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小河：您担任了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评委会主席，可否谈谈评委会是怎样构成的？
    英格利什：当时担任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主席的哈罗德·奥根布罗姆（Harold Augenbraum）负责组建了评委会。他首先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主席，然后邀请了作家们担任评委，我是评委会唯一的学者评委。国家图书奖评委会通常由作家组成，因此该奖也被称为“作家的文学奖”——为了作家而设立并由作家们来决定。过去基金会一般不会邀请学者来做评委。奥根布罗姆从2013年才开始邀请小说家之外的人士参与，不过一般邀请的是主流报刊的书评人，也算是文坛中人。我不是文坛人物，这届评委会中其他成员都是小说家，而且其中三位要么赢得过国家图书奖小说奖，要么进入过该奖的决选名单。
    
    2016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评委会主席詹姆斯·英格利什（James English）
    芮小河：那您作为学者评委与其他作家评委对参评作品的评判标准有差异吗？
    英格利什：我觉得区别不大，我们都是认真的读者，他们既是深沉的读者，又是卓有成就的作家。我们在大多数参评作品评价方面观点基本一致，只在少数作品上有分歧。对我而言，文学奖评优的标准包括：“这将是我的同事们在课堂上讲解的作品吗？这部作品会进入课程大纲吗？”由于我们观点一致，没费多大周折就评选出了获奖小说。
    芮小河：2016年共有多少部小说参与角逐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评选活动如何操作？
    英格利什：400多部，我们从5月份开始收到出版社提名的参评作品，6月底前收齐了全部参选作品。基金会并没有给我们指令告诉我们怎么做。9月初评委会选出了10部小说进入初选名单。我和基金会联系，由他们对外界发布名单。10月，我们选出了5部小说进入决选名单，还是联系基金会，由他们来发布消息。作为主席，我是评委会唯一负责与基金会联络的人。在举行颁奖典礼的当天中午，我们一起评选出获奖作品，晚上在典礼上当众宣布了获奖作品。我们在以上节点与基金会联系，而他们不需要和我们联系，他们会为评选保密。
    我们首先按字母顺序把400部小说分为5组，然后分给每位评委一组。每位评委还有一个助理评委来协助，对任何值得一读的作品，助理评委也要阅读。评委和其助手一起来决定这部作品在评选中的前景。接着，每位评委从分派给个人的80到90部作品中挑选出5部优秀作品。这样我们每位评委和助理评委一起要阅读近百部小说。从7月初到8月中旬，6周时间读完90部作品，很艰巨的工作，每天要读两部，确实太多了。我和丽莎·卢卡斯（2017年新任国家图书基金会主席）探讨过改进评选体系，400多部参评小说实在太多了。
    芮小河：出版社提名候选小说有限额吗？我们知道，曼布克文学奖一般要求出版社提名两部参评。
    英格利什：没有限额。比如，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能推荐多达25部小说参评，唯一限制是出版社需支付参评费。其实编辑一下提名很多部作品是一种不作为，或者基金会并不很清楚编辑的职责。因为编辑们希望告诉公司的签约作家们：“我们提名你了，你很棒！”他们可不想让作家知道：“你的作品不怎么样，我们没提名。”编辑希望年轻作家对出版社保持忠心。出版社旗下还有老作家，甚至是非常有名的作家，编辑可不想告诉他们：“你们过时了。”出版社有众多的签约作家，自然想把作品全都推出去参评文学奖，而参评费用对他们不值一提。但这对评委会就不妙了。我认为需要提高参评费以减少参评作品的数量。
    芮小河：您在这么短时间读了上百部作品后有何感受？
    英格利什：虽说短时间内读了很多作品让我觉得很疲惫，但我确实读到了许多好作品。我本来打算能在阅读作品后这样想：“只要读了前25页后，我就能判断出这部作品的优劣，就能决定其能否进入图书奖名单，然后就大可放下不读了。”但事实上，这根本就做不到。
    芮小河：为什么无法快速决断？阅读时的第一印象重要吗？
    英格利什：第一印象当然不那么重要。此次评选中，很少有作品让我觉得只需要读过开头就能很确定地将其置于一旁。大部分参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我必须读完这些作品之后才能知道作家写得好在哪里。我觉得很少有提名小说未达到参评资格。文学奖需要大量有品质的作品参评。参评作品使我对当代美国文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代有如此众多的佳作，如果换一组评委来评选，或许会推出与现在不一样的决选名单和获奖小说。我们作了选择，但未能入围的作品中也还有很好的作品。
    芮小河：评委会如何克服分歧达成共识，推选出唯一的一部获奖作品？
    英格利什：我们基本上无争议，即使有争议也并不激烈。评委会的一个分歧是，有些评委支持通俗的类型小说，而有另外一些评委则不喜欢把类型小说与严肃的文艺小说相提并论。进入决选名单的波莱特·希莱斯（Paulette Jiles） 的《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就是争议的例子。这部作品属于改写的西部小说，动作加冒险，但同时也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要不是评委会中有几个委员欣赏类型小说，这部小说可能就会因为不算是严肃小说而落选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决选名单上克里斯·巴彻尔德（Chris Bachelder）的《重返特别游戏》（The Throwback Special）。这是一部喜剧小说，喜剧小说一般不会被纳入重要文学奖的决选名单，因为通常人们认为喜剧小说偏通俗，不够分量。
    芮小河：严肃的文艺小说与流行的类型小说属于不同的范畴，我想评价标准也有所区别，严肃小说可能以原创性、实验性为其品质衡量标准，而类型小说则通常以可读性、娱乐性为其质量衡量标准。在这次评选中，评委会是以怎样的标准从这两类小说中评选出优秀作品的？
    英格利什：我们作为评委，在评选时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想推选一部重复其他小说的作品。”我寻找具有创新性的作品。但同时，“可读性”对国家图书奖而言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果获奖作品对大多数读者或严肃文学读者来说不具备可读性，那就会让那些热心等待阅读获奖作品的读者感到沮丧，他们不想读那些需要巨大耐心才能读懂的作品。这不是说需要耐心阅读的艰深作品就无法获奖，确实有此类作品获奖了。但是如果你要排除“可读性”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你必须有相当的理由相信你推选的作品别具特色。这届评委会采取了“可读性”标准。我们希望推选出的作品能让读者一读之下，爱不释手，在可读性和严肃性两方面均能成功。
    芮小河：《地下铁道》在获得2016年度国家图书奖之前曾分别受到两位名人——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和前总统奥巴马的大力推荐，温弗里之前推荐的作品也获得过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在推选这部作品获奖时是否受到了名人的影响？
    
    《地下铁道》，［美］科尔森·怀特黑德著，康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39.80元
    英格利什：2016年的获奖作品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地下铁道》在获奖前已经是畅销作品，还得到了温弗里读书会的推荐，具有知名度和读者群。但是，该书的作者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从来不是一个易读的作家。这部获奖之作也并不像读书会推荐说的那么好读。该书封底推介上将其归类为黑奴小说，是有关黑奴获得自由的故事，但我认为这部作品更像是对《格列佛游记》这类经典寓言作品的传承，它超越了个人经历，应当被视为一部历史的、政治的寓言小说。我很惊讶这部作品赢得了广大普通读者的认可，它对广大读者来说有些难度。这也许就是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完美结合而无需调解的一个范例。
    
    科尔森·怀特黑德
    芮小河：您是否认为文学奖发挥着调和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作用？
    英格利什：我想多数年度小说奖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不过文学奖并非位于高雅与通俗文学的中间，而是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国家图书奖在20世纪70年代时，坚持其作为“作家的文学奖”的标准，结果受到出版业界的猛烈抨击。来自纽约的编辑、出版社高管们声称：“获奖作品压根没人读，太难了，太晦涩，文学性太强，我们需要能够吸引广大读者的获奖作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图书奖并不是调和两类文学，而是代表了高雅文学。压力之下，结果在80年代前半期，国家图书奖进行了改革，仿效流行乐界的格莱美奖，设置了许多分项奖，一些具有显著商业价值的作品获奖，奖项滑向了通俗文化的一边。这次又引起了严肃文学读者、评论家、作家们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这种文学奖没必要存在。”结果在1986年国家图书奖又进行了改革，恢复为“作家的文学奖”，第一轮改革结束。但紧接着1987年，国家图书奖因托尼·莫里森未能入选问题又陷入了一场风波。莫里森的《宠儿》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而当时的评委会并不愿意推选一部畅销书获奖，于是选出了一部无名作家的作品获奖。不过这部作品后来也受到了读者欢迎。可见文学奖总是在高雅与通俗文学之间摇摆，在人们看来文学奖要么太精英化，要么太通俗化，这也是文学奖经常引起争议的一个原因。
    
    《宠儿》，［美］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9月出版，25.00元
    芮小河：作为美国两大最具有声誉的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小说奖有何差异？
    英格利什：在管理文学奖方面，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评选方式。国家图书奖各个分项奖均对应设置有一个评委会，评选工作由这些评委会来承担。评委会选出获奖小说，而基金会对评选过程保密。普利策小说奖有所不同。在该奖的评选中，先由一个提名评委会从参选作品中挑选出3部入围，然后再将这3部作品不分顺序提交到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媒体从业者、大学校长等人士组成。他们之前并没有读过候选作品，也许只读了参加决选的作品。委员会成员们虽不是文学专业人士，但他们却有权决策。他们完全可以说：“这3部作品不够获奖标准，我们不能接受。”2012年，以作家迈克尔·卡宁汉为主席的提名评委会选出了3部小说，但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却以这3部作品均未达到优秀标准为由而拒绝授奖，致使该年度普利策小说奖空缺。非文学专业领域人士可以撤销文学专业人士的决定，这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普利策奖的某些评选结果比较奇怪，奇闻怪事也更多些，比起国家图书奖，该奖对文学性强调少一些，但整体上仍是很重要的文学奖。因为普利策奖的公众曝光率很高。该奖是新闻界设立的奖项，各大报刊都会在其首页进行报道，记者们对其关注度很高。
    芮小河：普利策小说奖明确其标准为奖励有关美国生活的作品，国家图书奖设有类似奖励标准吗？
    英格利什：虽然“美国国家图书奖”名称中有“美国”一词，一些获奖作品也与美国相关，以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越战、美国内战、二战、奴隶制等为主题，但评优的标准对我这样的学者而言，则是作品能否进入教学，国家图书奖并未要求参评小说一定是描写美国生活的作品。
    芮小河：您曾经研究过英国的曼布克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被称为“美国的曼布克奖”，您认为两者的差异何在？
    英格利什：曼布克奖是近代文学奖历史上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奖项，在这方面，唯有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可以与之相比。曼布克奖对文坛及学者的吸引力更大，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2016年，保罗·比蒂(Paul Beatty)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曼布克奖的美国作家，他的获奖作品《背叛者》（The Sellout）其实在2015年获得了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但却并不广为人知，虽然这对比蒂个人而言意义重大。而他的作品在获得曼布克奖后，一下就进入亚马逊畅销书前20名。比蒂还因获奖在英、美两国赢得了相当的知名度。曼布克奖可谓“名人制造机”。该奖的管理工作不错，其发展势头很好。我国的文学奖相比之下平静很多。虽然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对文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不及曼布克奖。
    芮小河：重要的文学奖发挥着经典化的功能，美国文学奖对民族文学经典建构发挥怎样的作用？
    英格利什：美国文学奖确实影响民族文学经典的形成。获奖作家被视为文坛重要人物，受邀发表公众演讲、举办讲座和见面会。2016年科尔森·怀特黑德获奖后，他在图书馆、学校这类公共场合的出场费更高了。费城图书馆和教育部门为他在费城的讲座提供了赞助，并向学生们赠送了他的获奖作品。这都是由于他获奖了，人们觉得值得为其组织这样的活动。达到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学校教育，无论是通过中学、大学或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如果一部作品能进入各级教育机构的课堂，得到广泛讨论，就很有可能成为经典。在课程大纲中，也可以见到许多获奖小说。我的确认为这两项文学奖影响美国民族文学经典的建构。1987年，在莫里森未能获奖引发的争议事件中，大约有50位黑人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共同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批评美国文学奖忽视了莫里森的《宠儿》，并指出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是“美国文学经典的基石”。如果一位作家受到文学奖的排斥，其经典化之路就会更艰难。
    芮小河：2016年有两位美国黑人作家分别荣获重要的英语文学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曼布克奖，作家的种族身份会对文学奖评选产生影响吗？
    英格利什：这几年一直有黑人作家获国家图书奖，人们为此而庆祝，尤其我们现在刚选出了一位在种族问题上引发争议的总统。但实际上，在文学奖中更为长久的不平衡问题事关性别，男作家获奖几率高于女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中，仅仅约有15%是女作家，但该奖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了，其他的奖项，如龚古尔文学奖、曼布克奖也是如此。况且在文坛上，女作家数量多于男作家。一般在文学奖初选名单上女作家人数会超过男作家，但最后获奖的却往往是男作家。在过去五年间，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家中有四位是男性，文学经典也偏向男作家的作品。
    芮小河：文学奖评选中性别问题比种族问题更为严重？
    英格利什：不能算是严重，但目前这个问题却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的趋势。文学奖获奖作家在种族方面的差距已缩小，但却一直存在性别不平衡问题。在国际英语文学奖中，男女作家的比率大概是3:2。女作家和评论家们普遍感到，在市场营销、装帧设计、书评视角、书评语言甚至出版社策略上，女作家得到的待遇与男作家均有不同，女作家作品被视为仅面向女性读者而创作，而男作家的作品却被视为适合所有读者，具有一定普适性。美国女作家小说的读者近80%为女性，男作家小说的读者则性别均衡。更为不平衡的是小说主人公性别偏向男性。如果女作家要获奖，其作品主人公很可能是男性，比如希拉里·曼特尔笔下的克伦威尔一样有分量的男主人公。男作家较少以女性为主人公，但他们却会获奖。看看重要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主人公的性别，我估计男女比例大约是3:1或4:1。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在文学奖文化和评委会评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在我当评委后，我对这一性别不平衡问题体会更为深刻。在决定初选名单时，我们试图改变这种性别不平衡，有意识让进入名单的男女作家比例尽量持平，但很难，初选名单上男性作家占大多数，到最后获奖者是男作家。这说明性别偏见问题根深蒂固，我们这届评委会也未能免俗。我曾和一位其他文学奖主管讨论这一问题，他告知：“如果在评委会中引入一位非裔或拉丁裔作家或学者评委，而刚好有非裔作家或拉丁裔作家参评，那么少数族裔评委会支持该族裔作家。就族裔、种族而言，评委身份与其评选倾向有着一致性。但性别就不一样了，要使初选名单上男女作家各半，那就需要4-5名女性评委。”也就是说，在评委会中女评委达到多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初选名单上男女作家数量保持平衡。
    芮小河：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流行乐巨星鲍勃·迪伦，对此您有什么看法？为何活跃于文坛多年、成就斐然的美国作家如菲利普·罗斯或卡罗尔·奥茨没有获奖？
    英格利什：我觉得这是明智的选择。瑞典文学院在过去23年间没有授予任何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结果使其自身陷入窘境，因为这种情况与美国文学在世界上受到欢迎的程度是不相称的。美国有菲利普·罗斯等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如果瑞典文学院持续将美国作家拒之门外，就不可能使得诺贝尔文学奖保持其全球影响力并作为全球文学奖标杆。美国文学界规模巨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瑞典文学院在压力之下需考虑颁奖给美国作家，但不是罗斯、奥茨这些文坛上声名显赫的作家，而迪伦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迪伦是近60年来唯一一位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人物。他不仅是流行歌手，他还代表里程碑式的文化力量，是美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在流行文化界中，无人可与其相比。他已经超越了音乐的领域。学术界早就出现了有关其与文学——如与民间歌谣、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的学术文章。迪伦深受美国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敬仰。他的影响力广阔而深远，他的成就不可能得不到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流行乐领域中其他人也可以跨界获得文学奖。迪伦获奖当之无愧，其获奖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瑞典文学院的难题。他们没有推选某个美国作家，而是选出了一位代表巨大美国文化力量的人物。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迪伦使人感到振奋。
    芮小河：这次颁奖是否意味着对文学的重新定义？
    英格利什：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使人们认识到文学是一个广阔的范畴，远不止是欧洲小说。瑞典文学院显示其自主性，可自行决定何为“文学”。毕竟他们还曾选出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家作为文学奖获奖者。我认为文学奖的确发挥着经典化作用，但文学奖也会因为其与早已确立了经典地位的文化人物的关联而增添自身的声誉。就迪伦获奖而言，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为其增添光辉，但迪伦却回报诺贝尔文学奖颇多。我个人认为，瑞典文学院从此次颁奖得到的收获多于迪伦从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的收获。
    芮小河：根据近年来我对曼布克文学奖等奖项的研究，在文学奖的评选中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追随传统，一种是打破传统。
    英格利什：的确如此。确立传统与寻求创新之间存在着张力。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突破了传统，若是罗斯、奥茨获奖，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毫无突破的选择，这也是他们不能获奖的一个原因。现在美国与瑞典文学院之间的“桥梁”已经重新建立，“宿怨”已释。也许未来十到十五年将会再有一两位美国作家获奖。
    （詹姆斯·英格利什（James English）：2016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评委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芮小河：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