来自于一个小说家的自我要求，来自于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尚未消减的虚构热情和写作能力。它不是一个“全年总动员”式的规划，但确有一个小说家的志气起着作用。丙申年并不特别，就好比米格尔街只是一条普通的街道一样，奈保尔写下了这条街道，它就别具了意义。当然，我不是在自比奈保尔，是说，小说家描述了什么，什么就变得“特别”起来，至少，由此丙申年对我个人构成了特别的意义，乃至，它读出来我都觉得格外好听。
    南都：《丙申故事集》的第一篇《随园》是很出色的短篇小说。是什么触发你想象在戈壁滩上建构一座“随园”？你久居甘肃，对祁连山下的戈壁滩是否抱有和女主角杨洁相同的感情？
    弋舟：首先还是基于小说本身的需要，这个短篇有重要的词眼———“戏仿”，那么，将那座江南的名园建构在戈壁之上，便能够达成一组辽阔的“戏仿”，而“戏仿”一旦“辽阔”，便是我所认为的悲怆。久居甘肃，戈壁雪山这样的风貌必然会潜在地影响我的意志，我之所以不愿将之称为“感情”，是因为，我似乎对之没有一种可被称之为“感情”的心绪。它们亘古存在，我们 的“感情”，几乎无法与之匹配，而所谓的意志，也仅仅是差强人意表达了我对它们应有的敬意。
    南都：仓山居士袁枚在你眼里是个怎样的人物？
    弋舟：一个古代文人，一个典型的深谙中国逻辑的古代文人，聪明极了，但也有害极了。他很“高级”，但“高级”得令我们应当时刻地警惕。
    南都：《随园》里的女主角似乎度过了一个典型的80年代文艺青年的青春期：爱上老师，嫁给诗人，远走天涯……你曾经也有过文艺范十足的青春年代么？“执黑五目半胜”，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
    弋舟：“文艺范”就“文艺范”吧，总比“流氓范”好，但我的青春期没那么“十足”，如果我能够回到青春期，我愿意“十足的文艺范”一回。“执黑五目半胜”，对我而言，是铿锵而又令人难过的音韵，是不需要解释的胡言乱语和肺腑之言，是小说的本意与真谛。
    回到“常情”，接受自己“此在”的局限
    南都：批评家胡平曾说你是很少见的喜欢书写男女情感关系的男作家。《丙申故事集》里有四个故事《随园》、《发声笛》、《巨型鱼缸》、《但求杯水》，其着眼点也都是现代都市的男女情感。你为什么着迷于此类题材？
    弋舟：胡平老师从这个角度进入对我的打量自有其道理，我也愿意将其视为对我的一种期许，但如若说我“喜欢如此”，也许是我们都误判了胡平老师的深刻。我们可以说写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乃至《复活》的老托尔斯泰，是“喜欢”书写男女情感关系的男作家么？实际上，在这些作品中的确充斥着这样的“关系”。我岂敢自比老托尔斯泰？况且，人类不就是这么点儿事情么？说我“着迷”于此，我也没什么可反对的。
    南都：你是否打算尝试在小说题材方面有所拓展？
    弋舟：会有这样的愿望，而且我也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尝试。
    南都：在《随园》和《但求杯水》里，你对女性的内心情感和想法的捕捉很到位。你是否认为自己的写作(包括性格)里有阴柔气质？你介意被称为“男作家里的女作家”么？
    弋舟：到位地捕捉异性的内心情感和想法，大概是对一个合格作家的基本要求。当然，小说家气质各异，这也是基本事实，我的确不怎么“阳刚”，但我警惕这么简单地暗示自己，实际上，我知道我的凛冽甚至粗鲁和粗暴。“男作家里的女作家”，如果被这么叫了，也挺好，没准能让书卖得更好一点儿，但仅此而已，里面必定充满了误解。对此介不介意，我实际上是没有态度的———被误称，可能是我们的常态。
    南都：你在小说的代后记里说，“遇到准确的事实”，几乎是小说的硬道理。作为小说家，时时刻刻都在遭遇一团混沌的现实。你怎么样去“遇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事实，怎么样去“准确”地呈现，以及此种“事实”是否与小说虚构的力量相抵触？
    弋舟：这番话要在一个专门的语境里才能成立和被理解。“遇到”更在天意，“准确”事关能力，而“事实”只联系着忠诚与恳切。我难以说明这组词汇在主客观上如何检验，就好比我无法说明事实与虚构是如何相抵触又如何地一致。既往的经验与范式一旦成为了“经验与范式”，我们都应重新唤醒自己对于“准确”的盼望。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遭遇着的那“一团混沌的现实”，其实就是拜那些经验与范式所赐，它令我们麻木，让我们莫名其妙的自以为是。
    南都：在你看来，丙申年这一年的写作，和你之前的小说写作相比，是否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与你自己的生活经历相关？
    弋舟：有变化，当然也和我的“生活经历相关”。我们活在时光里，它无时无刻不在改造和重塑着我们。这也许就是我所说的“重逢全在天意”。听上去似乎有些“宿命”的消极，但我更想表达的是对于时光的服从。
    南都：你所说的写作上的变化具体指是什么？
    弋舟：我更愿意回到“常情”里了，也乐于接受自己“此在”的局限。
    南都：你觉得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弋舟：读后，它会令你倍感空虚，会令你有伤害感，但它又不致命地伤害你。
    虚无感如影随形，是写作第一动因
    南都：伟大的小说就像一堂人生课，我们从中学会人情世故、道理伦常、爱恨情愁。小说家多半也是资深的小说阅读者。有没有哪几部作品，在哺育了你的写作的同时也哺育了你的人生？
    弋舟：我不太赞成将这些阅读的滋养称为“学会”，让人“学会”什么，是教科书的野心，甚至，我更倾向于认为伟大的小说是将人搞到“不会”的，它动摇你从教科书中“学会”了的，摇晃你的定见，软化你的傲慢。有太多的书给我带来过这样的效力，但如今它们拧成了一股绳，我已难以将它们拆解，一一指认。
    南都：当写作进入中年，是否会突然产生虚无感？比如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尽了，或者觉得小说终究是虚空里建立的楼阁。你有没有怀疑过写作的意义？
    弋舟：虚无感如影随形，这甚至是写作的第一动因，我们抵抗它，于是写作，然后，在写作中又追求着它。什么又不是虚空里建立的楼阁呢？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建立”只推卸给了小说？我怀疑过写作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也许就是在怀疑中确立的。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写下去，就好比我们在对生命意义的怀疑中依然活得兴致勃勃。
    南都：丙申这一年，除了五个短篇之外，有没有同时在写作长篇？丁酉年有什么写作计划？
    弋舟：这一年，作为写作本身，五个短篇之外，我写了一些读书随笔，我还是不愿意将这些写作的行为强调成生命之外的额外“工作”，我更愿意将其视为这一年里自己生命状态的倒影，在这个意义上，五个短篇，一些读书随笔，就是我丙申年生命状态的实录。今年的计划目前没有一个兑现，所以我很难再将“计划”描述成“计划”了。但必须要兑现的，目前看来，至少要写一部儿童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